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继承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加上时代风俗的催化，产生了三种新文体，即传奇小说、变文和词。

唐传奇的文体渊源，现今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来源于两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志怪，二是汉魏六朝杂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传奇源出于志怪的观点后，唐传奇源出志怪的说法一直在学界深有影响。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杂传才是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代表性的如孙逊在《唐传奇文体考辨》^[9]中断定“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乃是脱胎于史传的六朝人物杂传”。不论二者中何者为文体渊薮，不可否认的是唐传奇文体的产生，既受到传记的影响，也与志怪有着特殊关系，即唐传奇是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内部继承关系。而文体的产生也与外部环境有关，唐传奇在中唐兴盛，与唐代文化、时代风习密切相关。

唐代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开放而多元的城市文化吸纳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交融、共处，城市商业活动繁荣，世俗生活丰富多彩，这种多样性汇聚的城市生活为唐传奇情节的构造、环境的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等方面提供了表现的空间。

变文的产生则和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代译经讲经活动频繁，在佛教讲经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讲经慢慢由转读经文转变为演绎有故事内容的讲唱，听经对象也普及为俗众，是为俗讲。这种转变一是内容的变化，二是听众的变化。这两方面都和唐代说唱艺术表演的普及、相互影响相关。而这种表演的普及又和唐代城市风俗分不开。以长安为例，城市的发展为这些说唱表演提供了公共空间，而唐代寺院是当时承载这些表演艺术的空间载体，成为老百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其中戏曲表演与俗讲即都在寺院进行：“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10]这则材料反映了当时的长安寺院林立，而各寺院承载戏曲表演、俗讲的状况，不同的寺院有不同的特色，慈恩、青龙、荐福、永寿均以戏曲表演闻名，但其规模有大小之分。保唐、安国、咸宜三寺院则都以俗讲兴盛著称，但俗讲的主体有分别，有尼姑、高僧以及士族出家者。忽略这些具体的差异，材料呈现出的一种概况就是唐代寺院戏曲表演与俗讲盛行，士人、百姓赴寺院看表演、听俗讲成为当时长安重要的生活风习。(www.daowen.com)

俗讲在唐代民众中流行的同时，其内容也由讲经的转读经文慢慢趋向世俗化，接近听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要。俗讲的文本形式变文，是俗讲的底本还是记录本，现在存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变文与俗讲的关系，变文则是俗讲兴盛的文本反映，有学者认为变文的名称“‘变’则特指长期的寺庙‘俗讲’，逐渐形成的一批相对定型的故事(包括佛教故事和中国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这一切说明，所谓‘变文’实际上是一种‘泛文体’概念，是在特殊历史情况下产生的作品类别(文类)称谓。”^[11]总之，俗讲的兴盛是变文产生的基础。

词的起源问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一直围绕其与音乐的关系而展开。诚然，词的起源与隋唐燕乐密切相关，但从起源到词体的确立则有着一个过程，而词体发生学则涉及诸多方面，到今天依然存在不少的学术讨论，不过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词体的形成是在唐代。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和唐代文化发展特点有关，和唐代音乐文化有关。无论对词体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胡乐还是本土民族音乐，其中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则是唐代音乐吸收了大量的外来音乐，而这与唐代音乐的繁荣和对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总之，唐代形成的三种新文体是在唐代特有的文化生态中承继以往的文学传统而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