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

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西方是罪感文化，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生存的意义在于赎罪以拯救灵魂。古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因为佛教认为世俗生活的本质是苦难，所以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修行，渡过苦海，到达极乐世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因为日本民族认为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身份，人生价值在于恪守职责，所以具有强烈的羞耻感。那么对中国文化如何定性呢？李泽厚提出，中国是乐感文化，因为儒家相信天理人心，对世俗生活持有乐观精神。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但是，这还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方面，因为乐观精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是果而不是因，不是文化的内在的本质。所以，还要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上确定中国文化的性质。

还有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仁”或“孝”，也有说是“集体理性”、“道德文化”（实用理性）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先不说，问题在于没有道出其价值取向，比如说“仁”或“孝”，如何理解？仁不能解释为现代的爱，孝也不同于现代的敬老，这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如何？又如集体理性，也不能解释为集体主义，其内在的价值为何？道德中心，那么是什么样的道德？这才是应该确定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文化应该称为恩情文化，因为中国人际关系实质是建立在恩情关系之上的，中国传统伦理是建立在施恩与报恩关系之上的，恩情观念是中国伦理的核心。无论是仁、孝还是集体理性、道德中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恩情观念才道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

所谓恩情文化，首先是指中国文化重情感的性质。由于进入文明社会后，原始血缘关系没有彻底瓦解，得以保留，形成了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于家族伦理，伦理亲情维系着人际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是情与理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与理性未充分分化，道德、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被情感化，因此中国文化重情感，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

其次，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情观念。儒家以伦理亲情来维系社会关系，但这个情感不是新儒学宣扬的爱，而是恩情，恩成为情的核心。各种施恩与报恩的情感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中国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所谓恩情文化，就是指在人际关系上以施恩—报恩为准则，而施恩一方具有支配受恩一方的权力；受恩一方有报答施恩一方的义务。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恩情文化，它以恩情代替爱，恩情衍化为一种普遍的权力，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礼记》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里指出道德为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要讲求回报，崇尚礼尚往来，这就形成了恩情文化。

中国恩情文化的渊源是祖先崇拜。原始社会按照时间顺序流行三种崇拜形式，一是自然崇拜，二是图腾崇拜，三是祖先崇拜。中国社会在走出原始社会后，并没有以文明宗教取代祖先崇拜，反而使祖先崇拜宗教化，成为普遍的信仰和社会伦理。特别是周代以降，以“德治”主义取代殷商的“鬼治”主义，提倡敬天法祖，祖先被神化，与天一道成为崇拜对象。一旦祖先取代神成为崇拜对象，神恩变成了人恩，一切都是祖先所赐，就要感谢祖先的恩德，报答祖先的恩德。同时，这种崇拜也就延伸到活着的长辈，就要感谢、报答家长的恩德，从而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恩情文化体系。因此，《礼记》还说，“礼也者报也……反其所自始……礼报情，反始也”。这里说礼是关于报答人情的规范，根源于对祖先的报恩（反始）。

中国恩情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制度。中国社会在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家族并没有解体，个体没有独立，家族被保留下来，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而中国宗法社会的家族伦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家族伦理，其核心范畴是孝，围绕着孝还有悌、慈、贞等。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推广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其核心范畴就是仁，围绕仁有忠、义、廉、耻、信、智等伦理范畴。孔子说“仁者爱人”，似乎仁就是爱。但是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爱，它不是平等的爱，而是恩爱，恩是仁的真正内涵。在中国，所谓恩的观念，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施惠方就具有了支配受惠方的权力，而受惠方则承担了以牺牲自身权利回报施惠方的义务。仁作为恩爱，是一种以爱获得支配权力的伦理观念：施爱者有恩于被爱者，对其有要求报偿的权力；被爱者要对施爱者报恩，否则就是不仁。在家族伦理中，子女由父母生养，因此就形成了一种恩情关系。这就是孔子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养育了子女，对子女有恩，这个恩也是一种责任，一种“爱”，要终生对子女操心、负责。另一面，家长也因此具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支配子女的一切，包括决定子女的婚姻、学业、职业，甚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同样；子女必须终身报恩，附属于父母，服从父母，因此儒家有“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等信条，这就是孝，否则为忤逆。以此类推，兄弟之间的爱是兄长施爱于弟，因此弟要服从于兄，“兄友弟恭”就是悌；夫妻之间，丈夫对妻子的爱是恩爱，“一日夫妻百日恩”，因此丈夫就对妻子有了支配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以报恩。这一施恩—报恩的伦理模式，蔓延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恩情文化源于中国的家长制社会。中国伦理中缺少平等的关系，以恩为内涵的伦理关系就成为一种权力的运作，一种支配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信条都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上，基本范畴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德等，都是恩情关系的凝定。

家族伦理推广到社会，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义。民间所谓义气，就是一种施恩与报恩的支配性关系，而非平等的友谊。像《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之间，就是如此。宋江作为大哥有恩于李逵，于是李逵就为大哥舍生忘死；而宋江也自认为对李逵有了支配权。当宋江喝了奸臣的毒酒之后，怕死后李逵造反，坏了自己的忠义之名，就让李逵也饮下毒酒，李逵中毒后知道原委，也不怨恨宋江，说生为大哥的人，死为大哥的鬼。这意味着施恩者可以剥夺受恩者的生命。民间所谓结义兄弟，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就是以义剥夺了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也取代了真正的正义。

恩推广为政治伦理范畴，就成为维系封建社会关系的忠的观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建立人与人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家族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系就被伦理化。君主对臣民行仁政是恩德，因此就有了统治的权力，甚至可以支配臣民的人身财产，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臣民要忠于君主以报恩，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中国的专制与西方不同，统治者不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管理，而是进行家长式的统治，它更强调君民之间的伦理关系，政治压迫被君父与子民的亲情关系掩盖了，即君父对子民施恩，子民效忠君父。作为社会精英中国知识分子——士与君主的关系也以恩为纽带，君主信用士，是有恩，士对君主尽忠，是报恩。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论语·八佾》）“士为知己者死”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百姓与官员的关系也是如此，官员是父母官，是牧守，人民是子民，是牛羊。官员很好地履行了职务，国人看来就是慈父、青天大老爷，要感谢他的恩德，而官员也认为自己“爱民如子”，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统治的合法性。总之，中国文化的“三纲五常”的渊源，就在于恩的观念。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的因素。

在职业道德方面，本来雇主与雇员之间是契约关系，不是施恩与报恩，但传统文化却认为主仆关系是恩义的关系，所以才有类似“赵氏孤儿”这样的故事。公民与政府之间也是如此，本来政府受公民委托履行政治职能，而民众具有监督之权。因此，官员的政绩与恩情无关，公众也无报恩之责。但传统文化却认为这是恩德。恩情文化的要害是剥夺了个体的独立性和人身权利，使依附关系合法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有赖于这种文化心理因素。人民不知道自己的个体权利，而认为都是他人所赐，在家族中附属于家长，在社会上附属于国家，而被下至父母之恩情上到君父之恩德，牢牢地束缚了自由，桎梏了人格。中国文化把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了伦理关系、人情关系，把一切行为都道德化了，从而把人际关系都变成了施恩与受恩的关系，甚至宗教信仰也变成了人与神之间的施恩与报恩。在宗教信仰中，本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功利的，但在中国，信仰也变成了世俗的恩情关系，信众拜神往往不是为了忏悔以求得灵魂的拯救，而是为了求得神灵的恩惠，对神灵的回报也是功利性的许愿还愿。可以说，恩情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意识和行为方式之中，因此难以克服。它经常在负面上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潜规则。比如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讲人情，缺乏原则性，就因为施恩—报恩观念，这种普遍的人情关系几乎解构了一切道德、法律原则。社会上走后门、行贿受贿成风，也与这种人情文化有关。中国人行贿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不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而是以一种感情的投资来获得利益的回报，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双方互为施恩者，也互为报恩者，在这种恩情遮掩下，行贿与受贿就变得具有某种人情味了，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这一恩情文化禁锢了人心，支撑着传统社会的家族结构和国家结构，使传统社会具有超级稳定性，延续数千年，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延迟了现代化的进程。

恩情文化使情感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情感化的意识形态，极大地稳固了传统社会关系。恩情观念是尼采所说的“奴隶的道德”，而不是主人的道德。恩情文化创造了许多世俗的神话，如真龙天子神话、清官神话、忠臣神话、义气神话、大团圆神化、善战胜恶的神话，这些神话成为意识形态的活的形式，构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心理：仆人要报主人的恩，让自己的儿子替代主人的儿子去死，这成为一种美德。可是，我们可以反思，仆人的儿子一定比主人的儿子低贱吗？父亲有权力把自己无辜的儿子送死吗？主人真的对仆人有恩，以至于仆人要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报恩吗？（近年上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又重复了这种“美德”，妓女甘愿代替女学生承受日本军人的凌辱。）当然，如果历史地看，恩情文化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一方面使人民成为企盼恩德和感恩的奴隶，服从封建社会秩序，形成鲁迅所说的“主奴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封建家长制度具有了某种人情味，减少了统治关系的严酷性，从而避免了西方中世纪那种神权、贵族政治。但是，历史已经走出古代，这种恩情文化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不应该继续了。

以恩为核心的伦理虽然有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而像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带有历史规定的缺陷和局限。纯粹的爱是最高的价值，而恩不是纯粹的爱，是爱的畸变。爱是纯粹的情感，不涉及利益，也不要求回报；而恩虽然有感情因素，但与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回报。因此，必须用爱来约束恩。离开了爱的前提，施恩就是一种借债，报恩就是一种偿还。只有基于爱，施恩与感恩才具有某种正当性，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的债务。由于爱作为最高价值的缺失（没有爱的宗教），中国的恩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法则、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支配性权力，爱的因素被压抑、排斥和扭曲了。从哲学层面上说，恩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无所不在，支配着人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伦理就属于这个权力系统，它作为集体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支配、规训力量。但这种伦理权力也有其解构力量，那就是真正的爱。爱的核心是同情，同情是主体间性的构成，是对施爱者和受爱者双方的肯定，只能以爱交换爱，施爱者不会变成占有者、支配者，爱的对象不会失去主体性，不会沦为权力支配的对象。因此，同情作为真正的爱可以消解伦理对人的禁锢，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从而成为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但中国的伦理却缺乏这种解构力量，也减少了这种积极因素，因为它把爱当作恩。恩爱不等于同情，不具有主体间性，而是以情感方式对他人的占有，是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确认。这就是说，爱交换了权力，或者说爱权力化，爱异化。当然儒家也谈同情，孟子讲君子有不忍人之心，但这种同情心却受到了恩的限制而丧失了本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恩，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恩爱，还是统治者对子民的恩德，或者是“义士”对弱者的恩义，都在情感上和伦理上把受恩者降为奴隶，这是一种温柔的奴役。正是在恩文化当中，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

恩爱作为爱的异化，不仅表现在权力化上，也表现在其他几个方面。其一，由于爱权力化，所以利益关系、伦理评价就成为爱的前提，爱被狭窄化，被意识形态所置换。本来爱是超越功利的，具有普遍性，爱要战胜仇恨，要爱一切人，如圣经所言，要爱自己的敌人；佛家讲要有大慈悲心，这才是真正的爱。儒家虽然讲仁者爱人，但这种爱是恩爱，要有回报，因此是有边界的，对于非礼者，对于小人，就没有爱，甚至还要食肉寝皮，因为他们是非人，是“禽兽”，不配享受人的待遇。这个逻辑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小人不知报恩，所以不配得到爱。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忘恩负义”，这是小人的标志，因此不能对其施爱。这与基督教的爱一切人的教义完全不同。其二，由于恩是一种权力，要有回报，因此权力的大小、回报的多寡就决定了爱的程度。本来真正的爱是没有等级的，对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但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衡量爱的程度。同一宗族形成利益共同体，彼此的爱就浓，血缘关系越近，爱就越多，反之就越少；血缘关系以外，爱就更淡。因此儒家批评墨家主张的无差等的爱，而主张有差等的爱，血缘的远近成为爱的多寡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情感权力等级化，而这也就是说爱的多少是基于获得的支配性权力的多少决定的，越是爱得多的领域，如家族内，支配权力就越大，回报就越多；而越是爱得少的领域，如家族之外，支配权力就越少，回报也越少。总之，恩情文化使爱异化了。

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人恩”不同，西方文化也讲恩，但这是神恩，只是超越的上帝才有的对人类的恩爱，这是无私的绝对的爱，因此人类才要以信奉上帝来感恩、报恩。《圣经》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1]这就是说，只有人神关系中才有施恩—报恩，而这种报恩不是外在的奉献，而是内在的信仰。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是契约关系，彼此平等独立。在伦理领域，西方人也讲爱，但这个爱来源于上帝，上帝把爱分享给每一个人，因此人际关系中的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自由的主体对另外一个自由的主体之间的同情和关怀。《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2]在基督教文化中，施爱者不因为爱他人而有了支配他人权力，被爱者也不因此而附属于施爱者，丧失了自我。这种观念成为现代伦理的核心，从而造就了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是平等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人格平等，亲情是互相的爱恋和吸引，没有施恩与报恩关系。所以，父母没有权力支配子女的自由，子女也不用牺牲自己的权利而报恩。中国人不理解西方文化，认为西方社会缺乏伦理，没有亲情和爱，如父母不管成人后的子女，子女也不养父母，不知道报恩，实际上是把爱与恩混淆，是恩情文化造成的偏见。

人与人之间是否有恩情关系呢？应该说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弱者得到强者的施舍和帮助，如乞丐与施主之间就发生了恩情关系，弱者会对强者感恩。这种关系具有特殊性，它基于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产生了不平等的情感关系。因此，必须用爱来制约这种恩情关系，使这种恩情关系不能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恩情关系和恩情观念一旦普遍化，成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观念，就变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总之，恩情文化是弱者的情感和奴隶的道德，而不是强者的情感和主人的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以恩爱扭曲了爱，也以恩义扭曲了社会关系。它剥夺了个体的独立性，剥夺了个体的权利，使个体包裹于集体理性的恩情文化之中，从而成为伦理的奴隶。中国的集体主义是抹杀个性的集体主义，恩情关系把每个人牢牢地束缚在一起。中国人在恩情文化的奴役下，丧失了自我，扭曲了亲情，造成了畸形的人格。中国是一个情感社会，重视情感关系，情感而不仅仅是法理维系着社会关系。但在这种情感后面，是一种施恩—报恩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它可能是一种爱，但又是畸形的、被扭曲的爱。它是那么温情脉脉，又是那么虚伪，那么残酷。家长可以用它剥夺子女的自由，统治者可以用它剥夺人民的权利，甚至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奴役别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正如鲁迅所说，是吃人的文化。可惜这种吃人文化，在情感的面纱下，并不为被吃者所觉悟到，他们反而甘之如饴，既体味到被吃（受恩）的快感，也有报恩的冲动，同时也有吃人（施恩情）的憧憬，而它往往被新儒学所美化为“情本体”或“乐感文化”。(www.daowen.com)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涉及对恩情文化的批判，特别是对愚孝愚忠的批判。在五四启蒙主义者看来，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父母之爱并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他们自己也享受到了亲情之乐。因此，父母也不具有对子女的恩，不能支配子女的人身；子女不需要报恩，对父母的爱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它不能牺牲自己的人身权利。儒家认为子女生于父母，因此就附属于父母，要报恩于父母，更是荒谬。因为父母并不是为子女着想而生育的，他们只是在性活动中无意创造了子女，或者是为了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至于把恩的观念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就变成了中国式的家长制封建专制。五四启蒙主义批判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即所谓国家对个人有恩的说法。中国式的现代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人民的恩，人民要报效国家，于是政府就可以假国家之名剥夺人民的权利。而人民也相信自己的牺牲是报国恩。实际上国家无恩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之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论突破了传统政治伦理，因此被朱元璋删除，还一度废除了孟子享受祭祀的资格。

应该说五四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勇敢的、猛烈的，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五四启蒙运动仅仅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表层部分，如对忠孝观念的批判，但没有挖掘到传统文化的深层部分即恩的意识，没有与恩情文化划清界限。如蔡元培认为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伦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他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由于没有打到传统文化的要害，因此，使其得以保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苏。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政党利用了这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支援意识和社会动员的手段，制造了革命伦理，其核心是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感恩叙事。它说革命党和领袖带领人民谋求翻身解放，造福于人民，而人民热爱、崇拜和感恩于革命党和领袖，“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就是这一感恩叙事的典型表述。这一叙事一方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力量，推进了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相背。革命胜利之后，它又成为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依据，人民以感恩心态拥护新政权和革命领袖。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是：“左”的思潮借感恩意识稿现代迷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就是建立在感恩意识的基础上。这就导致封建主义回潮，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因此，必须意识到，恩情文化毕竟是前现代的伦理体系，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合理性。对新的恩情文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它在革命时期与和平时代的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它阻碍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负面效应。因为现代文化建立在自由平等理念的基础上，现代道德的核心是尊重他人的博爱精神，这与恩情文化的价值取向相背。因此，批判恩情文化，成为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课题。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结构已经被破坏，个体获得了独立，他们有可能作为自由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且建立新的社会和国家，而无须依靠恩情文化来维系社会关系。但是，旧的传统和观念仍然负隅顽抗，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而且，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使恩情伦理有了得以延续的现实基础：弱者无力改变现实，只有期盼强者施恩；强者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形象，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弱者施恩惠，换取弱者的感恩、报恩。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动，施恩—报恩成为一种新的伦理准则。在后启蒙时代，为了消解启蒙主义的西化倾向，也为了填补现代文化空缺，倡导传统文化，国学思潮盛行，从而延续了传统恩情文化，并且建立了新的感恩叙事。这实际上是在宣传爱的名义下把恩的意识输入人民的心理。这就是说，把爱变成了一种恩爱。如果说传统的恩情文化是显性的话，那么新的恩情文化是隐性的，它仍然是传统伦理的延续。

在政治领域，恩情文化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改革开放中清算了左的思潮，否定了“文革”，但并没有清除恩情文化的残余；仅仅批判了对领袖个人的迷信，而没有批判恩情文化。而且，不仅原来的革命恩情文化仍然延续，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条件下，感恩叙事又被修正为代表者给被代表者好政策，使其走向富裕，被代表者感谢代表者的新叙事。这一新的感恩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不久前有一个新闻，某运动员获得冠军，由于在发表感言时没有提到感谢国家而受到指责，说明感恩观念仍然牢固地盘踞在许多人心中。对于恩情观念，前些时候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同志进行了批判，他提出，幸福生活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不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这一观点本应属于常识，但在中国的现在，却有振聋发聩的效应。政府官员履行职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做得好，也是履行职务，并没有恩情可言，不需要感恩戴德。可是我们往往宣传领导如何爱民，人民如何感动，如何送旗送匾。这实际上是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官员对民众施恩，而不是在做本职的工作；民众受惠于官员的恩情，而不是主人享受公仆的服务。于是，官员以主人自居，把人民当作奴仆，把工作当作对人民的恩赐，而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民众丧失了民主意识，忘记了监督政府，忘记了自己是主人，把自己当作子民。同样，宣传爱国主义也没有摆脱报“国恩”的模式，甚至还有把爱国主义宣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国家是人民建立的，国家对于人民没有恩，相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就是爱我们自己，是因为国家保证了我们的权利，而不是报国恩。这种恩情政治是传统的清官政治的现代版，特别不利于民主意识的培育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成为官僚体制的思想基础，甚至还会为国家主义张目。

在法律领域，新的恩情文化，延续了人治传统，严肃的法制被人情、恩情所瓦解，腐败得以滋生，从而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

在社会伦理领域，恩情文化也不利于建立基于爱心的现代伦理。由于以感恩—报恩观念来代替爱心，使爱心被扭曲。如倡导对父母之爱本来没有问题，但却变成了提倡报父母的恩情，成为对传统的孝道的宣扬，这样恩就取代了真正的爱。我们对一些社会职业的宣传，也往往落入感恩模式，如宣传教师对学生的恩情、保卫国家的士兵对民众的恩情、忠于职守的警察对市民的恩情、好官员对民众的恩情等等。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似乎具有正当性，实际上是对恩情文化习以为常的体现。它的害处在于，妨碍了真正爱心的形成，把爱变成了恩；也妨碍了职业道德的培育，把社会工作变成了施恩，这些都不利于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恩情文化使人际关系狭隘化，不利于普遍的道德意识的建立。恩情是具体的、感性的，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抽象的、理性的，因此，在恩情文化基础上进行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就空泛不实，甚至显得虚假，这就是我们天天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而效果不彰的原因。由于恩情文化的局限，国人往往只对对自己有恩或者能够对自己报恩的人有情有爱，对他人则无情无爱。前不久发生的小艾艾被车碾压，17名路人冷漠不救的事件，说明恩情文化对于道德建设的无效。

在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呢？这一直是一个争议不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那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说法并不可行。因为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可以一刀两断进行切割的。同样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有其合理性，是精华，另一方面又有其不合理性，是糟粕。如孝，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的亲情观念以及尊敬老人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家长制的人身依附性，所以不能简单地判定取舍。同时，也不能赞同国学派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立场，他们认为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文化。由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家族式的集体本位，与现代文化的个体本位价值取向不同，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恩”更与现代文化冲突。文化保守主义者也肯定恩情文化，而无视其缺陷消极作用。不仅那些国学派倡导恢复恩情文化，新保守主义也复如此，如它的代表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情感本体论。他继承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中重情的思想，主张以情感为本体建设现代文化。李泽厚先生还认为“中国之不同于西方，根本在于它的远古巫史传统，即原始巫术的直接理性化。它使中国素来重视天人不分，性理不分，‘天理’与人事属于同一个‘道’、同一个‘理’。从而，道德律令既不在外在理性命令，又不能归纳于利益、苦乐相联系的功利经验。中国人的‘天命’、‘天道’、‘天意’总与人事和人的情感态度（敬、庄、仁、诚等）攸关。正由于缺乏独立自足的‘超验’（超越）对象，‘巫史’传统高度确认人的地位，以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西方‘两个世界’的‘圣爱（agape）’（情）、‘先验理性’（理）不同，这个中国传统在今天最适合于朝着‘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方向发展。”^[3]他据此建立了情感本体论。他说：“既无天国上帝，又非伦理道德，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依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展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的真谛、生活真理了。”^[4]由此可见，李泽厚先生的“情”囊括了世俗社会里人的一切关系和存在的情感。他企图用情感消除感性欲望的非理性，也消解理性规范的压抑，使人际关系和谐、人与世界和谐。这一哲学设想在学理上合理与否先不说，在实践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他要发扬的重情文化来自儒家传统，是中国文化特色，但这一重情文化的核心是恩，而不是平等的爱。这些情会变成一种施恩—报恩的关系，比如爱国之情，会变成报国恩，导向国家主义。事实上，李先生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把中国人的最高情感对象归结为“天地国亲师”，它们成为新的感恩对象。果真如是，中国人将又一次面临沦入恩情文化的境域。有人可能会说，西方可以崇拜上帝、感上帝之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崇拜“天地国亲师”而感其恩呢？还是那个道理，西方是感神恩，中国是感人恩。“天地国亲师”中天地身份不明，由于最高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所以可以理解为自然，也可以理解为神。如果是自然，当然谈不上感恩，如果是神，那是另外一种感恩。问题在“国、亲、师”上，他们是世俗的存在，不可以把它们当作感恩的对象，否则就又一次陷入封建伦理中。因此，只有批判恩情文化，转变其核心价值，才能谈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事实上就会落入到旧文化的巢窠，为思想奴役张目。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呢？一句话，就是改造其核心价值，进行现代性转化，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从对恩情文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能建立在延续恩情文化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不能不加改造地平移过来；而必须对其核心价值进行转化，即剔除其恩的观念，而接受和建立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平等的爱的观念，从而使仁、孝、忠等伦理范畴建立在个体价值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合理的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并且为现代文化所吸收。

【注释】

[1]《新约》提摩太后书，1章，9～10节。

[2]《新约》约翰一书，4章，7～12节。

[3]李泽厚：《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李泽厚：《哲学探寻录》，收入氏著《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