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发生了一个案子。当时有个乡下人叫李孝德，他告发寡嫂阿区“以一妇女三易其夫”。此案由号称“援据经史，切当事情”的能臣胡颖审理。他为阿区辩护说，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择”，并严正斥责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最后，胡颖宣布阿区无罪，而李孝德则被判处“杖一百”。[4]

阻止寡妇“更嫁”反而成了罪名；控告寡妇“易夫”反倒受到惩罚，这在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原来宋代的法律在原则上允许妇女改嫁。这里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寡后多年未嫁，御史唐询抓着此事，大做文章，竟向皇上奏本，控告吴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5]阻止寡妇再嫁，成了弹劾一个权臣的罪状。

又《夷坚志补》卷二载：

绍兴初，鼎州士兵祐的妻子向政府报告：“夫死无以自存”请求居丧“改嫁”。政以猛闻的知州程昌寓，不仅给了她钱，让她掩埋死者，还“从其请”，准许她提前于服丧期间另嫁。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政府对女子再嫁从法律上讲基本是承认的。实际上，宋代的法律也从来不曾笼统禁止过妇女改嫁，《宋刑统·户婚律》规定：

“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者，徒三年。”

“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

从这些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在原则上不禁止妇女改嫁，但是由于理学的影响，也提倡妇女守节，要求妇女为丈夫守丧。法律所禁止的只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

诚然，《宋刑统》颁行于宋初，其后“以敕代律”，法令多改动。如《宋刑统》规定妇女居丧不得更嫁的期限为二十七个月，到哲宗时，将难以维持生活的寡妇居丧期限缩短到一百天。[6]但是改动的仅仅是某些具体规定，而妇女可以再嫁的基本精神，则是自宋初以来未曾改动的。直到南宋后期，法律仍然肯定：

“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7](www.daowen.com)

“凡为客户身故，而其妻愿改嫁者，听其自便。”[8]

当时不仅国法，作为其补充的家法族规也允许“夫亡改适，寡妇再嫁”。[9]

从以上所举法律规定中不难看出，在宋代，不仅寡妇、出妻均可改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如丈夫“离乡编管”“外出三年不归”，甚至夫妻关系不好、感情破裂，即所谓“不相安谐”，女方可以主动离婚再嫁。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仁宗时，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的妻子徐氏“有姿色”，她嫌丈夫形象不佳，与自己不相匹配，竟因此“反目离婚”。[10]

孝宗时，向滈的岳父“恶其穷，夺其妻以嫁别人”。向滈无可奈何，只能空自叹息：“人情甚似吴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难。”[11]

南宋后期，“林莘仲因事编管而六年并不通门”，其妻卓王姐“与议和离，立定文约”，后来林莘仲要求复婚，地方官认为：“揆之于法，自合离婚。”“使卓氏已嫁他人，今其可取乎？”并裁定“林莘仲可谓妄词，合行收罪免断”。[12]

又据《夷坚丙志》“王八郎”条载：比阳富人王八郎“因与一倡绸缪”，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其妻“执夫袄，走诣县”，县官准予离婚，并“中分其资产”。

由此可见，在宋代法律给予女方的离婚权和改嫁权，并非完全不能兑现。

当然，在宋代全部法规中，确实也可以找到一条独一无二的禁止妇女改嫁的规定：

“故事，宗妇女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13]

但是这项规定仅适用于宗室妇女，并仅行于北宋前期。仁宗时，汝南王允让提出异议，要求废止。治平年间，英宗干脆予以撤销，公开下令准许“宗室女再嫁”。熙宁十年以及稍后，神宗又两次下诏重申允许宗室女“再嫁”“再适”。事见《宋史·礼志十八》。

这项规定由施行到废止，恰好表明对于妇女改嫁不是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越来越小，越放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