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溪友议》载：颜鲁公任临川内史时，潜心治理，政教大行。当时有个秀才，叫杨志坚，学习很刻苦，无奈家境贫寒，在乡下鲜为人知。他的妻子受不了这种清苦，要他写个离婚书，两人离婚。杨志坚便给妻子作了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

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

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他画别眉。

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他的妻子拿着这首诗去找颜鲁公，请求让她改适他人。颜鲁公很生气，他就这件事裁决说：

“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杨志坚妻子求去，和汉代朱买臣妻子要求改嫁是一样的。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离婚再嫁是十分随便的。假若这件事要发生在宋（后期）明以后，一定不会判他们离婚。礼教在汉代已正式确立其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礼教的贞操观是十分保守的，它绝对要求妇女恪守“从一而终”的信条。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对礼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在隋唐时代女人仍保留着相当大的再嫁自由。唐代再嫁的情况是很多的：

“唐公主共二百一十一人，除幼年早夭出家入道、事迹不详者外，出嫁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再嫁者达二十四人；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二。其中尚有三嫁者：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肃宗女一。”[1]

不仅仅公主再嫁比较随便，其他人再嫁也十分多。例如：诗人韩愈的女儿曾先适李氏，后嫁樊宗懿；独孤郁娶相国权文公女儿，使天子都很羡慕，实际上权文公的女儿还是个寡妇。唐明皇和杨贵妃情意深笃，后代文人在这方面着墨很多，实际杨贵妃是寿王瑁的妃子，是玄宗的儿媳妇，后来出去做了一段尼姑，玄宗便娶了过来。这样的事在当时不只一起。男的要求离婚的也有，如严灌夫无子而欲出妻，妻作诗喻义而止。

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个时代已开始对女子再嫁进行限制了。上面颜鲁公判决就是证明。此外，这个时代，从一而终的贞妇烈女在社会上已受到舆论的推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妇人苦》就说明了这件事。《妇人苦》是一首有名的诗，是说明丈夫死后，妇人要守节。云：

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

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

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

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www.daowen.com)

今朝一开口，语少意何深。

愿引他时事，移君此日心。

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

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

妇人一丧夫，终得守孤孑。

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

一折不重生，枯身犹抱节。

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

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

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

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

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唐代的贞节观念很淡薄，并不是个个妇人的丈夫死了都要守节。但是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守节也是当时社会衡量一个妇女好坏的标准，已为社会风俗所提倡，它表明妇女的处境江河日下。白居易认为妇女苦的原因有二：一是丈夫对她们不理解，生活不和谐；二是丈夫死了还要为他守节。妇女为丈夫守节是不平等的事，且不说妻子死了丈夫可再娶（而且必须再娶），仅从人性来讲，也是对妇女的一种折磨。白居易是个宽达大度的男子，他诗中的这种看法颇为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