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原名叫《青年杂志》。杂志从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新青年》先后联系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周作人、刘半农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由于《新青年》提倡解放妇女、尊重人性、反对旧的贞节观念，对传统婚姻道德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近代人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青年》的前四号，对婚姻道德问题没有太多专论。在一卷五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开了对传统旧道德抨击的先声。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号召妇女不要甘心委身于人，受别人支配和摆布，应该把自己也看作一个人。他说：

“……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这篇文章无疑是《新青年》向旧婚姻道德、旧文化开战的宣战书。可是当时社会现实极其糟糕，帝制的风波才息，尊孔的云雾又起。国会议制宪法时，准备把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三号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的文章，二卷四号上又载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痛斥了孔子之道不宜于现代生活。他在后篇文章中谈到妇人寡居时说：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轻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在《新青年》全盛时期对妇女问题和婚姻道德问题的讨论更多。陶孟和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了一篇《女子问题》的文章，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妇女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礼教压抑了女子的才能，使女子无奋发策励的机会。又过了四个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一篇日本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贞操不是道德。这一新的声音俨然是一声霹雷，振聋发聩。与谢野晶子说：

“我对于贞操，不当它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

这篇译文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打破了两千年的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改变了人们的贞节观。胡适在五卷一号上发表一篇《贞操问题》，后又发表了《我之贞节观》，也是谈贞节问题的。对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等问题做了十分开明的论说。胡适的文章不是十分激烈的，而是用一种合乎情理的态度和论证促使人们接受。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烈妇殉夫问题时说：(www.daowen.com)

“寡妇守节最正当的理由是夫妇间的爱情，妇人殉夫最正当的理由也是夫妇间的爱情。爱情深了，生离尚且不能堪，何况死别？再加以宗教迷信，以为死后可以夫妇团圆。因此，有许多妇人，情愿杀身从夫于地下。这个不属于贞操问题。但我们以为无论如何，这也是个人恩爱问题，应由个人自由意志去决定。无论如何，法律总不该正式褒扬人自杀殉夫的举动。一来呢，殉夫既由于个人的恩爱，何须用法律来褒扬鼓励？二来呢，殉夫若由于死后团圆的迷信，更不该有法律的褒扬了；三来呢，若用法律来褒扬殉夫的烈妇，有一些好名的妇人，便要借此博一个‘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扬，反发生一种沽名钓誉、作伪不诚的行为了！”

在五四运动以前，刘半农的《南归杂感》也是倡导妇女解放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五卷二号上。文中借助和他夫人闲谈的口气，数说中国妇女的痛苦。

“世界上最苦的人类，就是这班中国女子。”

“那一班穷苦人家的妇女，吃朝饮，愁晚饭，他的苦恼，我不忍说。”

“那一班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短裤，穿丝袜，天天上杨庆和老宝成办金饰，上大纶天成剪衣料，他们自以为极乐，其实比街头的老乞妇还苦……”

这篇文章对妇女在生活和劳作中的痛苦心理，缕分细析，写得非常好。《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希望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伦理秩序，所以对旧的婚姻道德作了强烈的抨击，在中国婚姻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