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尔迪厄而言，品味的阶级性不仅反映在艺术品或次级文化产品的消费上，而且存在于整个日常生活领域，只不过艺术品是最具合法性的品味。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尔迪厄将对艺术领域的观察扩大到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他说：“除非我们让狭义的，被普遍使用的规范意义的‘文化’，回归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并且将对精美对象所精心构建的品味与我们对食品风味的品味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理解文化的实践。”^[32]文化场域中存在的艺术与商业、精英与大众、高质量与批量化的二元对立，以其象征的力量渗透整个社会场域。布尔迪厄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产品，无论是服装、饮食，还是房屋装饰、家具等，都分布在纯粹的艺术与日常功能之间，构成两种品味间的光谱——自由的、超功利的品味和必需品的务实的品味。而这个品味生产的光谱对应的是社会等级，以及在资本和惯习影响下的各种消费行为。

尽管艺术很明显地为审美配置提供了特别的领域，但没有哪个实践领域中，不出现原始的需要和冲动服从于精致和升华的意图的，也没有哪个领域中，生活的风格化（stylisation），也就是说形式优于功能、方法优于质料这一点，不产生相同结果的。没什么能比把随便什么物品甚或“平常”物品（因为“普通人”特别要使这些物品合乎审美目的）视为美的这种能力，或没什么比在最平常的日常生活选择中，如烹饪、服装或装饰方面，通过彻底颠覆将美学与伦理学相连的民众配置，运用一种“纯粹”美学之原则的这种禀赋，更能分类，更特殊，更优雅。^[33]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介绍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生活风格与其艺术构成一个整体。在布尔迪厄看来，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作为反抗艺术的一种实践，因而形成了社会结构对这个新的社会实体的认知与接受，也就是生活风格成为身份的表达与标识。

落拓不羁这个暧昧的现实引起了矛盾的心绪，即使在其最顽固的维护者身上也是这样。首先因为他们对等级制度进行了挑战：他们接近“老百姓”，因为他们通常有同样的疾苦，但因确定其社会属性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与后者分隔开来。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自夸般地与资产阶级习俗和礼仪分庭抗礼，令他们更接近贵族或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循规蹈矩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两性关系的层次上，他们大范围地进行各种形式有悖常理的实验，自由恋爱、金钱爱情、纯粹爱情、色情主义，这些都是他们写作的样板。这一切对于最贫困的成员来说也是千真万确的，他们靠文化资本和天生的“品味制造者”权威，终于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服饰上的标新立异，烹调上的奇情异想，爱情上的唯利是图和娱乐上的高雅脱俗，而“资产阶级”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34]

力图通过生活风格定义自己并不是艺术家的发明。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考察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在对其中存在的“阶级”、“等级”和“政党”等不同的权力分配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韦伯指出，社会分化不仅来自基于经济关系的阶级，还来自基于荣誉的地位。生活方式（styles of life）是界定不同阶级、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35]正是由惯例、法律、礼仪所保障的不同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非常典型地确立了“等级的”划分。^[36]正如我们在关于品味的历史一节中讨论的，宫廷贵族围绕审美品味的实践是从吃饭、服装、起居等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作为文化资本富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创造生活的风格更为游刃有余。

现代社会中的“品味”差异表征了不同阶级的日常生活，那种具有对某些对象采取特有的美学观点的才能，也就是审美地构造对象的才能，能够更严格地区分不同的阶级。因为这种能力能够将随便什么东西，甚或“庸俗”的东西构造成审美的，并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常选择中，如烹饪、服装或装饰方面，使用一种“纯粹”审美原则的能力。^[37]日常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自由的超功利的品味和对必需品的务实的品味，并存在这种品味支配下的不同的消费方式——统治阶级的奢侈、知识分子的禁欲和社会下层阶级的实用主义。举例来说，布尔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对法国社会的研究显示，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师的总资本量被证明是相对较高的，但其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要多得多——他们的报酬可能不那么高，但他们拥有“优异”的品味。相比之下，工程师的资本总额较高，但其中更多的是经济资本而不是文化资本。农民和工人社会地位最低，总资本量也最低，但经济资本相比文化资本要高。这样的社会地位表现为一系列商品和品味惯习。高等教育界的老师喜欢国际象棋、现代艺术、读《世界报》，并且会说外语。工程师更喜欢帆船、拼字游戏、读《费加罗报》。法式滚球、手风琴音乐、女明星碧姬·芭铎和她的雷诺汽车，这些都标志着农场劳动者的品味。在对食品消费（“品味”一词的来源）的具体分析中，布尔迪厄指出：

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中。由此，统计学分析指出，比如，与在消费文化方面可见的对立具有相同结构的对立，也出现在食物消费方面：数量与质量、暴食与小馔、实质与形式或外形的对比，涵盖了必然的趣味与自由——或奢华——的品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与相对于必然的各种不均等距离相关。必然的品味趋向最优营养和最经济的食物，而自由或奢华的品味与民众的贪食相反，趋向于借助一种风格化的方法而将重点从内容转向（展示、服务、食用等的）方式，这种风格化的方法要求形式和外形对功能进行否定。^[38]

他因此批评现有的社会调查没能反映事实：

许多消费调查不知道食品表面稳定性掩盖了食品被分派的社会公用的多样性，将直接来自统计员的社会无意识的分类标准用在食品上，从而把应该分开的东西联在了一起（比如菜豆与香蕉，后者之于水果相当于前者之于蔬菜）：实际上，如果人们知道单单“米饭”就隐含着更符合民众口味的“牛奶米饭”或“油米饭”，更符合资产阶级口味或更确切地说“知识分子”口味的“咖喱米饭”，更不用说本身就暗示着一种生活风格的白米饭了，那么，对于由表面上是中性的“谷物”聚集在一起的一系列产品，如面包、甜面包干、米饭、面条、面粉，尤其是对于这些食品的消费按照社会阶级产生的变化，该说什么呢……我们要想在这些方面重新发现按照阶级而存在的变化，只能从一开始就引入这些变化，以社会功用来代替词或物，因为词或物表面上的单义性对学校教育无意识的抽象分类毫无疑义，词或物是社会功能中得到完全确定的。社会功用包括如摄影方式，或烹饪方式——用文火或用压力锅，也就是不计时间和金钱或快速而经济地烹调，以及这些活动的产物，家庭照片或民间舞蹈照片，红酒洋葱牛肉或咖喱米饭。^[39]

另外，由品味控制下的日常生活消费不是以单一类别的产品独立出现的，而是一整套的“选择”。生活风格是某种特殊偏好或品味的统一整体，不同的消费构成这种偏好的象征亚种。品味将物变成区分和特殊的符号，将之变成等级位置的象征表现。^[40]这些选择构成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生活风格，而这些生活风格从它们在一个对立的和关联的系统中的位置获得其意义。^[41]品味形成了一个特定阶级的生活风格，生活风格又体现了一个特定阶级整体的特殊偏好，以及他们体现在占有对象、实践行动中的相同的表现意图。生活风格的每一个维度与其他维度一起，共同构成了特定阶级品味的整体性。^[42]比如，身体作为符号的持有者和生产者，围绕它存在一系列商品，包括美容、服装、化妆、体育、休闲活动以及各种身体的姿态，它们都在以同一个符号系统的方式标明社会位置。每个阶级形成的关于身体，食物对身体的力量、健康和美丽的作用的观念，以及食物消费方面的偏好能够超越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永存下来。^[43]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揭示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消费的东西，我们被他人阅读，同时也可以通过阅读他人的品味来揭示有关我们的品味偏好的信息。(www.daowen.com)

拉什认为布尔迪厄实际上为当代的文化经济提供了行动理论，原先存在于有限的文化场域中的艺术家的自主逻辑正在变为大众化的社会场域中的生产逻辑；同时，从事象征实践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真实世界正在与布尔迪厄的理论世界达成统一，原先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施行的象征暴力，正在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几乎每个人的文化实践。^[44]消费者透过自我审美化和自我设计展现身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也专门讨论了生活风格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生活风格在自我身份的探索和建构上的叙事和表征功能。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所有人都追随生活风格，并且在重要的意义上被迫如此。“生活风格可以界定为个体所投入的多少统一的实践集合体，不仅因为这种种实践实现了功利主义的需要，而且因为它们为自我认同的特定叙事赋予了物质形式。”“生活风格”这个术语隐含着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的选择，它是“被采用的”而不是“被传承的”，因此不适用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无论是饮食习惯、服装，还是身体举止，如今都成为“符号表演的手段”。^[45]迈克·费瑟斯通在对消费文化的讨论中指出，消费者如今通过使用象征性产品来构建生活方式和凸显自我身份；消费“意味着个性、自我表达和风格上的自我意识”。^[46]

“生活风格”理论和概念也随之越来越重要，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地被泛化，用于不同语境。根据安东尼·维尔（Anthony Veal）的研究，“生活风格”目前具有五种基本意义。^[47]

一是在市场研究/心理学领域，为了向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商品和服务的营销人员提供实现其营销目标的工具。市场研究人员对生活方式的兴趣是由于人们希望建立一种比之前基于职业的社会经济群体或社会阶层更好的市场“细分”。20世纪80年代，市场营销和广告行业引入了生活方式细分的概念。在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基础上，增加活动、态度、兴趣、意见、知觉和偏好等，以获得关于消费者更为完整的描述和认识。其基本目的是对消费行为增加个性变量。

二是韦伯提出的概念和用法，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可以指社会地位的识别特征。

三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展示了文化资本、阶级惯习、品味消费（生活方式）组成的无限变化，反映了整个社会阶级结构。

四是费瑟斯通等社会学作者对后现代消费/消费文化的表述，生活方式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独立于传统阶级和地位，消费成为身份塑造的手段。某些“英雄的消费者”追求一种连贯、全面和高度程式化的活动和物品的模式。这一语境中存在自由与控制的争论：消费文化是由公民和消费者的真正自由所表征的过程，以及消费文化是对市场的迷恋和操纵。

五是与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之后在后现代语境中提出的新部落化的讨论有关。随着阶级等传统的归属因素衰落，消费成为年轻人越来越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的身份呈现的手段。

与布尔迪厄对法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分层的同质性解读不同，尤其是伴随对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结构比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阶级身份的消费模式和生活风格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