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文康的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清同治成书,光绪刊行,叙述用评书体,语言用北京话。文康别名燕北闲人,本书原名《金玉缘》,后经补写,改名为《儿女英雄传》。
小说描写清朝副将何杞被纪献唐陷害,死于狱中,其女何玉凤化名十三妹,出入江湖,立志为父报仇。淮阴县令安学海为人陷害获罪,其子安骥筹银千两前往营救。安骥和民女张金凤遇险于能仁寺,幸亏何玉凤及时相救,始免于难。事后何玉凤做媒,将张金凤许配安骥,并解囊赠金、借弓退寇,使安骥一行人平安到达淮阴。后纪献唐为朝廷所杀,何玉凤见家仇已报,打算出家,为人劝阻最后嫁给安骥。张金凤、何玉凤相处亲如姊妹。
最早注意《儿女英雄传》的是李玄伯,后来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楷第等学者均有专题论文评述。[2]冯友兰也特别欣赏这部小说。宗璞曾回忆:“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父亲边吃饭边谈论《儿女英雄传》,说这本书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他讲到十三妹的出场,和以往旧小说的出场完全不同,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在描写中逐渐交待人物;讲到邓九公洗胡子,认为写得很细,很传神。”[3]
陈寅恪没有为《儿女英雄传》写过专题论文,但在中国现代学者中,他可能是在书信和文章中随手引述《儿女英雄传》最多的学者,可见对这部小说记忆之深、印象之佳。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吴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书以后恐无再出版机会后,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4]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此信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转来,原书有一处笔误“第三十回”应当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系《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吴学昭原书将“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这几句省略了。[5]
《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敦古意集腋报师门,感旧情挂冠寻孤女》,此回前一段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原书写道:
乌大爷道:“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并且还不曾看见京报,便接着管子京、何麦舟他两家老伯的急脚信,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分头写了信去,派了数儿,教他们量力尽行。因门生差次不久,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便教他们只发信来,把银子汇京,都交到门生家里。正愁缓不济急,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门生带京的一万银子。门生合他说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样。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6]
陈寅恪致吴宓信中的感慨即由此段引出,书信为信手写来,而陈寅恪信中记忆准确,可见他对《儿女英雄传》的熟悉程度。
1953年,陈寅恪写《论再生缘》。他一开始即说他从小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他也喜读林译小说。林译小说中最多的是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作品。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认为林译小说结构精密,即举哈葛德作品为例。陈寅恪说:“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小说,亦由于是。(桐城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7]
陈寅恪在中国旧小说中,最欣赏《儿女英雄传》,他说:“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8]
《论再生缘》直接引述《儿女英雄传》文字作为考证资料有多处。如考证范菼科第年月时,陈寅恪说:“故《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于第三五回‘安公子占桂苑先声’中,述安龙媒以备卷得代,错用官韵之马篑山中式第六名举人。此事实暗指同治三年甲子顺天乡试,而非雍正年间科场规则也。”[9]
考证陈端生生母身份时,陈寅恪又引《儿女英雄传》为证,他说:
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沐皇恩特受河工令”略云:
(安)老爷开口先向着太太说道:“太太,如今咱们要作外任了。”又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主意打算暂且不带家眷。到了明秋,我再打发人来接家眷不迟。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乡试,玉格务必教他去观观场。”太太说:“老爷才说的一个人儿先去的话,还是商量商量。万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门,老爷难道天天在家不成。别的慢讲,这颗印是个要紧的。衙门里要不分出个内外来,断乎使不得。”老爷说:“何尝不是呢?我也不是没想到这里,但是玉格此番乡试,是断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么法儿呢?”公子便说道:“请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里。”老爷明决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便向太太道:“譬如咱们早在外任,如今从外打发他进京乡试,难道我合太太还能跟着他不成?”太太听了,便向老爷说道:“老爷主见自然不错,就这样定规了罢。”(www.daowen.com)
寅恪案,清国子监题名碑乾隆十三年戊辰科会试,则其前一年,即乾隆十二年丁卯有乡试。汪上堉不令其子孟鋗于乾隆十年,随己身同赴云南,而遣家归秀水,盖欲孟鋗留居故里,预备应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乡试。此点与安老爷不令安公子随身赴淮安,而令其留京应顺天乡试者相同。又安老爷此时不过一候补河工令,尚未得实缺,或署事。但安太太必欲分出个内外,以保管官印。据国朝耆献类徵二三二沈大成代撰汪上堉墓志铭略云:
或有执石头记述贾政放学差及任江西粮道,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皆不随往以相难。鄙意石头记中,不合事理者颇多,如晴雯所补之孔雀毛裘,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若更证以才女戴萍南随其翁赵老学究赴江西学政之任,旋没于任所一事,尤为实例实据。足见儿女英雄传所言,非凭虚臆造者也。[10]
1954年,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考证柳如是姓氏时,也引《儿女英雄传》为例。陈寅恪说:“若燕北闲人之《儿女英雄传》,其书中主人何玉凤,至第壹玖回‘恩怨了了慷慨捐生,变幻重重从容救死’之末,始明白著其姓名。然此为小说文人故作狡狯之笔,非史家之通则也。”[11]
1952年,陈寅恪有《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绝句两首,原诗如下: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12]
因此诗作于1952年,历来解陈诗的人,都判断出了本诗暗含的意义是写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十三妹》即由《儿女英雄传》改编,陈寅恪此诗句句不离《儿女英雄传》情节,足证他对这部小说的钟爱。
1952年9月29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兴起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京津高校教师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陈寅恪内心对思想改造非常反感。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讲到思想改造不能强迫时,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个是1951年取道法国由香港回中国的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他当时是中共的“战犯”之一。陈寅恪1949年曾有《哀金圆》诗,讽刺当时的币制改革,诗中明讽王云五,但此事恰是翁文灏主政行政院时发生的。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一语双关。第二句中“衰翁”即用习语暗出“翁”字,此句名明用《儿女英雄传》故事,实写周恩来讲话中表扬翁文灏回国一事。
《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酒合欢义结邓九公,话投机演说十三妹》写的是绿林中人,绰号海马的周三周得胜,五年前在牤牛山为邓九公一鞭所败,后乘邓九公在家设宴,前来寻衅,想用男扮女装登台演戏的方式羞辱邓九公,邓九公时年八十有七,“衰翁”是也。被激不过,比武论输赢,因年迈力衰,几为所败,幸得十三妹出场解围。
周三对邓九公说:“我这盒里装着一碗儿双红胭脂,一匣滴珠香粉,两朵时样的通草花儿,你打扮好了,就在这台上扭个周遭儿我瞧瞧,我尘土不沾,拍腿就走。”[13]
陈寅恪明白知识分子改造为何事,所以用了《十三妹》中的这个情节,发出如此感叹。周三疑暗指“周恩来”,邓九暗指“翁文灏”。戏中角色与二人经历相合处颇多,故事情节恰好与思想改造意涵相应。“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红柳村是《儿女英雄传》中一地名,全称是“二十八棵红柳树”,“闲人燕北”是文康别称。全诗均用《儿女英雄传》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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