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A.彼得森（Richard A.Peterson）与罗杰·M.克恩（Roger M.Kern）提出了文化“杂食”现象。^[48]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会由“势利”文化转向“杂食”文化，社会上层阶级已不再是单一的高级文化的消费者，转而投向各种各样的高级文化和低俗文化的不同流派，各种社交和品味群体的多种审美风格和消费方式趋向融合。两位作者在1982年和1992年两次对美国社会公众进行调查并发现，由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价值观和艺术界内部的变化，在老一代与新一代的冲突的影响下，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机会扩大，以及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中下层阶级也可以经常接触到精英的审美品味。与传统的中高阶级相比，美国社会中新出现的企业管理阶层的文化包容力更强，因为他们需要在全球化的工作环境中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尊重。两位作者还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热爱高雅艺术，美国非洲裔的舞曲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白人青少年的青睐。不过，上层社会确实更偏好与其社会地位相关联的艺术风格，同时，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越显示出“杂食”品味，他们涉猎和掌握的文化种类更广泛。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带动着必要的社交活动，流行文化的知识是不同社会阶层间沟通的桥梁。精英品味不再仅仅通过高雅艺术形式来定义，而显示为对各种审美表达的宽容度，既能够欣赏古典艺术，也欣赏各种独特的休闲和创意活动。美国关于“杂食”社会的研究在许多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得到了回应和证实，如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苏联和拉美国家，甚至法国。

“杂食性”成为后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的主导形式，是全球化世界中一种重要的新兴资本形式。“势利”文化的排斥性是源于相对单一且受限制的世界中的地位的有效标志，在必要时可以用来强加于其他人以显示其主导地位，而“杂食”具有包容性，似乎更好地适应了日益全球化的管理方式。^[49]这也与经济结构和劳动市场的变化有关，一是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条件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员工比以往更有可能建立工作往来，社会交往要求人们跨越带有阶级属性的文化品味，比如，讨论电视节目成为最基本的日常话题；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国经理人或员工必须学习和体验异国文化，以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间的沟通与合作，这也促成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对“杂食性”的研究发现，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职业地位较高的个体与“杂食”文化偏好密切相关。但是，文化“杂食”仍会反映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它表明一个人能够欣赏他人的文化产品和实践，表明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是“在需要社会和地域流动性的社会中的重要资源”^[50]，而缺乏流动性和较少接触到广泛文化样式的个体因此难以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并在新经济和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

谈及全球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另一个重要分析框架。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语kosmos（世界）和polis（城市）。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领域对世界主义进行定义，仍没有统一答案。研究者尝试从诸多方面对这一术语进行理论化，将其定义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过程、全球化的条件、文化竞争的场域。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认为，人们大致通过两种方式与全球化进程建立联系，即“世界主义者”与“本地人”，“真正的世界主义首先是一种取向，是与他人互动的意愿”，“在知识和审美上对不同的文化经历持开放态度，寻求对比而不是统一，并追求差异”。^[51]布罗尼斯瓦夫·泽尔辛斯基（Bronislaw Szerszynski）和约翰·厄里认为，作为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世界主义或审美世界主义，可能涉及对文化和地理差异的特定知识和美学取向，以及一套独特的竞争力，也就是对地方、人和文化的鉴赏。这种国际化的倾向和做法涉及以下部分或全部行为和态度^[52]：

（1）频繁的流动，从事有形的、想象的和虚拟的旅行；

（2）消费许多地方与环境的能力；

（3）对许多地方、民族和文化报以好奇心，至少能够通过文化与历史、地理和人类学发展定位这些地方；

（4）愿意承担与“他者”相遇所产生的冒险；

（5）具有根据历史和地理知识“映射”自己的社会及其文化的能力，具有针对不同的自然、地点和社会之间进行反思，并对之做出审美判断的基本能力；(www.daowen.com)

（6）具有某种程度的符号学技能，能够解释各种图像，了解它们代表的含义，并确切地知道其具有的讽刺意味；

（7）对其他民族和文化敞开心胸，并愿意/有能力欣赏“其他”语言或文化的某些元素。

有趣且有意义的辩论之一是关于世界主义与全球消费者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跨国精英和年轻一代更可能是国际化的，因为他们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特权，这使他们能够接触或有能力消费不同地方的文化。^[53]这与上面的“杂食”消费研究的判断一致。因此，世界主义也被认为是与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相关的优越性和好品味。^[54]相反，日常生活中消费那些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食物、音乐、媒体产品或前往其他国家旅游，就受到质疑，被认为没有真正融入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因此被批评为“平庸的世界主义”^[55]或“世界主义轻松的一面”^[56]。汉纳兹就将他认为的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和其他全球流动的人口——游客、流亡者、跨国员工、劳务移民进行区分，称他们为“家+”（home plus），对游客而言，西班牙是“家+阳光”，非洲是“家+大象和老虎”。^[57]旅游研究中的经典论点是游客与旅行者、大众旅游和独立旅行之间的区别。旅行者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主义者，而游客，即使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的取向以参与其他文化，也被认为是无能的。^[58]但是，与外国文化相遇的兴趣和经验正逐渐从少数旅行者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独立旅行或背包客的利基市场已发展成为文化旅游的主流。被全球媒体环绕和渗透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他者文化，我们时常在进行着富有想象力的旅行，通过媒体和图像的流通，与其他地方和人相遇，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超越地理和社会距离。^[59]即使这些只是某种形式的平庸的世界主义，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泽尔辛斯基与厄里所建议的那样，“平凡形式的世界主义的销售可能与更根本和逐步的社会结构变革并驾齐驱。它们不仅是表面特征，而且显然不是全球化的琐碎方面，实际上确实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并且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先驱”^[60]。

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批评了汉纳兹采取的二元论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和他的理想型，他认为这样的视角几乎不可避免地暗示并贬低了当地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更成问题的是，这种文化区隔可能会滑向对道德的区隔——世界主义者可能仅仅因为拥有更好的流动性、增加的交流和使用机会而被视为比当地人具有某种道德优势。以此类推，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可疑的结论：社会经济优势创造了卓越的道德主体。^[61]他认为不应该设置当地人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抗衡关系，而是同意并扩展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观点，就是说，作为世界主义者应该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同时在全球和本地生活的人。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在做出日常生活方式选择时，以开放的态度体验更广阔的世界，从而触及他们的本地生活世界，反之亦然。^[62]并且，汤姆林森和其他作者乐观地认为，现代人自我身份的构建来自与他人关系的日益增强的反身意识，这意味着在实现自我的意图中，有着改变世界的理想和责任。^[63]后现代消费理论认为，个体身份围绕消费者和公民两种角色建立。有机与乐活、慢食、无品牌，逆全球化的价值观既关注本土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形成全球范围新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

从全球消费文化角度来看，世界主义将各种媒体的经验与各种形式的消费经验（电影院、餐厅、现场体育比赛和旅游业）结合起来，它们具有不同的国家谱系和跨国谱系。这些实践中的某些实践可能始于极高的全球性，最终发展成非常局部的，而其他实践则可能具有相反的轨迹。围绕着音乐、舞蹈和时尚结构的当代全球青年文化，其复杂混合的本质就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它们很明显都是商业文化，但同时也是更加世界性的。^[64]

除了发现品味与生活风格的关系以外，布尔迪厄还敏锐地捕捉到了消费社会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即象征经济为一个新的阶层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他们专门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从事中介性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