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岩的“童伶”时期，是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享誉于天津，一唱而红的。二十年代余氏嗓音恢复，改用“叔岩”本名，经常到天津做短期演出。先姑丈何静若先生不仅是“余迷”，而且与叔岩本人是老相识，只要余叔岩有戏，何老经常为座上客。有一次余叔岩在天津演《骂曹》，击鼓时位于下场门台口。这一天何老的座位离台口很近，正好与叔岩台上的位置迎面相对。一套《夜深沉》鼓点儿刚刚打完，台下忽然有一位操天津口音的观众（与何老邻座）大声喊道：“这（读jiè）个余叔岩有嘛（读去声）了不起，我看唱得不怎么样，比起当初咱天津的那个小小余三胜来，他简直连小拇指都不如。”叔岩在台上全听见了，几乎笑出声来，抬头一看，眼光恰与何老相遇，他只好把脸侧过去，直等与扮曹操的演员对话，才恢复了常态。

余叔岩最后一次到天津，约在1928年他散班以前，于明星戏院演出三场，票价每张一元二。剧目是：第一晚《失·空·斩》，第二晚《奇冤报》，第三晚全部《一捧雪》，叔岩前莫诚后陆炳，由叔岩的岳父陆德霖演《刺汤》，故每票加价二角。^[8]第一天因系“打炮戏”，前后台满坑满谷，内外行全都到场。偏偏那天叔岩心情不佳，演出成绩平平，观众失望而去。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人写文章批评叔岩，说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结果第二天只上了七八成座。友人李君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第二天仍旧兴致勃勃地去看《奇冤报》。叔岩认为，尽管没有满座，可是第二天来的都是“知音”，并不因受报纸批评影响而不来“捧场”。于是唱得非常认真，用李君的话说，简直是“字字珠玑”，不仅腔好味足，而且有些唱法跟平时很不一样（如反调“细听开怀”的“开”字走半高音，“口难开”的“开”字省去几个工尺，都是从那一次开始使用的新唱法），在场观众人人皆大欢喜，以为意外收获。至四十年代初，杨宝森初挑大梁，在天津中国戏院贴演《骂曹》《洪羊洞》双出，我同这位李君坐在前排专诚欣赏。谁知《洪羊洞》快三眼一段刚唱完，观众便纷纷离席，越唱台下人越少。到了四个魂子出场，前排只剩下我们两人了。目标既已突出，我和李君便听一句喝一声彩，给台上“加油”。宝森在台上当然也看见这个情况，大约认为我们是他真正的“知音”，虽只剩几句散板，却愈唱愈好，味道愈浓，确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君边喝彩边说：“一字一珠，好！”散场之后，他就对我讲了当年他听余叔岩《奇冤报》的经过。

1981年11月29日，《天津日报》刊登了舍弟同宾和王庾生先生高足李相心同志合写的文章《天津“票界之王”王庾生》，其中有一段记载云：

三十年代，天津新闻界组织票选时，王庾生被选为“天津票王”。有一次内外行公醵，席间相互评较技艺，有人问余叔岩：“你到底会多少出戏？”余叔岩酒酣耳热，随口自诩说：“凡是挂髯口的戏，我都会！”这人随即问道：“《辛安驿》（旦角挂红）你会么？”余叔岩不禁愕然，说“不会”。王庾生在旁接口道：“我会。”从此，王庾生的“肚囊宽”便传遍京津。

这个故事其实是舍弟听我讲的，而我则是在三十年代亲自闻之于先姑丈何静若老先生。那位问余叔岩会多少戏和问他会不会《辛安驿》的，正是何老本人。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余叔岩还在演出。从这篇文章的语气看，好像是三十年代发生的事，这容易引起读者错觉。另外，这一次并非内外行公醵，而是天津有一家知名士绅演堂会戏，特地从北京请来大批名角，余叔岩也在其内。先姑丈同余、王两位先生都是熟人，所以席上彼此谈话十分随便。如非相熟，即使各带几分酒意，也不能这样公开盘问，王庾老也不会如此不谦虚的。庾老生前同我亦极熟，平生待人接物，极为谦和，从不自诩。他每谈及余叔岩和言菊朋，总是推崇备至。1943年余叔岩逝世后，我曾撰一文评余氏戏德，只笼统说了一句“论余氏能戏之多不及王庾生”，实即隐指上述之事。后来庾老看到报纸，对我说：“您太捧我了！”我当即把这件事对庾老说了，并问他是否事实。庾老笑答：“信则有，不信则无。”俄而又说了一句：“酒后戏言耳。”可见这是确有其事的。但我所以还要加以补充订正者，主要是表彰庾老谦逊的美德，初不因其“肚囊宽”便目中无余叔岩也。

至于余叔岩说他只要是挂髯口的戏就都会唱，这也是指他腹笥渊博，见多识广。其实叔岩在台上有些戏是不唱的。我曾听张伯驹先生讲过，如《大保国》《战北原》等戏，余就从来不唱。所以上述事实只能作为轶事琐闻，聊供参考而已。

附录一：

1981年4月26日出版的第十七期《北京戏剧报》，第三版上登载着《余叔岩半张唱片的来历》一文。其中有一些事实和提法值得更正和商榷。

余叔岩在“倒仓”前以“小小余三胜”艺名红遍京津（已经成了名），当时由倍克公司（后来的“蓓开”公司即袭用倍克旧名，惟译文不同）录制了两张半唱片，即《空城计》《李陵碑》各一张，《打渔杀家》半张。这是余氏以“童伶”身分来唱的，所唱的腔调属老余派（即余三胜一派），与谭派唱法迥异，《李陵碑》的唱段连唱词都与后来谭派所唱不同。这两张半唱片并非“没有普遍发行”，余叔岩也并未因“质量欠佳”而“‘成名’后想要收回”。其所以流传不广，是由于这个唱片公司后来倒闭了。余氏晚年自己想物色这几张唱片都未能找到。这几张唱片还有个缺点，即把“小小余三胜”误写成“小余三胜”，但内容确为余氏十几岁时所唱。文化部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藏有此数片，可以查证。

余叔岩因自己不满意而想废去不让发行的是1931年由长城公司录制的《打渔杀家》，至今这张唱片上面还有底片作废时被轧损的痕迹。但当时唱片公司因付出代价太大，便挽友情商，要求发行。最后公司又补给余叔岩一笔酬金，余氏才允许这张唱片少量发行，并加价出售。当年的收藏家大抵知道这桩公案，而且争以藏有这张唱片为贵。我自己所藏的一张就是在三十年代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的。

至于余叔岩和罗福山在百代公司录制的半张《八大锤·说书》，余氏并未主张废弃，它与百代公司同时所录的其他六张余氏的唱片是一块儿公开发行的。《八大锤》的另一面是百代公司把当年谭鑫培所灌制的半张《洪羊洞》配上去了。余氏的这六张半最初是钻针唱片，后来百代公司把它们复制成钢针唱片，这半张未经复制，因此流传不广。六十年代初，中国唱片社把余氏的十八张半唱片完全复制为密纹唱片，这半张是由钻针片复制的，所以质量稍差。对于余氏这半张唱片的来历，我所知所闻如此。

（原载《北京戏剧报》1981年5月31日第二十二期）

附录二：(www.daowen.com)

1984年春，钮骠同志以孙履安先生遗著一则见示，证明1934年余叔岩演《打棍出箱》确由蒋少奎配葛登云。兹将孙文转引如下：

内行常言一台无二戏，小角砸大角，事所恒有。无怪谭（鑫培）遴配角甚严。此事与廿年前，其徒余叔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一事绝相类。其时裘桂仙已死，不得已用一个蒋少奎，演至太师府摆酒宴，蒋竟跑板。蒋亦老角，不应至此，盖怵大角也。

（见孙履安《京尘杂忆》第43页）

【注释】

[1]光按，此处略有歧义。这场票价，并非全部五元一张，而是楼下前排五元，中排和后排则低得多，包厢价更高。

[2]光按，检旧报刊及老戏单，可知压轴乃王幼卿、程继先等之《能仁寺》；而大轴之葛登云，确为蒋少奎。刘、吴二老各有一误，因知谈戏文章确不易写也。

[3]光按，第三出当为茹富兰等之《状元印》，开场戏为宋继亭等《战樊城》，第二出王盛意、鲍吉祥、孙甫亭之《胭脂虎》。

[4]光按，前场其他剧目，前文已出注。至于《打棍出箱》之配角，则为蒋少奎、范宝亭、王福山、时青山、钱少卿诸人。

[5]光按，叔岩1928年尚与杨小楼合组班，年底始散班辍演。

[6]光按，吴先生此处所言，亦一家之言。孟之嫁杜为妾，乃时势使然，原因复杂，恐非仅为“分产业”也。

[7]光按，谜底已揭晓，吴先生后又撰文揭橥此事，即《戏迷闲话》之末篇，亦收入本书，可参阅。

[8]光按，捡旧报刊，时在1928年10月22日至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