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初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后，曾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清人的许多笔记和野史上都有记载。[1]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点：

（1）多尔衮曾被称或自称为皇父；

（2）孝庄后是太宗的妻子，死后却不附葬于孝陵，这是极不合礼法的；

（3）太后下嫁时，礼部尚书曾进大婚的仪注。

但对于上述三点，后人也多有质疑。像这样较大的问题，本来应该十分清楚的。可是清王朝初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自己过去落后的习俗，便隐讳起来，以免被汉人轻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不知迫害了多少文人，毁掉了多少典籍，直接的“确据”，自然早已被毁灭殆尽，我们要重新发现二三百年前的“确据”，简直等于大海捞针。不过关于清朝始祖时存在收继婚的材料，并不难寻，不妨作为旁证。满人是建州左卫的后裔，为便于说明，先将满族嫡系的祖亲列一简表：

其中清朝的肇祖孟哥帖木儿的母亲，便是一场收继婚剧的主角。《朝鲜世宗实录》二十年七月条记载：

“凡察之母，佥伊（官名）甫哥之女也吾巨，先嫁豆万（官名）挥厚，生孟哥帖木儿。挥厚死，后嫁挥厚异母弟容绍（官名）包奇，生于虚里、于沙哥、凡察。包奇本妻之子吾沙哥、加时波、要知，则凡察与孟哥帖木儿非同父弟明矣。”[2]

其次在明代，满人的族人也有收继婚的事实：

“温姐，北关人，酋长二奴妹，嫁南关酋长王台为继妻，生子猛骨字罗。王台卒，复嫁王台子康古陆。”[3]

上述两个证据，说明收继婚原是满族代代相承的习俗，在他们汉化以后，才逐渐改变。所以《清代通史》的作者萧一山说：“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言者纷纷，至今未得确证，故未敢妄述，然就满洲风俗观察，则此事殆非不可能，谓清末污诋之辞，未尽然也。”[4]

孝庄与多尔衮画像

从法律上说，自宋以来，对于“娶亲属妻妾”都有明确的禁令，清代承明代名教理学，当然也是一样。《皇朝通典》载清代规定：(www.daowen.com)

“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亡兄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妾各减一等。”

但是在清代收继婚仍能见到。清时江苏常熟等处，平辈收继婚的风俗颇为盛行。《清代名臣判牍》云：

“苏乡旧俗，兄既娶妇，不幸身亡，遗妇与叔成婚，乡人称‘叔接嫂’，时有所见，恬不为怪。常熟南门外吕舍镇附近，有村曰茅泾，居是村者，多以捕鱼为业。为谈进德者，年已花甲，只一子，聘王姓女，早失怙恃，进德乃领女至家为童养媳，不料子忽疫死，进德有犹子曰水金，涎女之色，欲援‘叔接嫂’之例，商之进德，而承许可，女不从，因此入讼，久久不决。最后控至臬司处，朱（之榛）批示曰：

禀悉：叔入嫂户，图成鸳鸯佳偶；伯从姪意，谋遂狗彘（zhì，猪）淫心。乃子之尸体未寒，遽尔强迫养媳；该女之贞坚自守，操持应愧兽心。节钱省事，难对地下亡儿；人静宵深，辱乃闺中遗妇。老人妄许，当赐大板百下；狂儿谋妻，请入黑狱三年。该女操守可信，冤抑已申，著归母家，另选东床，此批。”[5]

此则批示，充满了卫道先生的感情，“大板百下，黑狱三年”，可谓痛快，不过从前为什么久久不决呢？这明显暗示着某种风俗力量的存在。

像这样的事尚有奇中更奇、妙中更妙者。清诸晦香的《明斋小识》载：

“吴西亭言，某同寅作宰云南维西地方，其风俗出情理外。一日，有呈词云：

“某家生子四人，皆已婚娶。不幸某年长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理宜以第四子续配长媳。但年齿相悬，恐枯杨不能生华，特与三党同议，将长子之妻配于二子，二子之妻配于三子，三子之妻配于四子，一转移间，年皆相若，可无旷怨虞，极为允协，恳求俯准。

“同寅拍案大怒，谓梵言：‘底栗多！’”

呈词的第一段就透露了当时民间收继婚的事实。转移的办法，未免异想天开。县官大怒，并且大骂“底栗多”。“底栗多”究竟什么意思呢？据作者说，“底栗多”即指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