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毛文锡所说，茶事是雅士之事。和明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文韬武略的熊明遇也爱茶，他对茶情有独钟，也懂制茶，对茶法具有独到见解。

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及第后的熊明遇担任生平第一个地方官职——长兴知县。他在长兴县任上时，曾主导开发当地一款生长在洞山的岩茶，并将之命名罗嶰茶。为了纪念这件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罗嶰茶疏》。透过这篇明代茶文，我们可以了解熊明遇对于茶的理解，同时也可认知明代士大夫如何通过参与地方物产的开发，来阐发内心对物与生活文化的认知。

这篇《罗嶰茶疏》共有九则，分别考证了罗嶰茶的起源与地理边界，罗嶰独特的立夏开采，嶰茶的山势与品质，茶之香、茶之色、茶之水，藏茶、煮茶之法，嶰茶中的秋茶与花茶等。^[6]如果我们仔细读一遍这篇明代茶文，就可以理解明代士大夫对于名物的追求与雅兴是如何与众不同了。熊明遇这篇茶文几乎涉及了茶的生产与消费的全部生活文化，包括茶时、茶香、茶色、水、藏茶、茶具等。由此不难看出，熊明遇对于茶学的熟稔，即使拿现在的知识水准来衡量，也令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很清楚茶生长的习性，认为茶产平地，容易受土气的影响，质地变浊。让他颇为自豪的是，罗嶰茶因为生在高山岩石，“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所以难得。也就是说，高山岩石地貌，是他理想中的上品茶的产地。这恰好符合太姥山的地貌特征，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他认为太姥山能产好茶。

在熊明遇看来，一款茶如果香、色、味都太重的话，不是上品。茶的可贵之处，在于清雅。此外，茶的好坏，除了茶叶的品质、制作的手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煮茶的水。在传统时代，茶和水是不分的。在熊明遇看来，水对于茶而言十分重要，甚至起到关键的功用。他对水十分讲究，认为惠山泉在烹茶中当数第一。熊明遇还提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他从水路经过无锡，兴致勃勃地雇了一艘小船去访惠山泉，他看到那个时候的惠山泉“实仅方丈，汲绠相属，消长莫测”。

从熊明遇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士大夫热衷于从名山大川中“发现”好茶。他们或者将历史上的名茶重新开发出来，或者将地方茶提升为国家级的名茶。如同袁宏道说的，旅游是明代士绅之“一癖”，而制茶也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共同癖好。熊明遇不仅开发了罗嶰茶，而且也在罗嶰茶的推广上颇为用心。

类似熊明遇这样的明代士大夫对于名物的爱好，其实来自一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高度结合。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注重物质与时尚的时代，尤其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步入传统时代的繁荣顶峰，人类的消费欲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渴望充斥着整个社会。文震亨撰写的《长物志》，成为教导人们经营美好生活的畅销书。在这样的集体氛围中，茶已不仅是一种消解口渴的饮品，而且是具有更为丰富意义的文化产品，反映了一个阶层对于物的观念及态度。对于明代读书人来说，一款茶，往往凝聚着文化与生活的品质，以及对于世道人心的理解，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个社会文化系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类似熊明遇这样的明代士人对名物的高度追捧与极致鉴赏，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可想而知，有着文人骨子里对名物的那种喜爱，同时又有着寻茶癖好的熊明遇来到太姥山时，他也会像其他登临者一样，注意到太姥山的茶。而且，正如前文中说的，蒙井烹茶已经是唐宋以来太姥山的一项重要茶事，当熊明遇游览太姥山时，不会不在山中品茶。例如，他在一首吟咏太姥山的诗中写道：(www.daowen.com)

可去支提朝大佛，

还从太姥问真原。

携将玉茗殷勤至，

接笋峰头共讨论。^[7]

对于他这样理想充沛而又情感丰富的名士而言，春夏之交，携带好茶，登上太姥山山峰，就着满目葱茏、山花烂漫的自然画屏，汲水烹茶，纵谈人生真谛，这是何等乐事，岂能轻易放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