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部小说的兴趣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原因，这其中有个人身世、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欣赏趣味等，有时候与小说本身获得的一般社会评价并不相同，所谓有一千个人即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是也。但在中国现代学者中，对一部旧文人的小说有大体相同的评价，却不能简单说是欣赏趣味所至，而其中必定包括了复杂的因素。

陈寅恪认为中国旧小说中《儿女英雄传》最好，甚至“转胜于曹书”，这个评价是目前已知的对《儿女英雄传》的最高评价，当否可以讨论，但陈寅恪这个见识却不能不引起研究者注意。一个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意见，总有它的道理，哪怕是个人偏见，也必有引人深思之处。

陈寅恪自己讲，他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是有感于中国长篇小说结构不如西洋长篇小说精密，也就是中国长篇小说结构失于简单，他举了《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等书，认为“其结构皆甚可议”。但对《儿女英雄传》，却认为“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

从陈寅恪这个看法判断，我们或许仅能看出他是由纯粹技术角度来肯定《儿女英雄传》，这个观点与冯友兰的看法相同。冯友兰也认为《儿女英雄传》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这也差不多是当时喜欢《儿女英雄传》的新学者们的基本看法。

应当说陈寅恪对《儿女英雄传》的评价，除了小说在结构和叙述上的长处外，对于小说的内容，陈寅恪也没有像他同时代人如鲁迅、胡适、冯友兰等，认为写法不错而思想完全不行。我们要注意，陈寅恪谈及《儿女英雄传》主题和思想时，只是说“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言外之意似有此判断失之简单的意味。陈寅恪关于《儿女英雄传》的所有记述中，从没有否定此书思想内容的观点，这虽然不能说明陈寅恪就完全认同此书的思想，但至少说明陈寅恪对此书主题和思想内容并不像世人那样反感。这是个人阅读趣味，但也有个人身世之感。

陈寅恪认为《儿女英雄传》是“反《红楼梦》之作”，这个看法其实并非陈寅恪独创，而是延续了胡适的观点。这里尤需注意，陈寅恪谈论《儿女英雄传》最多的时候，恰是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前后，他肯定胡适对《儿女英雄传》的意见，可能也暗含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是“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14]与胡适观点大体相同。

1925年，胡适为亚东书局刊印《儿女英雄传》写序，他肯定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成就，认为“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同时也肯定本书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史料，但胡适也指出这部小说的思想非常浅陋，“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做的如意梦”。胡适说“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15]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其实有他自己的身世之感在其中。作者文康是旗人官宦子弟，此点与陈寅恪的身世大体相同，以往研究陈寅恪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陈寅恪身上有遗少气息。陈寅恪也说过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6]《儿女英雄传》恰好成书于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儿女英雄传》叙述的家庭情景及女性表现与陈寅恪自己的经历和理想相合。

《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学海是一个理想形象，他饱读诗书，刚正不阿而又通达人情。在文康笔下，安学海是一个理学先生，是一个好官，他教育子弟也是以科举正途为晋身之阶，从不搞歪门邪道。此点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也相符合。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有科举经历，陈三立还是进士，陈寅恪一度在祖父身边，从小在旧家中长大，“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虽大家族而其乐融融，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之处有切身体会。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明确表达：“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犹希腊柏拉图所谓说的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17]他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于知恩当报一类小事均记忆极深。^[18]

《儿女英雄传》是文康构建的一个中国旧家的理想世界，虽然其中偶有因果报应和“作善降祥”的情节，偶失荒诞，但因为书中文康将自己及家族的真实经历写出，叙述得相当真切，所以在文化理想上暗合陈寅恪的思想境界，而常常引起陈寅恪的怀想，这可能也是他习惯用本书材料作为考证工具的原因之一。(www.daowen.com)

陈寅恪对他早年学生中不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事，非常敏感。1954年3月，陈寅恪开始写《钱柳因缘诗释证》，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抄录了多首自己的诗。其中有1963年冬天写的两首，其中一首有两句：“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这两句诗常为研究陈寅恪的人提起，一般认为这是陈寅恪对当时“学生批判老师”的感慨，此诗后一句是陈寅恪著述中常出现的典故。

陈寅恪著作中，经常引述唐代李亢《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崔群是贞元八年名相陆贽所取进士，与韩愈同榜。后来仕至宰相，为官清正。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崔群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录取进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劝他置一点庄田，“以为子孙之计”。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而崔夫人却反问“你不是陆贽的门生吗？”崔群回答说：“是啊！”崔夫人说：“往年你身为知贡举，却派人告诉他儿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引起非议。如果门生真是美庄良田，那么陆氏这一庄算荒废了。”崔群闻听此言，很觉对不起自己的座主。陈寅恪中山大学《唐史讲义》中“科举制度及政治党派”条，抄录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诗。白诗最后两句是：“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19]

因为陈寅恪对自己学生迎合时代非常反感，这样的现实情景最容易唤起他早年阅读《儿女英雄传》中门生对座主情感的记忆。所以才有1950年9月18日给吴宓的信中那样的感慨。《儿女英雄传》此回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陈寅恪向吴宓提这个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学生指望不上，而“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了解这个背景，则能理解陈寅恪1954年给科学院答复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20]一段话的深意。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是他在心理上认为小说虽以理想笔墨写出，但与他感受过的真实生活相近，而他对这种生活始终保持温情回忆。《儿女英雄传》一书中，以中国正统文化为基本底色，无论男女，无论为官为民，忠诚信义和保持节操是作人的基本道德，“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这恰合陈寅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判断。

另外一个细节是陈寅恪对待女性的态度。1949年后，陈寅恪旧诗中凡涉及女性主题，均出于真挚赞美，他说自己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看花听戏经常发出的感慨是“西江艺苑今谁胜，不是男儿是妇人”^[21]。《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主旨都是赞美女性，而这一主题恰也是《儿女英雄传》中的主题，在此书中无论金凤、玉凤，还是安学海、邓九公身边的女性，个个都是“温柔儿女家风”，这与陈寅恪一向推崇的“家风之优美”极相符合，这可能也是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的一个深层心理。

陈寅恪晚年多讲崔群故事，其实还隐含一个判断，即女人常常较男人更有见识，其中暗含了对1949年之际陈夫人、妹妹陈新午决断的钦佩和自己没有离开的悔恨之意。陈寅恪的去留问题曾引起过争议，主要是因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当年出版时曾有删节，后出的《吴宓日记续编》中其实已将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说：“陈序经畅谈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论张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详述陈寅恪兄1948年12月来岭南大学之经过（由上海来电，时序经任校长、竭诚欢迎）。到校后，约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国（欧、美）或台湾，竟至单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诸妹，序经追往，遍寻，卒得之于九龙一无招牌之私家旅馆，见筼，与约定‘必归’。序经乃先归。俟其夫妇感情缓和，乃遣人往迎归。”^[22]此处David即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也是妹夫。1952年2月，陈寅恪有《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其中第一首：“雷峰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23]，表达的也是对女性的赞美和钦佩。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对待女性的态度，此点与周作人的看法相合。周作人说：“《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24]周作人还认为《儿女英雄传》“对于女人对态度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关系”。

周作人一向反对道学，但对《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的形象却表示赞同，说他“通达人情物理，处处显得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