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交往——第三种交往模式——以具有同一个组织的成员资格为基础。你和对方是否为同一家俱乐部的会员？是否在同一个机构共事？或者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个人交往注重情感上的接近，结构性交往则注重包容性。你可以借助三大策略来促进这些关系的发展。

第一，寻找与对方的共同点。你们可能出生在同一个小镇，上同一所学校，或者你们有相同的爱好。结构上的共同点不一定要特别巨大才能促进积极的交往。几年前，在中东的一个水上乐园里，我排长队等着玩一个大滑梯，在我身后的男人问我：“你是哪里人？”“美国。”我回答说。“我也是！”他回答说，高兴极了。美国人有千千万，在美国国内这种共同点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在异国他乡的环境下，不过是国籍上的简单共性就引起了30分钟的交谈。

第二，创建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社区。冲突双方往往忽视创造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团体来处理派性分歧的可能性。在那么多次的部落练习中，只有一次是所有的参与者联合起来宣布了一项战略，反抗外星人的指令。但是，从来没有哪次练习的参与者想过把外星人从对手变为合作伙伴，例如发起成立部落合作星际委员会，请那位外星人出任杰出创始会员。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意见分歧的群体达到何种规模，都能在共同效忠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们的忠诚可以使我们增进对家人、朋友或文化部落的熟悉程度。但它也有可能创造一个部落社区，形成一个总体框架，让许多群体都可以在共同效忠的旗帜下加入进来。而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形成对某一象征的认同，从而将这些群体统一纳入一个社区中来。例如，国家是由一系列部落所组成的，每个部落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处于支配地位的往往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是为什么？受人尊敬的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指出，“国家有国旗、公园、学校、国会大厦、货币、报纸、节假日、军队、历史文献”等各种象征物，使人们无论在思想还是心灵上都体现出一个国家国民的独特性格，获得精神的归依。18

本来四分五裂的群体寻求和解，创建各部落共同参与的大同社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个欧洲国家决定寻求欧洲大陆更大范围的统一。经过无数次的国际整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宣告欧洲联盟的诞生，这个管理机构将全欧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法律、教育、军事以及卫生等领域展开合作。为了巩固统一成果，欧盟设计了欧盟旗帜，发行了共同货币，定都比利时，并组建了外交使团。虽然欧盟还没有消除成员国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但它已经在尊重各地区特色和传统的基础上，激发了区域经济增长和凝聚力。(www.daowen.com)

另一个能够展现大型组织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的例子来自中东地区。我曾经是巴以谈判伙伴网络计划（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ng Partners network）的教练和顾问。这个组织成立于第二回合戴维营谈判失败之后，作为这一网络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学员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学习各种谈判方法，并有机会在小组内部和各小组之间建立关系。在这次研讨会举办前，学员之间几乎互不相识，但在研讨过程中，他们多次在谈判情景练习时共同充当同一方的谈判伙伴，在社交活动中进行非正式的交谈，并在讲座中扮演“学生”的角色。这类活动帮助他们消除了相互之间的敌意，不再把对方视为对手，而是看作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协同工作的同事。这个项目取得了切实而且惊人的成果。例如，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in Bethlehem）38天的致命僵局，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巴以成员之间的闭门谈判得到解决的。19

第三，强调超凡交往。最强大的结构性交往超脱于日常事务，并引领我们进入神圣血缘关系的境界。超凡交往通过在更高层次的意义或者理想上达成相互尊重，进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无论这种意义或理想是精神的、历史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会众能够体验到与神圣力量的超凡交往，而一对观看落日美景的夫妇也会感受到与大自然的超凡交往。甚至精神信仰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也会因为拥有共同的宗教敬畏心理而心有戚戚焉。我们可以设法让自己也建立这种超凡交往，从而更容易地解决长期冲突，为实现和平共处铺平道路。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内乱达到顶点时，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将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超凡交往上，而他所依托的是非洲传统哲学乌班图的思想，教导人们“你我的人性，息息相关”。20随着他的国家逐渐摆脱种族分裂的阴影，乌班图也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帮助人们从对手转变为植根于同一种精神传统的兄弟姐妹，走出历史的创伤，向着未来大同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