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深深涉及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的合法性。正如布洛赫的书中所写，“历史学的魅力几乎是人人都能感知的，但它的合法性是否因此不言自明呢？”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因为现代社会现象日新月异，以及学科分化导致的新知迭出，历史学作为旧学，在与新知的抗争中，很容易被边缘化。如布洛赫所认识的，“‘历史’是个十分古老的名词，有时使人们感到厌烦”^[2]。所以布洛赫的意图也很明显，他要回击一种科学知识的现实及可能发展趋势，即整个知识体系将历史置于边缘，甚至将其排斥。对于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抗争，布洛赫的表述是，“当然，人们还不至于想把‘历史’这个词从词汇中全删除，即使是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也为‘历史’留下一席之地。不过，要知道，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将历史放逐到人类学科中的一个可怜角落里”^[3]。其实这种危机不仅仅发生在西方学界，20世纪初，中国学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洪业写过《历史在近代学术中之位置》，描述了“史学危机”的情形：

说起来，几乎有二十余年了。有朋友对我说：“‘历史’这两个字，读来有点像‘立死’，乃是要死的学术，不值得研究。”这位朋友所说的话，也有一点理由。诸位知道：历史的内容，向来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从前的人若要做点阅世知人、治国经邦之学，就要读历史。近代的局面，有点变了。要升官，就修政治学；要发财的，就修经济学；要在社会活动的，就修社会学。诸如此类的学术，从前只是历史的支派。现在儿女各自成家，有时竟使历史被视为老朽，大有日暮途穷的状况。^[4]

布洛赫的学术时代出于新旧史学转型期，兰克的政治史研究范式虽然被新史学批判和替代，出现了诸多新气象，但不代表史学危机的不存在。因为在学科转型中，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力也不理想，他自己也感受了史学地位危险状况，“电器时代、飞机时代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理由感到自身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认为，前人对我们已毫无影响可言。在机械论者的心中还潜伏着一种现代主义的曲解：要操纵和修理发电机难道还有必要先精通伏特的流电学理论吗？这种类比毫无疑问是蹩脚的，但它确使不少头脑机械的人接受了这种看法，这时就使人们容易相信：人类的先辈丝毫无助于了解和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5]“一些学者不无理由地认为，完全可以对当代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例如他们以几十年的时限为依据进行分析，并宣称已了解当代的经济体制。总之，他们显然是把我们的时代视为与过去完全脱离的。许多仅仅对历史怀有好奇心的人，也本能地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为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6](www.daowen.com)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开始就强调了“历史的合法性”并对此展开一系列阐述。前人对史学与人类感知之间关系有很多阐述，有人将史学比喻为“仙女的礼物”，认为是人之初在摇篮中的礼物：礼物并不是用来奖励一个人的努力；而正相反，是对那些没有生活过的人的一种赏赐，这种赏赐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可以给他的一生带来幸福或痛苦。历史犹如仙女的礼物，它是人类的一种素质，一种感知自我的素质。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曾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动物就没必要知道自己的历史，这对它们的生活没什么意义。可是人类有精神生活，有自我认识的内在渴求。而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诉诸历史，因为人群构成和进化的线索和法则，埋藏在历史之中。为了找到这些线索与法则，就需要对历史进行总结，使之成为系统知识，所以史学的起源和人类社会几乎一样古老，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所必须依赖的知识体系。这些有关史学合法性的说明，功能性特征较为明显。相比而言，布洛赫主要从史学工作的本位出发来认识史学家存在另一种可能，换而言之，是立足于历史学家进行的细致工作来阐述为何需要从事这种职业及其价值。他说：

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应用技术，只要依次列举那些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诀窍就足以证明这门技术，那么我们的工作可能就很简单，但是，历史学不是钟表匠或细木工的手艺。它是一种以认识的深化为皈依的思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