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在医患纠纷处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除了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实际上与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的发展趋势也是吻合的。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处理方式，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医患纠纷处理情况来看，非诉讼纠纷处理方式已成为重要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

美国是较早将非诉讼纠纷处理机制（ADR）运用于医患纠纷处理的国家，这和它经历的医疗侵权诉讼阶段密切相关，也和其完善的保险制度密不可分。美国自1840年医疗过失诉讼爆发以来，医疗侵权诉讼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的前20年，要求被告医生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过失。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意识觉醒时期，侵权诉讼的法定赔偿数额大幅增加，赔偿金额根据患者机体损害程度、对职业和生活的影响以及根据患者预期生命的测算而定。第三个阶段，医生执业群体与保险公司合作，试图减少侵权诉讼，并且要求赔偿额封顶或减少赔偿。在面临专业责任保险系统的危机和医疗民事侵权制度问题的双重困境背景下，美国将ADR模式引入医患纠纷解决中。目前美国医患纠纷主要采用协商、调解、仲裁以及审前委员会筛查制度（Pretrial Screening Panel，也译作“庭前审核”）这四种ADR类型。其中第四种审前委员会筛查制度是唯一随着医患纠纷官司发展的ADR方式，美国已有25个州立法，要求医患纠纷诉讼需经过审前委员会筛查。各州在组成方式和程序上都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排除不合理的索赔与鼓励合理的索赔在诉前得以解决。^[7]

德国目前已经实行了全民医疗健康保险，因医疗事故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等经济损失的，可以通过医疗保险得到补偿。通过诉讼能够得到的补偿仅仅是精神损害赔偿金。此外，除非是医疗机构存在明显重大过失，一般的医疗过失侵权的举证责任仍由患方承担，因此患方尽量避免采取诉讼方式。德国的医患纠纷主要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德国医师协会所设的ADR主要为三种模式：医疗协会调解所、纯粹的医学上的专家鉴定委员会、介于两者之间的鉴定—调解所，各州采用的模式有所不同。患者和医生双方都可以通过申请将纠纷提交委员会或者调解所处理。程序是：首先，确定作为有关专业的医疗委员人选；之后，由该委员参照病例对事实进行调查，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如有必要则由委员会任命鉴定人作出鉴定；最后，在事先确定的日期，全体委员对鉴定及事实进行口头辩论，如果认为属于医生的失误或责任，应给予其再一次发表意见的机会。委员会根据全体成员的意见制作并向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通知中包含对事实的确定、医疗上的判断以及法律上的评价，但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整个程序是免费的而且处理迅速，因知名度与利用率较高，对于减轻诉讼的压力，为当事人提供评价性的参考意见具有重要意义。^[8](www.daowen.com)

日本有关医患纠纷的非诉讼处理机构设置在医师协会内的医疗纠纷处理部。日本医疗纠纷处理利用医疗保险赔偿制度，主要步骤分为三步。首先，医生受理患方赔偿请求，并将该请求提交至都道府县医师协会，由医师协会进行判断后，再委托协会申请理赔；其次，医师协会和保险公司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再交赔偿委员会进行审议；最后，基于审议决定，进入医疗纠纷实质性处理和解决阶段。其中，为了保证及时、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赔偿审议时，医师协会、保险机构以及与医疗纠纷相关的审查员不能参与审议，而由处于中立立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共计10名审查员（医学系毕业的学者或专家6名，法律专家4名）进行审议，按照过半数的原则确定决议。审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负担的赔偿数额，以及为了公正、妥当地处理其他医疗纠纷而应采取的对策等。上述内容必须以书面形式予以表示。^[9]

美国、德国、日本的医患纠纷ADR处理机制虽然各有特点，但是ADR在医患纠纷处理中已经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纠纷解决的有效途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对医患纠纷来说，ADR更能在以下方面发挥它的优势：（1）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维系本已非常紧张的医患关系，在维护医患双方必要的尊严的同时，能够使双方的权益得到公正的保护，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2）相比诉讼程序，患者能更加直接、主动地参与医患纠纷解决过程，其中立性能得到双方的认可，解决结果更能被双方所接受；（3）非诉讼解决机制不必依据严格的法律法规确定赔偿方案，而根据当时、当地和实际的有关具体情况，经双方共同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式；（4）能够有效地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和医疗机构的有关商业信息，使双方都能体面地从纠纷中解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