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四要素说”，是得到东西方文学界较为普遍认同的分析文艺本质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活动由作品、作者、生活和读者共同组成。强调文艺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文艺社会学中的最基本论题。而“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化模式是如何影响着各个时代的艺术”^[5]这一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着眼点，无疑将外部世界对作家的影响推向研究焦点，文化模式对作家的影响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中风俗文化直接影响作家风格的形成。

纵观世界文学，很容易发现因生活地域、社会风俗、语言等的不同，各民族作家的风格和韵味各有不同。一般说来，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自然条件的各不相同随之带来社会发展、语言习惯、社会风俗的不同，从而形成各民族的特色。而同一民族当中，各地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地域文化，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作家风格也相异。每位作家都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从历史渊源到时代风气，从生活情趣到心理结构，熔铸了民族风俗文化的风物，无不成为文人艺术血液中的一部分，滋生出他们的艺术旨趣。生活过的乡土给予了其作品民族的灵魂和人格特色。生活过的地域风俗不同，作家风格自然各异。如我国南北地区风俗的不同成为造成南北文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师培著名的“南北文学异同论”就曾鲜明地指出山川导致民俗不同，造成了南北文学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6]

无论文学作品是否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它都难以彻底割裂与时代风俗的联系。这其中的连接点就在于作家无法不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之风俗文化的浸润。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生活在某一社会集团中的成员，其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生长地域的风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积淀所制约。本书所讨论的风俗文化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形态，它是社会各阶层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如同任何人都离不开物质生活一样，也没有人能脱离风俗文化而生活。人从出生起就在无形中开始了接受风俗文化浸润的过程，作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从与社会关系的层面而言，作为创作反映社会生活作品的人，文人对社会风气、民风习俗比普通百姓更为敏感。风俗文化作为作家生长的一种精神土壤伴随终生，其价值观念、生活理念、文化习性等的养成一方面受他所生活地域当时的民风习俗之影响，另外一方面则受到其所属民族一代代传承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后者区别于前者的是，其更具历时性，受地域环境的制约更少，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已更多地熔铸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之中。具体而言，如果将前者认为是该地域特有的山水自然环境而形成的风俗习惯，那么后者则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形成过程中铸就的民族特色文化，如以谦让为荣、礼尚往来等等。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是以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体现出来，那么后者则更多地是一种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前面我们强调的是前者对作家风格形成之影响，事实上，后者对作家的创作理念等的影响更不可忽视。理清此点，我们也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同时期的题材相同的中外作品风格相异之源。

无论是时间上历时性沉淀之风俗，抑或空间上同域之习性，风俗文化在时空上的特性从两方面给予作家生活之精神土壤，作家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将其铸入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并发诸笔端，形成风格，具体而言，其选择题材、作品主题、写作方式、布局谋篇、表达手段等表现写作风格的诸多方面无不受到风俗文化的影响，方式或为直接表征，或为深层内化，甚至因全民族共同趋向而只有在与他民族相比较中才得以显现，但无论何种方式，在本质上都证实了作家风格与其乡土风俗文化的密切联系。(www.daowen.com)

时代风尚对作家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产生作用，作家创作需要遵循社会风俗文化，使作品符合时代精神。西方文学接受论认为要经过读者阅读思维的参与和检验，并经过具体的接受之后，文本才能成为作品。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创作成功并不意味着自身意义的终结，只有被接受者接受后，才能算是完成。因而作家创作必然需要重视读者的感受，而作品创作时假想的读者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与社会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群体，只有符合社会风俗文化、时代精神的作品，才会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更具有社会意义。因此，作家的创作必然要熟悉时代与社会风气、民情习俗。正是基于此点，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和才能，要了解他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个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表现某种感情，就应当到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7]

社会风俗文化的土壤养育了文学家，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与其成长之地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风俗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其思想，凝聚进其骨髓，而同时作品的社会消费性质又要求作者熟悉了解风俗文化来创作社会群体认同的人物形象，总之，作家风格的养成离不开风俗文化的影响。丹纳十分强调此点，甚至认为风俗是文艺最后的解释：“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