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渑水燕谈》记载：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次子王雱，是太常寺太祝，自小精神有病。长大后，娶同郡女庞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一个孩子，王雱觉得这个孩子长得不像自己，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杀了。此后就和妻子天天吵架。王安石素知儿子不正常，想到媳妇又无过错，就考虑让他们分开。为了不被恶语中伤，就找一个老实人嫁了出去。

夫妇不和，最后要离婚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在人们所说的贞节观念甚严的宋代，离婚后女子再嫁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况且又是身居高官的王安石嫁媳妇呢！

实际上宋代的婚配嫁娶并不像某些史书上所渲染的那样，受理学影响那么严重。像王安石，他不但嫁媳妇，而连弟子的婚事也要管。《渑水燕谈》又记载：当时，有个工部员外郎叫侯叔献，是王安石的弟子。侯叔献妻子年龄不大，但很泼皮。叔献死后，治丧的灵堂办得十分不整齐。王安石因此上奏，请把魏氏逐回老家。京城当时流传一个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贞节观念十分宽泛。但是这是否代表当时一般人的思想呢？

在宋代，不但王安石嫁媳妇，还有一个比他早些年的人也做过这种事情，那就是范仲淹。范仲淹的儿子纯佑早死，过了一些日子，他的门生王陶恰好死了老婆，范仲淹便把他的寡媳嫁给了王陶。这说明在宋代初期寡妇守节观念并没有加强。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是改嫁朱姓的。因为家穷的缘故，他跟着母亲到了朱家。做了官以后，才复范姓。后来遇有推恩（指把皇帝的恩赐分予自己亲属），他多先给朱姓子弟，丝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辱。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妇女再嫁的一般态度。(www.daowen.com)

范仲淹不但主张妇女改嫁，而且主张社会应该为妇女的改嫁提供一些方便。如由范仲淹定立的、一直推行到南宋时期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这大概很能代表宋初儒者对妇女再嫁的看法。

宋代妇女再嫁是比较普遍的。以前我们以为礼教束缚由松到紧的前后演变、贞节观念由宽到严的发展过程的转折点应该定于宋朝，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这样划分太绝对，不符合历史事实。除上述外，像岳飞的前妻刘氏、赵明诚遗孀李清照、陆游表妹唐琬等改醮另适，或传为佳话，或酿成悲剧，结局虽不相同，均为世人所知。就整个社会而论，宋代妇女再嫁不是极少，而是较多，如果用宋人的话来说，即是：“天下不知凡几。”宋人还说：

“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属纩（kuàng，丝棉。属纩指将死），已欲括奁结橐，求他偶而适者多矣。”[3]

这种情况在宋人笔记文札里面记载很多。有人统计洪迈《夷坚志》一书所载的妇女改嫁事例竟六十一起，其中再嫁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于管中窥豹，但足可见其社会婚嫁风尚之一斑。宋代妇女既然改嫁者较多，守节者势必较少。编修《宋史》的元人便在《列女传》中叹息再三：“女子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于汗青，岂易得哉！”他们“考宋旧史”，苦苦搜寻，才挑出四十三人，这和“节烈为多”的明代相比，宋代未免瞠乎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