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人类知识或人的知识，“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认识对象和研究对象是人或者是“人类”，而且是复数的人。只有将人转化为复数形态，才能打通古人与今人，融合生活与历史。布洛赫说，“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这门科学该如何命名呢？……‘历史’这个古老的名词是最为合适的”^[8]。显然，布洛赫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家所阐述的知识并不是死去的知识，因此举了他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故事。当时皮雷纳提议先去看新造的市政厅而不先去博物馆，理由是“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者，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由此赞叹，“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虽然他们的气质有时显得冷漠，但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9]布洛赫在书中也说得非常清楚，每位历史学家都应做到博学，但他不能止步于学识的积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历史就在生活中，这并不是说简单地认为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都有历史的气息。换而言之，布洛赫认为，如果这些事情能从历史中获得意义，人们将可获取人生在某一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

人类生活的悸动在此处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知，我们完全应该努力运用想象力，在古老文本中复活它。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

布洛赫看来，“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是历史学家职业过程的重要部分，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生活有一个千万年的纵深才得以感知，认识到人类一代接着一代所积累的这些知识和看法塑造了人的特质、人类的形象。在此基础上，人们得以了解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得以了解认识各时代、各民族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不同理解，得以了解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变换的因果，得以突破“当代的束缚”，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

“历史”具有时间特性，“时间”成为历史学家洞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利器，也塑造了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时间观。当然，“时间”不是历史学家的特权，但其他学科只把时间作为计量单位，进行工具性使用，很少把时间想象一个抽象单位的连续和具体展开。布洛赫认为史学家的思考是“不可能脱离时间”的，时间是史学家“意识之获得”的基础。他说，历史学称之为“人类的科学”，还显得含糊，需要加以“时间”的定语，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时间中的不同的人”。^[10]布洛赫对此有一个很重要的断语，“脱离特定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11]。也就是说，时间成为历史学思考的媒介和素材，“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换而言之，描述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更为细致的工作是对事件进行编年，以确切时刻建构起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使事件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展现。(www.daowen.com)

布洛赫重视历史学家对“时间”的把握能力，不是说以前的历史学家没有时间概念，而是指出以往史学家对时间内涵的不完整理解。他们往往习惯于王朝更替的历史时间，由政治决定历史时间，沿袭着国家、民族以及行政边界的范围来展现历史过程。布洛赫认为仅此不足以完整地认识历史，他选择了两种有效的历史分期：代际的更替、文明的进程。前者所谓的是一个自然或人群的更替过程，而后者则指社会中总体的物质、精神和结构要素的变迁。从整体而言，布洛赫所强调的时间具有社会化色彩，关注的是整体的关联和条件，或者说是社会时间。

布洛赫诸多研究与“时间”观念联系密切。比如他在分析法国北部小农的耕地细碎化的状况，也特别注重时间要素的展现。几百年来的农业科技发展，足以使土地集约化，但法国北部的可耕地仍划分为许多七零八落的小块，也许社会科学家们会说，“通过民法必然解决问题，改变继承法就能消除弊端”。如果将这种现象放置回历史的长河，询问一个恪守几百年陈规的农民，就不会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现代化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历史的无知会引发对小农行为理解的困惑，要纠正土地零碎化的做法，必须要深入到历史，在时间序列中分析土地耕种模式与生态环境、社会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他认为法国作为国家来研究农业并不合适，因为它有三种不同的土地系统，狭长的小块土地组成的北部开放地带；中央高原由篱笆围起来的种植区；封闭的、不规则的、形状难辨的南部地区。另外，他还以时间构建空间，透视了他所处时代的法国乡村风光和田园景观，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客观痕迹，以及背后所隐藏的王权、农民、封建主之间的斗争，进而看到时间流动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布洛赫指出，这些固定在风景中的客观形态，恰恰说明了代与代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相互关联的、间接的关系。对于时间的分析，布洛赫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12]。在这里，最值得品味的是“潜伏的历史”，潜伏的历史是相比较短暂而激烈动荡的历史而言，在布洛赫的分析中，有那么几种类型。一是曾经发生过的强烈动荡的历史，它是完全可以自古及今的；二是早已经消失的历史，随时可能脱颖而出，还会重现。按照他的话描述，“人的精神状态已今非昔比，人的健康和饮食也同样如此。然而，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多少有点无意识的东西在背后操纵着个人或集体的趋向，它们隐藏在暗中没有被揭示出来”^[13]。布洛赫认为，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中，人的能动性才得以最大的表达。比如在分析宗教神圣性问题时，布洛赫提出了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已不在于耶稣是否先被处死，然后复活，而在于为什么从古到今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受难’和‘复活’。……宗教信仰宛如一个绳结，它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等等迥然不同的特征缠绕在一起”。^[14]

通过研究实践中对“历史时间”有极为精细感受后，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重要技巧还在于对不同时间的感知，“历史学家思考的对象有时是由穿越时光之流的相似现象汇成的洪流，有时则是这些洪流将各种意识汇聚于一点的独特时刻”，不管时间度量的统一发展到什么精确程度，历史时间具有不统一性，因为它是按照历史节奏而变化，具有伸缩性。布洛赫的看法后来转化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史学与社会时间的精彩阐述。他认为，社会时间是创造出来的，一旦被创造，既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社会现实，同时也制约着社会活动。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上以《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等文章构建了“长时段”理论，阐述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他认为，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如果有人想了解1558年或1958年的世界，他就要首先确定力量、潮流和特殊运动的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层次，然后再取得整体全貌。在这一研究的每个环节上，必须区分从遥远的过去即已开始的漫长运动和起源于眼下的短促运动”^[15]。沿袭着布洛赫的思考，布罗代尔对时间结构中的人还有相当明确的认识：

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了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我认为不是。——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无限的远景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它当然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动，只是一半受到形势——这种具有同一标志的多起事件的组群——的激励和推动。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法风马牛不相及。他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