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业”在德语中的表达是“Beruf”，指的是职业，后来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予以强烈的宗教色彩，强调“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即此事本身无价值，由于神的召唤，去做此事仍是有价值的。由此“志业”被引申为一种有心志取向的职业或者事业，或者说，是一种含有价值意味的职业选择。英文将“Beruf”翻译为“Vocation”一词，则含有三层意思：行业、职业；（对特定职业的）禀赋、倾向、才能；神召、圣召、天职、使命。对学者与“志业”关系有极为深邃理解的人是马克斯·韦伯。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向青年学子发表了两篇很有名演讲，其中的一篇题为《以学术为志业》。这是55岁韦伯作为“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身边思潮所做的回应。

1870年普法战争后，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引领之下，德国完成了工业化。韦伯生于1864年，经历了期间的历史荣耀，但面对因国家主义方式振兴民族经济，却使社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现状，韦伯也在深深反思。他不仅焦虑着“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和“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思考”，而且看到了德国大学教育理念慢慢地向资本主义式的美国大学的蜕变。在韦伯看来，在当时思潮中，信念的颓废还在其次，严重的是思想本身丧失了自信，学者们没有勇气去说明社会的危机。如他在《宗教社会学》的序言中所说的，“当前时髦的热点是在文人身上，而无视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或者说，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往往受到贬低，同‘直观地把握世界的人’所做的工作相比，属于等而下之的职业”。

因此，韦伯认为面对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需要贯彻“责任伦理”的意念，青年要本着“诚实”而非“虚幻”去坦然地接受这个矛盾的价值世界。他所厌恶的，不是统一价值世界的解体，而是出现了一个假冒伪劣的精神偶像。所以他谈及学者操守时，强调教师所应当做的，不是去充当学生的精神领袖，不是立场鲜明的信仰灌输，而是做到“知识上的诚实”，持有一种纯真的学术立场和态度，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在《以学术为志业》中，韦伯说，“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神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关系的知识思考”。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的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其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唯有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韦伯“志业”的陈述指向了“志业”的“学术信仰”的层面，以及一位学者之所以能进行学术研究的底线，令人深思。德里达，这位韦伯去世后第二年（1930年）出生的哲学家，于2001年9月12日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教授志业’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他在演讲中，以“profession”一词指称“教授志业”，其内涵含有了三层意思：“信仰表述”、“志业”、“职业”。这里的信仰指的是学术的信仰，对自己研究领域的信仰。

如此而来，“史学”何以成为一种志业？应是每一位史学研究者所应扪心自问的。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解释。布洛赫1886年7月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1904—1908 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8—1909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2年之后，在蒙彼利埃和亚眠的中学任教。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与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1936）、巴黎大学（1936—1940）等著名学府任教。由于史料的缺乏，比韦伯少24岁的马克·布洛赫（1886年）有无阅读过韦伯演讲，不得而知。从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而论，它受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影响甚深。撰写《论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曾到德国向涂尔干请教，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布洛赫、费弗尔等青年教师有过密集的讨论，并促成了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即后来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创办。韦伯和涂尔干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两位社会学家，从常理推断，不应溢出于布洛赫的视野之外。(www.daowen.com)

布洛赫也许并没有读过韦伯1919年的演讲，但作为一位新史学的奠基人，他有着学术的自觉。一个提问，往往能激发他与韦伯同样的灵感。“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当马克·布洛赫面对小儿子提问时，暂时语塞。但这却成为他一直萦绕不去的追问。他深深地知道，纯真的孩子所问的问题，恰恰是史学存在的理由，或者是历史学的正当性问题，即历史学有存在的理由吗？这是关涉史学要害的命题，也如布洛赫自己所言，一个年迈的工匠如果工作了一辈子，他还在扪心自问，花一辈子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那将是多大的疑惑！因此历史学家对此必须做出解释，否则内心必有不安之处。

在此动机之下，布洛赫有了撰写《历史学家的技艺》的计划。这是一部以生命写成的著作，其中充满着人生感触和世事变迁。1939年，布洛赫52岁，他已经出版了几种主要著作，集中于西欧中世纪历史：《国王神迹》（The Royal Touch）出版于1924年，研究11—18世纪英国、法国民众对国王具有愈合伤口魔力的信仰；《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则是采取现代历史比较方法对比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农村，以分析法国乡村社会特征；《封建社会》是布洛赫研究中世纪的集大成之作。学术生涯和思想的成熟也造就他的个人地位，当时他和夫人及6个小孩居住在巴黎，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此时，他正在着手写作《欧洲经济的起源》一书。但二战开始后，法国沦陷，由于他的犹太身份，1942年开始，布洛赫逐渐丧失研究条件。纳粹抄家使他的部分藏书和笔记、卡片资料和工作手记丢失，家庭生活也处于流连颠沛之中。已经习惯了的工作条件丧失殆尽，他与法国与欧洲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无法进行。以布洛赫本人的说法是，他写《历史学家的技艺》，既是阐述长期来对一些问题思考的需要——这些问题在绝望的形势下又呈现出来，也是对绝望形势提出某种对策。于是，布洛赫放下了原来的研究，将不断思考的史学思想凝练出来，开始本书的写作，他说，“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在书中，布洛赫很自谦地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一个技工的笔记本”。这一意图主要体现在职业层次上，但其实他一以贯之的问题就是在家中遇到的难题，他以此为起点，力图发展出一套与前辈截然不同的史学思想，以作为他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宣言，因此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书名，就是《为历史学辩护》。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企图从学术上去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绝望形式，并做出回答。因为事实告诉人们，欧洲的现代理性明显地发生了危机，布洛赫需要寻找到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面对着诸多极端历史想象，屠杀和战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投降主义，他要给予历史的公正说明。很可惜，国难并没有留给大师大多时间，此书开始于1941年，1943年马克·布洛赫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组织，进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年6月16日在里昂近郊被枪杀，此稿而成绝响，他终年58岁。此书流传于世，是经布洛赫的好友吕西安·费弗尔从他的遗稿中整理而成，原来的标题为《为历史学辩护》，副标题为《论一名历史学家如何和为何工作》，1949年正式出版时，费弗尔改为了《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1]，也有被翻译为《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学家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