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福鼎地方文人卓剑舟，是当地令人尊敬的一位人物。作为地方文化精英，卓剑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以一己之力纂修了《太姥山全志》，从而不仅接续了太姥山志书编写的文化传统，而且也为太姥山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在其所编纂的《太姥山全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绿雪芽，今呼为白毫，香色俱绝，而尤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外国，价与金埒。”

从卓剑舟的上述记录可知，承继了明清知识界无数想象的绿雪芽，在近代太姥山有了另一个称呼——“白毫”。白毫茶的崛起，意味着伴随近代全球化的进程，绿雪芽以“白毫”为名，成为参与近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的一种重要商品。可以说，卓剑舟的这一记载，是考察绿雪芽在近代走出太姥山，迈向广阔的世界市场的重要线索。

白毫茶的兴起，与近代闽茶的外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闽茶是清代一种大宗外销物品，以海外为主要销售对象，因此十分依赖国际市场。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曾经谈到闽茶受洋商控制的情况：

（闽茶）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箱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故闽茶必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

左宗棠的这一观察，确实道出了闽茶的特点。作为产茶大省，福建茶一直是国际市场的紧俏货。传统上闽茶分为南、西、北三路。所谓南路茶，指的是闽南一带的茶区，以安溪及附近地区所产乌龙茶为代表，主要销往东南亚市场。西路茶，指的是闽北武夷山一带的茶区，以武夷岩茶为代表，主要销往欧美和俄罗斯等地。而北路茶，指的是闽东福宁府一带的茶区，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及俄罗斯等地方。在近代海陆丝路上，走的多是闽茶。而绿雪芽所在的闽东北路茶区，就是闽茶除了闽北之外的一个重要外销茶产区。甚至近代时期北路制茶一度占闽茶总量的一半，被称为“福建第一产地”。^[7]

北路茶的兴盛，与近代闽东的海外交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上福建对外商贸十分发达，包括太姥山在内的闽东地区，一直是中国最早与外国接触的滨海地区之一，也是最早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方之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分布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城市，很早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地。而太姥山所在的福宁地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在19世纪以前，其向海外输出商品，主要通过内港转运或陆路运输的方式，先运送到福州或温州等地海港，然后再从此装船出洋。在19世纪以前，物产丰饶的闽东地区，主要是作为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腹地，为蓬勃开展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的贸易物品，无论是茶叶、瓷器，还是纸张、桐油等，当时的闽东各地，通过大大小小的港汊，与福州、泉州、厦门等对外贸易大港联系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本地丰富的对外贸易物产。当然，也有一个例外，就是福鼎沙埕港的兴起。沙埕历史上是一个天然良港，商贸发达，明清官府在此设有常关，征收关税，将之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财税来源。但沙埕港的航运在19世纪以前并不十分稳定，经常受到战乱与寇乱的影响。因此，对外交通问题一直困扰着福宁地区的发展。而19世纪末三都澳的开关，为闽东地区的茶叶对外贸易带来了便利的条件。1898年，清帝国正式开放三都澳作为对外贸易口岸，次年5月在此处设立了福海关，随后欧美各国相继在此处设立领事馆及货栈，三都澳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商港，成为闽东茶叶出口的重要口岸。据1899年福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记载，当时“闽东各县茶叶荟萃于此，成为天然中心，年产合计达30万箱”^[8]。1901年，在三都澳开放之后两年，当地海关的贸易总值就增加了近60万海关两，海关税务司欧森认为造成这种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当地茶商“充分利用了从三都澳船运茶叶相对于陆运所带来的好处”^[9]。根据1917年日本人的调查，当时福建茶叶出口市场主要分布在福州、三都澳和厦门，其中集散在厦门的“年产量不足一万担”，而三都澳集散额则约占一半，达10万担。这些北路茶运送到三都澳后，通过汽船、帆船等出口。^[10]同样，伴随三都澳的开发而催生的闽东商贸发展，也带动了沙埕港在近代的复兴。1906年，沙埕港向内河轮船开放。此后，三都澳与沙埕，成为近代闽东地区北路茶对外贸易的两个主要中心地。

福州　1893

福州　1893

福州　1893

南台港　福州

北路茶对外贸易的兴盛，可以从当地一座天后宫所保存的特殊彩绘看出来。太姥山脚下的点头镇，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茶叶生产与交易集散地。茶叶外销给当地带来了富庶，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达与繁荣。在点头镇上有一座具有显著闽东建筑风格的天后宫。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天后宫的藻井上，保留着两幅十分少见的西洋彩绘。由于年代久远，藻井彩绘又遭受过破坏，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被辨认出来。其中一幅是彩绘人物，共绘有两个“番客”，一位是头戴西洋礼帽的男士，戴着中筒窄檐礼帽，上身着白色双排纽扣礼服，手执拐杖，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19世纪欧美男子的装束，其职业可能为商人。另一位是髡发长袍的西洋男性。这位西洋人的装束与之前头戴西洋礼帽者不同，从图案上看，这位西洋人的装束类似古代罗马人，而其人物形象，与17世纪以来在东南亚等地活动的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十分相似。另一幅西洋彩绘画的是一艘西洋轮船。从图案可以看出，这是一艘巨型的铁壳蒸汽轮船，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浓浓的黑烟，显示其正航行于大海中。甲板上绘有多位西洋人，其中一位水手装束的男子，站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手持单孔望远镜望向前方。很显然，这幅西洋彩绘与19世纪欧洲海洋运输的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正式投入使用的蒸汽船——“克莱蒙特”号，这艘轮船长45.72米、宽9.14米，排水量达到100吨，船上安装有一台72马力的瓦特蒸汽机，用蒸汽推动船两侧的明轮，带动船只前进。“克莱蒙特”号在纽约哈德逊河首次试航成功，表明船舶发展史进入了蒸汽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投入商业运输的轮船。此后，大量的蒸汽轮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帆船，用于远洋航运，成为水上世界舞台的主角。蒸汽轮船的出现，也迅速拉近了西方与中国的距离。19世纪中叶，英国及所属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远东航运中使用蒸汽动力的铁骨木壳明轮船。此后，这种蒸汽轮船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沿海各港口，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贸易往来中，大量用于载运茶叶、瓷器及各种大宗货物。晚清时期，国人一般将这种与帆船截然不同的燃煤蒸汽动力船称为“火轮船”。点头镇天后宫的这两幅西洋彩绘，尽管经受了岁月的侵蚀，画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总体上仍然线条饱满，色彩生动。

南台港　福州

北路茶对外贸易的兴盛，可以从当地一座天后宫所保存的特殊彩绘看出来。太姥山脚下的点头镇，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茶叶生产与交易集散地。茶叶外销给当地带来了富庶，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达与繁荣。在点头镇上有一座具有显著闽东建筑风格的天后宫。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天后宫的藻井上，保留着两幅十分少见的西洋彩绘。由于年代久远，藻井彩绘又遭受过破坏，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被辨认出来。其中一幅是彩绘人物，共绘有两个“番客”，一位是头戴西洋礼帽的男士，戴着中筒窄檐礼帽，上身着白色双排纽扣礼服，手执拐杖，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19世纪欧美男子的装束，其职业可能为商人。另一位是髡发长袍的西洋男性。这位西洋人的装束与之前头戴西洋礼帽者不同，从图案上看，这位西洋人的装束类似古代罗马人，而其人物形象，与17世纪以来在东南亚等地活动的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十分相似。另一幅西洋彩绘画的是一艘西洋轮船。从图案可以看出，这是一艘巨型的铁壳蒸汽轮船，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浓浓的黑烟，显示其正航行于大海中。甲板上绘有多位西洋人，其中一位水手装束的男子，站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手持单孔望远镜望向前方。很显然，这幅西洋彩绘与19世纪欧洲海洋运输的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正式投入使用的蒸汽船——“克莱蒙特”号，这艘轮船长45.72米、宽9.14米，排水量达到100吨，船上安装有一台72马力的瓦特蒸汽机，用蒸汽推动船两侧的明轮，带动船只前进。“克莱蒙特”号在纽约哈德逊河首次试航成功，表明船舶发展史进入了蒸汽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投入商业运输的轮船。此后，大量的蒸汽轮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帆船，用于远洋航运，成为水上世界舞台的主角。蒸汽轮船的出现，也迅速拉近了西方与中国的距离。19世纪中叶，英国及所属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远东航运中使用蒸汽动力的铁骨木壳明轮船。此后，这种蒸汽轮船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沿海各港口，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贸易往来中，大量用于载运茶叶、瓷器及各种大宗货物。晚清时期，国人一般将这种与帆船截然不同的燃煤蒸汽动力船称为“火轮船”。点头镇天后宫的这两幅西洋彩绘，尽管经受了岁月的侵蚀，画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总体上仍然线条饱满，色彩生动。

南台港　福州

北路茶对外贸易的兴盛，可以从当地一座天后宫所保存的特殊彩绘看出来。太姥山脚下的点头镇，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茶叶生产与交易集散地。茶叶外销给当地带来了富庶，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达与繁荣。在点头镇上有一座具有显著闽东建筑风格的天后宫。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天后宫的藻井上，保留着两幅十分少见的西洋彩绘。由于年代久远，藻井彩绘又遭受过破坏，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被辨认出来。其中一幅是彩绘人物，共绘有两个“番客”，一位是头戴西洋礼帽的男士，戴着中筒窄檐礼帽，上身着白色双排纽扣礼服，手执拐杖，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19世纪欧美男子的装束，其职业可能为商人。另一位是髡发长袍的西洋男性。这位西洋人的装束与之前头戴西洋礼帽者不同，从图案上看，这位西洋人的装束类似古代罗马人，而其人物形象，与17世纪以来在东南亚等地活动的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十分相似。另一幅西洋彩绘画的是一艘西洋轮船。从图案可以看出，这是一艘巨型的铁壳蒸汽轮船，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浓浓的黑烟，显示其正航行于大海中。甲板上绘有多位西洋人，其中一位水手装束的男子，站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手持单孔望远镜望向前方。很显然，这幅西洋彩绘与19世纪欧洲海洋运输的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正式投入使用的蒸汽船——“克莱蒙特”号，这艘轮船长45.72米、宽9.14米，排水量达到100吨，船上安装有一台72马力的瓦特蒸汽机，用蒸汽推动船两侧的明轮，带动船只前进。“克莱蒙特”号在纽约哈德逊河首次试航成功，表明船舶发展史进入了蒸汽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投入商业运输的轮船。此后，大量的蒸汽轮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帆船，用于远洋航运，成为水上世界舞台的主角。蒸汽轮船的出现，也迅速拉近了西方与中国的距离。19世纪中叶，英国及所属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远东航运中使用蒸汽动力的铁骨木壳明轮船。此后，这种蒸汽轮船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沿海各港口，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贸易往来中，大量用于载运茶叶、瓷器及各种大宗货物。晚清时期，国人一般将这种与帆船截然不同的燃煤蒸汽动力船称为“火轮船”。点头镇天后宫的这两幅西洋彩绘，尽管经受了岁月的侵蚀，画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总体上仍然线条饱满，色彩生动。

点头镇天后宫

点头镇天后宫

点头镇天后宫

点头天后宫“火轮船”彩绘

在一个小镇古朴的天后宫中出现“番客”“火轮船”这些涉及西洋题材的彩绘，这在海峡两岸天后宫中是十分少见的。著名的广州南海神庙中保存有一座奇异的“番鬼塑像”，讲述的是宋代古印度朝贡使者来华通商贸易、终老中国的故事。这座“番鬼塑像”已经是南海神庙中的重要标志物之一，成为象征广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而点头镇天后宫的西洋彩绘，无疑也隐藏着闽东地区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历史，尤其是北路茶的外销记忆。

毫无疑问，类似点头镇天后宫彩绘所描述的这类“火轮船”，在19世纪，可能就是往来三都澳甚至沙埕港的西方贸易船只的剪影。而它们载去的众多闽东物产中，就有北路茶中的紧俏品“白毫”——太姥山绿雪芽茶。

在19世纪以前，作为茶之称呼的“白毫”并不常见。邱椿前文中提到的“太姥白”，是绿雪芽作为白茶品类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而19世纪以后，“白毫”作为当时北路茶中的一种重要外销茶，开始频频出现在茶商圈子和各类贸易文件中。从当时记载的产地来看，白毫集中在福鼎太姥山区域。1917年日本人就注意到太姥山是白毫的主要产茶区，而且这里出产的白毫品质最佳，与武夷山茶齐名。其原因是“太姥山到了冬春季，由于雨露适度，对茶叶的发芽极为有利”^[11]。白毫出自太姥山，由此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卓剑舟上述“白毫即为绿雪芽”的论断。

民国时期一位茶人曾经很明确地指出白毫是福建“外销茶珍贵特产之一”。因这种茶树“叶上有银丝样的毫毛”，故称“白毫”。与普通茶树不同，白毫树干挺直，枝杈皆向上生长，因此从外观上很容易与普通茶树区分开来。太姥山区域的白毫，因为外人无法仿种，其味清香，色白如银，在近代甚至有“世界茶王”的称号。对于白毫在太姥山地区的发现，当地人记载了一个传说，说的是清光绪年间，福鼎当地有一位孝子陈焕，因家贫到太姥山祈梦，得到太姥娘娘的启示，在太姥山上找到了一棵长相奇异的茶树，于是采摘这株茶树上的枝条，移种到家附近山中。尽管新移植的茶树当年产茶只有四五斤，但因为其是太姥所启示的茶，竟然能卖到每斤三两白银的高价，比普通茶贵上十来倍。由于产量不多，陈焕的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价格。人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移种，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民国元年（1912），福鼎当地白毫茶产量已经达到千担以上了。

很显然，上述流传在太姥山地区的白毫起源故事，是当地茶人的一种文化创造，将白毫的移植与驯化归因于太姥娘娘的启示，其用意是将白毫茶加以神圣化，也暗示着这款茶来源的正统性，即白毫茶出自太姥山这一圣山，并且由太姥娘娘所授，而这恰好与太姥山、太姥娘娘、绿雪芽之间的故事相吻合，由此也隐喻了白毫与绿雪芽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上判断茶的品质，常常以其生长的空间来确定其来源正宗性，并形成一套分类标准。所谓正山、正岩，就是对茶产地的边界限定。其言外之意，好茶与地气是密切相关的，只有生长于地界内的茶，才具有正统性；反之，处于地界之外的茶，就不会被视为正统。光绪年间太姥娘娘启示陈焕制茶的这一传说，将近代兴起的白毫茶与太姥山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表明白毫出自太姥山这一传统上产好茶的正源空间，而通过这一传说，当地社会也将太姥山的绿雪芽与白毫的茶脉连在一起。

作为北路茶的一种著名茶类，“白毫”在清末光绪年间引种成功后，逐渐成为中外茶市追捧的产品，尤其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起，一直到民国五年（1916），是白毫外销由起步走向全盛的时期。当地茶商账簿曾记载民国五年福鼎白毫茶的销售情况：

“丙辰白毫大笑市。福鼎各号计采办二千余件，中级不计，首标价估二百六十两，次标二百四十两，茶额不敷支配，洋行争购纷纷……”

近代白毫外销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德国。与其他闽茶不同，白毫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强，因此也很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白毫在走过了25年的外销繁盛期后，迎来了茶市的第一次严峻挑战。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和德国作为一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深刻影响了白毫的国际市场走向。一时之间，白毫价格一落千丈，茶商破产，茶园荒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十年（1921）才陆续恢复。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福鼎白毫重新迎来了高光时期。当时县内经营茶叶的茶商众多，集中在桐城、白琳、店头、前岐等一带，其中不乏资本雄厚的茶号。白琳地方，“每年茶季，茶工由浙平阳来此营业者，达数千以上，商业之盛亦以此时为最，关系农工生计至巨”，茶产业规模十分惊人。1917年，据日本人观察，太姥山白毫年产量达到3万担。

作为外销茶的白毫，其茶路也自有特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太姥山区域已经是福建一个重要的产茶区，太姥山和白琳成为白毫的主要出产地，白毫与“工夫”“莲心”“白毛猴”，构成了近代福鼎最主要的四种茶类。其中，“白毫银针”是最为知名的茶品牌之一。近代闽东因为茶叶采摘、销售状况不同而分为“茅茶帮”和“箱茶帮”。前者指所交易茶叶多属未精制者，故称“茅茶”（毛茶），主要是绿茶类；后者指茶叶已经在山上制作好，可直接装箱运送，故称“箱茶”。白毫由于加工手法精致，因此都是由茶人制好，装箱运至福州按原箱出售。193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箱茶帮”所用的装运白毫的箱子分为大小两种，分别称为“二五箱”和“三五箱”，前者装茶净重为29斤（箱重另加4斤），后者装茶净重为36斤（箱重另加4斤）。其时在福建经营茶叶的商帮主要有“天津帮”、“京东帮”和“洋行帮”。“茅茶帮”主要是将所采买的绿茶装袋售给福州的“天津帮”和“京东帮”，而“箱茶帮”则专售箱装茶给“洋行帮”出口。其中除了红茶之外，太姥山白毫也是“洋行帮”外销的大宗商品。

点头天后宫“火轮船”彩绘

在一个小镇古朴的天后宫中出现“番客”“火轮船”这些涉及西洋题材的彩绘，这在海峡两岸天后宫中是十分少见的。著名的广州南海神庙中保存有一座奇异的“番鬼塑像”，讲述的是宋代古印度朝贡使者来华通商贸易、终老中国的故事。这座“番鬼塑像”已经是南海神庙中的重要标志物之一，成为象征广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而点头镇天后宫的西洋彩绘，无疑也隐藏着闽东地区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历史，尤其是北路茶的外销记忆。

毫无疑问，类似点头镇天后宫彩绘所描述的这类“火轮船”，在19世纪，可能就是往来三都澳甚至沙埕港的西方贸易船只的剪影。而它们载去的众多闽东物产中，就有北路茶中的紧俏品“白毫”——太姥山绿雪芽茶。

在19世纪以前，作为茶之称呼的“白毫”并不常见。邱椿前文中提到的“太姥白”，是绿雪芽作为白茶品类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而19世纪以后，“白毫”作为当时北路茶中的一种重要外销茶，开始频频出现在茶商圈子和各类贸易文件中。从当时记载的产地来看，白毫集中在福鼎太姥山区域。1917年日本人就注意到太姥山是白毫的主要产茶区，而且这里出产的白毫品质最佳，与武夷山茶齐名。其原因是“太姥山到了冬春季，由于雨露适度，对茶叶的发芽极为有利”^[11]。白毫出自太姥山，由此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卓剑舟上述“白毫即为绿雪芽”的论断。

民国时期一位茶人曾经很明确地指出白毫是福建“外销茶珍贵特产之一”。因这种茶树“叶上有银丝样的毫毛”，故称“白毫”。与普通茶树不同，白毫树干挺直，枝杈皆向上生长，因此从外观上很容易与普通茶树区分开来。太姥山区域的白毫，因为外人无法仿种，其味清香，色白如银，在近代甚至有“世界茶王”的称号。对于白毫在太姥山地区的发现，当地人记载了一个传说，说的是清光绪年间，福鼎当地有一位孝子陈焕，因家贫到太姥山祈梦，得到太姥娘娘的启示，在太姥山上找到了一棵长相奇异的茶树，于是采摘这株茶树上的枝条，移种到家附近山中。尽管新移植的茶树当年产茶只有四五斤，但因为其是太姥所启示的茶，竟然能卖到每斤三两白银的高价，比普通茶贵上十来倍。由于产量不多，陈焕的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价格。人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移种，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民国元年（1912），福鼎当地白毫茶产量已经达到千担以上了。

很显然，上述流传在太姥山地区的白毫起源故事，是当地茶人的一种文化创造，将白毫的移植与驯化归因于太姥娘娘的启示，其用意是将白毫茶加以神圣化，也暗示着这款茶来源的正统性，即白毫茶出自太姥山这一圣山，并且由太姥娘娘所授，而这恰好与太姥山、太姥娘娘、绿雪芽之间的故事相吻合，由此也隐喻了白毫与绿雪芽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上判断茶的品质，常常以其生长的空间来确定其来源正宗性，并形成一套分类标准。所谓正山、正岩，就是对茶产地的边界限定。其言外之意，好茶与地气是密切相关的，只有生长于地界内的茶，才具有正统性；反之，处于地界之外的茶，就不会被视为正统。光绪年间太姥娘娘启示陈焕制茶的这一传说，将近代兴起的白毫茶与太姥山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表明白毫出自太姥山这一传统上产好茶的正源空间，而通过这一传说，当地社会也将太姥山的绿雪芽与白毫的茶脉连在一起。

作为北路茶的一种著名茶类，“白毫”在清末光绪年间引种成功后，逐渐成为中外茶市追捧的产品，尤其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起，一直到民国五年（1916），是白毫外销由起步走向全盛的时期。当地茶商账簿曾记载民国五年福鼎白毫茶的销售情况：

“丙辰白毫大笑市。福鼎各号计采办二千余件，中级不计，首标价估二百六十两，次标二百四十两，茶额不敷支配，洋行争购纷纷……”

近代白毫外销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德国。与其他闽茶不同，白毫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强，因此也很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白毫在走过了25年的外销繁盛期后，迎来了茶市的第一次严峻挑战。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和德国作为一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深刻影响了白毫的国际市场走向。一时之间，白毫价格一落千丈，茶商破产，茶园荒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十年（1921）才陆续恢复。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福鼎白毫重新迎来了高光时期。当时县内经营茶叶的茶商众多，集中在桐城、白琳、店头、前岐等一带，其中不乏资本雄厚的茶号。白琳地方，“每年茶季，茶工由浙平阳来此营业者，达数千以上，商业之盛亦以此时为最，关系农工生计至巨”，茶产业规模十分惊人。1917年，据日本人观察，太姥山白毫年产量达到3万担。

作为外销茶的白毫，其茶路也自有特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太姥山区域已经是福建一个重要的产茶区，太姥山和白琳成为白毫的主要出产地，白毫与“工夫”“莲心”“白毛猴”，构成了近代福鼎最主要的四种茶类。其中，“白毫银针”是最为知名的茶品牌之一。近代闽东因为茶叶采摘、销售状况不同而分为“茅茶帮”和“箱茶帮”。前者指所交易茶叶多属未精制者，故称“茅茶”（毛茶），主要是绿茶类；后者指茶叶已经在山上制作好，可直接装箱运送，故称“箱茶”。白毫由于加工手法精致，因此都是由茶人制好，装箱运至福州按原箱出售。193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箱茶帮”所用的装运白毫的箱子分为大小两种，分别称为“二五箱”和“三五箱”，前者装茶净重为29斤（箱重另加4斤），后者装茶净重为36斤（箱重另加4斤）。其时在福建经营茶叶的商帮主要有“天津帮”、“京东帮”和“洋行帮”。“茅茶帮”主要是将所采买的绿茶装袋售给福州的“天津帮”和“京东帮”，而“箱茶帮”则专售箱装茶给“洋行帮”出口。其中除了红茶之外，太姥山白毫也是“洋行帮”外销的大宗商品。

点头天后宫“火轮船”彩绘

在一个小镇古朴的天后宫中出现“番客”“火轮船”这些涉及西洋题材的彩绘，这在海峡两岸天后宫中是十分少见的。著名的广州南海神庙中保存有一座奇异的“番鬼塑像”，讲述的是宋代古印度朝贡使者来华通商贸易、终老中国的故事。这座“番鬼塑像”已经是南海神庙中的重要标志物之一，成为象征广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而点头镇天后宫的西洋彩绘，无疑也隐藏着闽东地区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历史，尤其是北路茶的外销记忆。

毫无疑问，类似点头镇天后宫彩绘所描述的这类“火轮船”，在19世纪，可能就是往来三都澳甚至沙埕港的西方贸易船只的剪影。而它们载去的众多闽东物产中，就有北路茶中的紧俏品“白毫”——太姥山绿雪芽茶。

在19世纪以前，作为茶之称呼的“白毫”并不常见。邱椿前文中提到的“太姥白”，是绿雪芽作为白茶品类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而19世纪以后，“白毫”作为当时北路茶中的一种重要外销茶，开始频频出现在茶商圈子和各类贸易文件中。从当时记载的产地来看，白毫集中在福鼎太姥山区域。1917年日本人就注意到太姥山是白毫的主要产茶区，而且这里出产的白毫品质最佳，与武夷山茶齐名。其原因是“太姥山到了冬春季，由于雨露适度，对茶叶的发芽极为有利”^[11]。白毫出自太姥山，由此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卓剑舟上述“白毫即为绿雪芽”的论断。

民国时期一位茶人曾经很明确地指出白毫是福建“外销茶珍贵特产之一”。因这种茶树“叶上有银丝样的毫毛”，故称“白毫”。与普通茶树不同，白毫树干挺直，枝杈皆向上生长，因此从外观上很容易与普通茶树区分开来。太姥山区域的白毫，因为外人无法仿种，其味清香，色白如银，在近代甚至有“世界茶王”的称号。对于白毫在太姥山地区的发现，当地人记载了一个传说，说的是清光绪年间，福鼎当地有一位孝子陈焕，因家贫到太姥山祈梦，得到太姥娘娘的启示，在太姥山上找到了一棵长相奇异的茶树，于是采摘这株茶树上的枝条，移种到家附近山中。尽管新移植的茶树当年产茶只有四五斤，但因为其是太姥所启示的茶，竟然能卖到每斤三两白银的高价，比普通茶贵上十来倍。由于产量不多，陈焕的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价格。人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移种，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民国元年（1912），福鼎当地白毫茶产量已经达到千担以上了。

很显然，上述流传在太姥山地区的白毫起源故事，是当地茶人的一种文化创造，将白毫的移植与驯化归因于太姥娘娘的启示，其用意是将白毫茶加以神圣化，也暗示着这款茶来源的正统性，即白毫茶出自太姥山这一圣山，并且由太姥娘娘所授，而这恰好与太姥山、太姥娘娘、绿雪芽之间的故事相吻合，由此也隐喻了白毫与绿雪芽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上判断茶的品质，常常以其生长的空间来确定其来源正宗性，并形成一套分类标准。所谓正山、正岩，就是对茶产地的边界限定。其言外之意，好茶与地气是密切相关的，只有生长于地界内的茶，才具有正统性；反之，处于地界之外的茶，就不会被视为正统。光绪年间太姥娘娘启示陈焕制茶的这一传说，将近代兴起的白毫茶与太姥山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表明白毫出自太姥山这一传统上产好茶的正源空间，而通过这一传说，当地社会也将太姥山的绿雪芽与白毫的茶脉连在一起。

作为北路茶的一种著名茶类，“白毫”在清末光绪年间引种成功后，逐渐成为中外茶市追捧的产品，尤其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起，一直到民国五年（1916），是白毫外销由起步走向全盛的时期。当地茶商账簿曾记载民国五年福鼎白毫茶的销售情况：

“丙辰白毫大笑市。福鼎各号计采办二千余件，中级不计，首标价估二百六十两，次标二百四十两，茶额不敷支配，洋行争购纷纷……”

近代白毫外销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德国。与其他闽茶不同，白毫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强，因此也很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白毫在走过了25年的外销繁盛期后，迎来了茶市的第一次严峻挑战。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和德国作为一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深刻影响了白毫的国际市场走向。一时之间，白毫价格一落千丈，茶商破产，茶园荒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十年（1921）才陆续恢复。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福鼎白毫重新迎来了高光时期。当时县内经营茶叶的茶商众多，集中在桐城、白琳、店头、前岐等一带，其中不乏资本雄厚的茶号。白琳地方，“每年茶季，茶工由浙平阳来此营业者，达数千以上，商业之盛亦以此时为最，关系农工生计至巨”，茶产业规模十分惊人。1917年，据日本人观察，太姥山白毫年产量达到3万担。

作为外销茶的白毫，其茶路也自有特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太姥山区域已经是福建一个重要的产茶区，太姥山和白琳成为白毫的主要出产地，白毫与“工夫”“莲心”“白毛猴”，构成了近代福鼎最主要的四种茶类。其中，“白毫银针”是最为知名的茶品牌之一。近代闽东因为茶叶采摘、销售状况不同而分为“茅茶帮”和“箱茶帮”。前者指所交易茶叶多属未精制者，故称“茅茶”（毛茶），主要是绿茶类；后者指茶叶已经在山上制作好，可直接装箱运送，故称“箱茶”。白毫由于加工手法精致，因此都是由茶人制好，装箱运至福州按原箱出售。193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箱茶帮”所用的装运白毫的箱子分为大小两种，分别称为“二五箱”和“三五箱”，前者装茶净重为29斤（箱重另加4斤），后者装茶净重为36斤（箱重另加4斤）。其时在福建经营茶叶的商帮主要有“天津帮”、“京东帮”和“洋行帮”。“茅茶帮”主要是将所采买的绿茶装袋售给福州的“天津帮”和“京东帮”，而“箱茶帮”则专售箱装茶给“洋行帮”出口。其中除了红茶之外，太姥山白毫也是“洋行帮”外销的大宗商品。

清代外销茶图（约1770年）　广州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由于水路运输存在陆路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白毫外销的茶路走的基本上是水路，尤其是位于闽浙交界地的沙埕港，成为近代福鼎白毫及其他茶类的主要转运港口，“各区所制茶叶均从沙埕出口”，“茶箱须从店头运沙外，余均直接由制造地从水路运沙”，即各区从茶厂将包装好的茶叶装箱由水路运到沙埕，然后由此运往福州、上海、营口三地，通过上述“洋行帮”出口外洋。这也说明此时期白毫茶主要销往福州、上海、营口，这些地方都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茶叶外销交易地，也是闽粤茶商云集的地方。例如位于东北地区的营口，从清末以来就是东三省重要的商业中心，洋行林立，相当长时期内，茶叶是当地移入的主要货物，然后由此销往日本、俄罗斯和欧美等地。^[12]白毫茶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水路转销福州、上海和营口，如一份民国茶产业调查资料提到“福鼎制茶业时间并无一定，全视营口方面销路如何为断，如销路畅达可做至国历八月，否则七月已停止矣”。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福鼎茶叶受营口市场影响很大，这也反映了其时包括白毫在内的福鼎茶主要面向的是国际市场，近代白毫经沙埕转到福州、上海和营口装运后，由国外大型货船——“火轮船”输往俄罗斯及德国、法国等国家。仅俄罗斯每年就可以达数千箱白毫。

17世纪、18世纪，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叶垄断贸易，茶从东方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茶叶消费不断增长，饮茶之风在西方逐渐普及，茶这一物质也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标签物。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大航海时代风靡欧美的中国茶时，往往忽略了这些输入西方的中国茶背后所隐含的地域、茶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毫无疑问，福建是近代输往欧美的主要茶区，其中小种、工夫、乌龙等红茶、绿茶都是当时销往西方的主要茶类。就传统西、南、北三路闽茶而言，当说起茶在欧美等地的外销历史时，人们普遍提到的是闽北武夷山和闽南漳州等地所对应的西路茶、南路茶，而很少注意到福宁地区所在的北路茶，尤其是几乎没有重视此时期白毫茶也是近代销往欧美的一个主要茶类。例如，1907年2月6日，设于宁德三都澳的福海关代理税务司甘福履在一份有关此前一年的海关报告中就提到福鼎作为北岭茶最方便的起运点，当年（1906年）即有15000担的北岭茶直接从沙埕港运往福州出口。1935年，福建省对北路茶进行调查，提到当年5月1日到6月30日两个月的时间里，专为出口贸易而设立的福州第一茶仓所入仓的茶件中，白茶就达到676件。^[13]由此可见，白毫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方航路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其在欧洲的热销，反映了白毫在中西茶路上的重要影响。

清代外销茶图（约1770年）　广州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由于水路运输存在陆路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白毫外销的茶路走的基本上是水路，尤其是位于闽浙交界地的沙埕港，成为近代福鼎白毫及其他茶类的主要转运港口，“各区所制茶叶均从沙埕出口”，“茶箱须从店头运沙外，余均直接由制造地从水路运沙”，即各区从茶厂将包装好的茶叶装箱由水路运到沙埕，然后由此运往福州、上海、营口三地，通过上述“洋行帮”出口外洋。这也说明此时期白毫茶主要销往福州、上海、营口，这些地方都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茶叶外销交易地，也是闽粤茶商云集的地方。例如位于东北地区的营口，从清末以来就是东三省重要的商业中心，洋行林立，相当长时期内，茶叶是当地移入的主要货物，然后由此销往日本、俄罗斯和欧美等地。^[12]白毫茶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水路转销福州、上海和营口，如一份民国茶产业调查资料提到“福鼎制茶业时间并无一定，全视营口方面销路如何为断，如销路畅达可做至国历八月，否则七月已停止矣”。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福鼎茶叶受营口市场影响很大，这也反映了其时包括白毫在内的福鼎茶主要面向的是国际市场，近代白毫经沙埕转到福州、上海和营口装运后，由国外大型货船——“火轮船”输往俄罗斯及德国、法国等国家。仅俄罗斯每年就可以达数千箱白毫。

17世纪、18世纪，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叶垄断贸易，茶从东方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茶叶消费不断增长，饮茶之风在西方逐渐普及，茶这一物质也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标签物。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大航海时代风靡欧美的中国茶时，往往忽略了这些输入西方的中国茶背后所隐含的地域、茶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毫无疑问，福建是近代输往欧美的主要茶区，其中小种、工夫、乌龙等红茶、绿茶都是当时销往西方的主要茶类。就传统西、南、北三路闽茶而言，当说起茶在欧美等地的外销历史时，人们普遍提到的是闽北武夷山和闽南漳州等地所对应的西路茶、南路茶，而很少注意到福宁地区所在的北路茶，尤其是几乎没有重视此时期白毫茶也是近代销往欧美的一个主要茶类。例如，1907年2月6日，设于宁德三都澳的福海关代理税务司甘福履在一份有关此前一年的海关报告中就提到福鼎作为北岭茶最方便的起运点，当年（1906年）即有15000担的北岭茶直接从沙埕港运往福州出口。1935年，福建省对北路茶进行调查，提到当年5月1日到6月30日两个月的时间里，专为出口贸易而设立的福州第一茶仓所入仓的茶件中，白茶就达到676件。^[13]由此可见，白毫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方航路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其在欧洲的热销，反映了白毫在中西茶路上的重要影响。

清代外销茶图（约1770年）　广州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由于水路运输存在陆路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白毫外销的茶路走的基本上是水路，尤其是位于闽浙交界地的沙埕港，成为近代福鼎白毫及其他茶类的主要转运港口，“各区所制茶叶均从沙埕出口”，“茶箱须从店头运沙外，余均直接由制造地从水路运沙”，即各区从茶厂将包装好的茶叶装箱由水路运到沙埕，然后由此运往福州、上海、营口三地，通过上述“洋行帮”出口外洋。这也说明此时期白毫茶主要销往福州、上海、营口，这些地方都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茶叶外销交易地，也是闽粤茶商云集的地方。例如位于东北地区的营口，从清末以来就是东三省重要的商业中心，洋行林立，相当长时期内，茶叶是当地移入的主要货物，然后由此销往日本、俄罗斯和欧美等地。^[12]白毫茶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水路转销福州、上海和营口，如一份民国茶产业调查资料提到“福鼎制茶业时间并无一定，全视营口方面销路如何为断，如销路畅达可做至国历八月，否则七月已停止矣”。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福鼎茶叶受营口市场影响很大，这也反映了其时包括白毫在内的福鼎茶主要面向的是国际市场，近代白毫经沙埕转到福州、上海和营口装运后，由国外大型货船——“火轮船”输往俄罗斯及德国、法国等国家。仅俄罗斯每年就可以达数千箱白毫。

17世纪、18世纪，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叶垄断贸易，茶从东方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茶叶消费不断增长，饮茶之风在西方逐渐普及，茶这一物质也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标签物。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大航海时代风靡欧美的中国茶时，往往忽略了这些输入西方的中国茶背后所隐含的地域、茶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毫无疑问，福建是近代输往欧美的主要茶区，其中小种、工夫、乌龙等红茶、绿茶都是当时销往西方的主要茶类。就传统西、南、北三路闽茶而言，当说起茶在欧美等地的外销历史时，人们普遍提到的是闽北武夷山和闽南漳州等地所对应的西路茶、南路茶，而很少注意到福宁地区所在的北路茶，尤其是几乎没有重视此时期白毫茶也是近代销往欧美的一个主要茶类。例如，1907年2月6日，设于宁德三都澳的福海关代理税务司甘福履在一份有关此前一年的海关报告中就提到福鼎作为北岭茶最方便的起运点，当年（1906年）即有15000担的北岭茶直接从沙埕港运往福州出口。1935年，福建省对北路茶进行调查，提到当年5月1日到6月30日两个月的时间里，专为出口贸易而设立的福州第一茶仓所入仓的茶件中，白茶就达到676件。^[13]由此可见，白毫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方航路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其在欧洲的热销，反映了白毫在中西茶路上的重要影响。

西方想象采茶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www.daowen.com)

西方想象采茶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西方想象采茶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外销茶图（1840年）　作者　A. Willmore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在19世纪以后，茶从原来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变为各个阶层人民的日常消费品。中国茶的价格，也从原来遥不可及的高昂，变得日益普通。然而，只有一种茶仍然保持着这种尊贵的身价，这就是太姥山地区的“白毫”。在近代外销茶中，“白毫”一直被视为最上品的茶叶，与东南亚华侨和土著将白毫作为清凉解瘟的药用不同，西方人以白毫为茶中奢侈品，主人一般不轻易示人，通常只在宴会时，作为款待宾客的稀有珍品，在客人茶杯中加入三四片白毫，以示礼敬与名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太姥山走出的绿雪芽茶，在近代完成了其传承谱系的另一面，即在知识精英所塑造的原有文化传统之外，又被塑造成为一种世界饮品。借助“白毫”这一符号，绿雪芽茶经由海陆茶路，完成了从地方茶到世界茶的旅程，成为欧洲贵族或者上流社会下午茶中大受欢迎的一款茶，并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欧洲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中，实现了自身所承载的意义转换。

外销茶图（1840年）　作者　A. Willmore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在19世纪以后，茶从原来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变为各个阶层人民的日常消费品。中国茶的价格，也从原来遥不可及的高昂，变得日益普通。然而，只有一种茶仍然保持着这种尊贵的身价，这就是太姥山地区的“白毫”。在近代外销茶中，“白毫”一直被视为最上品的茶叶，与东南亚华侨和土著将白毫作为清凉解瘟的药用不同，西方人以白毫为茶中奢侈品，主人一般不轻易示人，通常只在宴会时，作为款待宾客的稀有珍品，在客人茶杯中加入三四片白毫，以示礼敬与名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太姥山走出的绿雪芽茶，在近代完成了其传承谱系的另一面，即在知识精英所塑造的原有文化传统之外，又被塑造成为一种世界饮品。借助“白毫”这一符号，绿雪芽茶经由海陆茶路，完成了从地方茶到世界茶的旅程，成为欧洲贵族或者上流社会下午茶中大受欢迎的一款茶，并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欧洲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中，实现了自身所承载的意义转换。

外销茶图（1840年）　作者　A. Willmore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在19世纪以后，茶从原来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变为各个阶层人民的日常消费品。中国茶的价格，也从原来遥不可及的高昂，变得日益普通。然而，只有一种茶仍然保持着这种尊贵的身价，这就是太姥山地区的“白毫”。在近代外销茶中，“白毫”一直被视为最上品的茶叶，与东南亚华侨和土著将白毫作为清凉解瘟的药用不同，西方人以白毫为茶中奢侈品，主人一般不轻易示人，通常只在宴会时，作为款待宾客的稀有珍品，在客人茶杯中加入三四片白毫，以示礼敬与名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太姥山走出的绿雪芽茶，在近代完成了其传承谱系的另一面，即在知识精英所塑造的原有文化传统之外，又被塑造成为一种世界饮品。借助“白毫”这一符号，绿雪芽茶经由海陆茶路，完成了从地方茶到世界茶的旅程，成为欧洲贵族或者上流社会下午茶中大受欢迎的一款茶，并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欧洲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中，实现了自身所承载的意义转换。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茶园图（19世纪早期）　英国威尔科姆收藏馆藏

【注释】

[1]李默：《孤树裒谈》，明刻本。

[2]嵇璜：《续通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裘仲孺：《武夷山志》，清乾隆刻本。

[4]陆廷灿：《续茶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福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鼎旧志集》（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6]陶梁：《国朝畿辅诗传》，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7]《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8]福建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

[9]同上。

[10]《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1]《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2]谢子玑：《营口工商状况》，《中东经济月刊》1932年第2期。

[13]《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注释】

[1]李默：《孤树裒谈》，明刻本。

[2]嵇璜：《续通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裘仲孺：《武夷山志》，清乾隆刻本。

[4]陆廷灿：《续茶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福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鼎旧志集》（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6]陶梁：《国朝畿辅诗传》，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7]《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8]福建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

[9]同上。

[10]《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1]《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2]谢子玑：《营口工商状况》，《中东经济月刊》1932年第2期。

[13]《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注释】

[1]李默：《孤树裒谈》，明刻本。

[2]嵇璜：《续通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裘仲孺：《武夷山志》，清乾隆刻本。

[4]陆廷灿：《续茶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福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鼎旧志集》（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6]陶梁：《国朝畿辅诗传》，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7]《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8]福建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

[9]同上。

[10]《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1]《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2]谢子玑：《营口工商状况》，《中东经济月刊》1932年第2期。

[13]《宁德茶志》编委会编：《宁德茶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