如上所言，之所以如白嘉轩（以及朱先生、冷先生）者今天对我们能够呈现出他们“固有的矛盾”（或两面性），而在以前的时代却不会，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转变了的世界——转变了的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这个转变的关口，作者并没有特别提及，而只有我们关联到其时社会历史的“潜在”文本才能得到领会。

白嘉轩摆脱六娶六丧后发家致富是依靠种植鸦片，他仅对村民的询问回答道，他种的是药材，或者是罂粟。之所以这是谎称，是因为村民都知道鸦片的危害。文本里有这样的句子：“如果白嘉轩说这是‘鸦片烟’，他们准会惊得跌个跟斗”；而当罂粟花开，香气弥漫整个村庄之时，“庄稼汉们似乎恍然大悟过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罂粟就是鸦片’”。^[18]鸦片不是本土的产物，是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接受以诈取中国的钱财并以“自由贸易”为名进行“全球（殖民）化”的最早商品。这意味着到了清末，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殖民“现代性”开始渐渐侵入这方古老静谧的土地，大大小小欲望曾被传统的“仁义”所抑制，又被这个以仁义自居的乡绅的利己举动而激活起来。白嘉轩种植鸦片致富，可视为这种“现代性”侵入的象征。鸦片既是西方现代文明撞击中国古老大门的敲门砖，也是这种新的文明带来的“恶之花”，它在族长白嘉轩身上激起的欲望，对传统宗族道德、对“天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尽管朱先生力挽狂澜，及时在白鹿村禁绝了鸦片；但大厦将倾，朱先生独木难支，很快功亏一篑，鸦片还是同被激活的“人欲”一起，在渭河平原上很快如火一样蔓延（这让我们想起了林则徐的经历——统治阶级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在作者笔下，此时的白鹿村还是宁静的，乡村社会秩序如“世外桃源”般安宁与和谐。研究者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秩序的取得来自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县政绅治”的正常运转。^[19]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治理遵循这个模式，他和鹿子霖等乡绅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这个阶层作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承担了皇权政令在乡村社会的传达贯通、乡民利益的保护（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体制”）^[20]、乡村公共事务与乡村公共物品的组织或提供^[21]。模式的运转主要是礼治与德治，儒家思想为其提供文化灵魂，宗族制度则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在翻修祠堂的“整个一个漫长的春天里，白鹿村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

带来变化的是被称为“反正”的辛亥革命。没有了皇帝，这并没有给村民带来今人设想的去除“专制”的喜悦，反而陷入困惑当中。（白嘉轩关心的是秩序的延续：“没有了皇帝，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哩？”鹿子霖则关心自己的利益：“皇粮还纳不纳呢？”）这并非表明他们的愚昧、缺乏启蒙（题材类似的旧历史小说的主题，尤其在五四时期），而是展现一个旧秩序失去、维持社会运转的“天理”不再之下，社会如何有新的规范与“公理”可以有效运行。

其实，此时的社会潜文本是此时的中国处于社会最不稳定、社会秩序最混乱的时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已经失去了管理能力，军阀混战，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民间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之中。在这样情形下，白嘉轩以不变应万变，请来朱先生制定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救世良方“乡约”，并与鹿子霖带乡民诵读。在作者笔下，即使在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之后，在这种乡约的治理下，“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其实，这种不无美化的描述（带有主观性的语句，显示叙述主体的介入）虽然说明了乡约在宗法体制下的作用；^[22]但与其说是“客观真实地描写了传统宗法乡村社会‘仁义白鹿村’民风的淳朴，仁义的道德，秩序的井然”^[23]，不如说这是乡土中国的自我形象、自我标榜；同时也是在九十年代的后革命时代里对于旧时代的理想投射和认同。作者保持这样的理想化叙述，是文本叙述的时代的一种症状。(www.daowen.com)

白嘉轩们试图依靠祠堂守护住宗法的权威，但辛亥革命后的种种社会剧变不给宗法的卫道士丝毫喘息的机会：这个“自古不变”的不受外来影响的“理想态”却立刻遇到实际的挑战。依靠乡约维持的生存平衡只是暂时的。这一时代的文化环境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所避免，或者说不以人意所转移。

很快，白嘉轩的族长的地位受到挑战，权力一向在他之下的鹿子霖当了官，位置倏然在他之上。原来此时，旧式传统的“国权不下县”的状态被打破，传统的乡绅自治在新建立的民国的统治体制下迅速解体，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下沉，中央政权通过一系列新的制度攫取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对乡村社会进行官治。^[24]统治者依靠、利用士绅阶层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实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小说中，家族权力迅速被国家权力所取代。^[25]新的行政机构夺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法制在白鹿原上的地盘。有意思的是，鹿子霖担任的新机构“保障所”的管理者官名却也被称为“乡约”。这个不期然的雷同表明了新旧体制在断裂性之外的某种重叠。“那个穿一身青色洋布制服的鹿子霖，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的鹿子霖。”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制仍然依靠旧乡绅来当统领，变革显然无法彻底。

乱象在乡约建立之前已来：原上出了传说中的白狼，神不知鬼不觉地咬死了家畜。冷先生对这个乱象的诊断是“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宗法在白鹿原上也出现了控制失灵的现象。总乡约田福贤开始作为一股现代政治力量侵入了白鹿原，在此肆意妄为。新的政权当局开始把原先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以巩固政权，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这一背景下，鹿子霖等乡绅迅速加入到“县政”这一轨道上，鹿子霖贪权自私、热衷于仕途钻营。鹿子霖上任后第一件政务就是收缴“印章税”。^[26]这一搜刮百姓的苛捐杂税诱发了白嘉轩亲自策划的农民“交农”事件。这形象地展示了新乡绅进入“县政”的轨道后，土劣化倾向开始显现，保护型经纪人开始有了更多赢利型经纪人的色彩。而旧势力出身的乡镇长滥用职权、贪赃枉法，使国家政权‘掠夺性经纪人’的性质越来越突出。这一事件是传统乡绅治理与国家政权的第一次交锋。尽管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新的国家政权体现出比旧时官僚“开明”的一面：新式“民主自由平等”、“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话语让欲自首的白嘉轩百思不得其解，表明三纲五常的旧律令在一定程度上的瓦解（而白嘉轩原来“胆敢造反”，是以孟子的“暴君放伐论”来作理论依据）。^[27]然而，让“白面书生”出面对他说这些话也暗示这些话语的理想化性质；因此当把银元送到法院院长的太太手里，在革命话语里“该负责任”的人也被释放了。

交农事件之后，紧接着又进驻了由一个排长率领的“白腿乌鸦兵”，他们在神圣的祠堂前进行杀鸡儆猴的射击表演，征收巨额粮食；军阀混战“城里今日来一个姓张的头儿，明日又来个姓马的把姓张的赶跑了，后日又来个姓郭的把姓马的撵走，城墙上的旗儿也是红的换蓝的，蓝的又换黄的，黄得再换成红的”。^[28]而白嘉轩发起的交农事件也导致新乡约鹿子霖的权威受到挑战，两人关系日益恶化，于是他伺机报复。他唆使小娥引诱白孝文，买地拆楼，都是对付白嘉轩的。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统治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之一，所以，鹿子霖的这些行为从更深意义上说，是在挖自己政权的墙角，他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旧时代的掘墓人。这样描写表明旧世界的崩溃最终被内部矛盾所推动。而且现代新观念更与传统文化冲突不断，白嘉轩与女儿白灵的断绝关系就是其一。于是，家族的斗争、党间的阶级斗争、土匪武装的反抗和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战争在这里无休止地展开。在此情形下，原来对家族成员“履行了管理、处罚、团结、安全、教育与情感抚慰职能，为家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乡村宗法组织的解体不可避免。^[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