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战争观的基础是“自然状态”（état de nature）的概念，通过阐述什么是自然状态和自然人、通过分析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演变、通过分析自然的人性和人的社会性，卢梭找到了人在异化（即从自然转化为非自然）的过程中产生战争的根源。

在原始状态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他们分散在动物中间，虽然不如某些动物强健，或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他们具有模仿动物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并将这种强壮体魄遗传给后代。由于人类的杂食性^[1]，他们也更容易生存下来。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既不是凶猛好斗的，也非胆小如鼠，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他们仅有的敌人是幼弱、衰老和疾病，生了疾病只能靠大自然的帮助自己痊愈。他们最熟练的本领，主要是进攻和防卫，他们进攻是为了得到食物、女人和休息；防卫是为了避免疼痛、饥饿和死亡。他们没有固定住所，除了偶尔男女交配以外也不需要彼此。他们是独居的，彼此之间没有交往，因此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多余的欲望，没有虚荣心。他们智力不发达，也没有教育，知识和技巧仅限于身体运动，且完全依赖本人练习，不能彼此相传，也不能传给后代。

伏尔泰曾在给卢梭的信中讽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le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中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的倒退：“先生，我收到了你诋毁人类的新作，谢谢……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花这么多心思使我们变成野兽”^[2]，“谁读了你的书，谁就想用四只脚爪爬行”^[3]。卢梭在该论文的注释中，驳斥了这种论调：

什么？必须毁灭社会，取消“你的”和“我的”的区别，再返回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吗？——这是按照我的论敌的推理方法必然得出的结论。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既要提防，同时也由他们去说，让他们因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感到羞愧^[4]。

恩斯特·卡西勒在《卢梭问题》中澄清了卢梭学说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的表述往往只有从某一历史角度来看才是重要而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然而它们的内里却依然与我们那样切身相关^[5]。”比如在这里，卢梭的关于原始自然状态的假设是源于对18 世纪败坏的上流社会风俗的反思，而非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否定，因此这些表述是有历史背景的。抛却历史背景，不仅难以理解卢梭的学说，甚至会造成误解。

实际上，卢梭根本不曾像伏尔泰等人所指责的那样主张重返原始森林，他这样的主张只不过是为了更为清晰和方便地研究人性的发展而提出的假设。

切莫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阐述的论点看作是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假设和有条件的推论，是用来阐明事物的性质，而不是用来陈述它们真实的来源，这和我们的物理学家在宇宙的形成方面每天所作的推论是相似的^[6]。

假设一种极其简单的初始状态是近现代各门科学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排除多余的非关键变量，从而得出更具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卢梭指出：“要分辨人的天性中，哪些是原有的东西，哪些是人为的东西，而且能很好地描绘现在已不复存在，而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状态，并不是一种轻易的事情”^[7]。要进行这项难度颇大的研究工作，提出假设是“探索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方面排除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8]。否则，不能了解人的天性，也就不可能了解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然权利，从而不可能找出不平等和冲突的根源。

对原始人以及他的真正需要和他的日常活动的基本原理所采取的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我们在研究精神上的不平等的起因方面，在研究政治团体的真正基础和它的成员之间的相互权利方面，在研究千百种类似的既重要而又未阐述清楚的问题方面，可以用来解决许多困难的唯一的好办法^[9]。(www.daowen.com)

卢梭并非要求人类违背历史规律地回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而是以淳朴的自然状态作为理想参照来批判邪恶的文明社会，更多的是表达了卢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0]自然状态不过是形式，自由、平等才是真正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梭的头两篇论文的反文明倾向与后来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卢梭把社会加之于人与人之间的强弱、贫富等不平等关系比作流动的沙尘（sable mouvant），只有在扫清这些沙尘之后，人们才能发现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人类才能学会如何尊重这些人固有的珍贵的品质^[11]。这些品质包括强健的体魄、自爱心和怜悯心。

卢梭赞颂自然人强壮的身体和敏锐的感官。身体是自然人唯一的工具，他们凭借强壮和灵敏在自然界生存下来，而现代人由于事事依赖工具，而失去了这些长处。

我们的工艺使我们失去了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非具有不可的体力和灵巧的本能^[12]。

由于发明了那样多的仪器帮助我们进行试验，让我们的感官达到更精确的程度，因此就使我们不再重视感官的锻炼了^[13]。

自然人疾病的种类也比我们社会人要少很多，他们除了受伤和衰老便没有其他的痛苦。而大多数社会人的疾病和痛苦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只要我们保持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的、有规律的和孤单的生活方式，这些痛苦几乎全都可以避免”^[14]。

对体能的这种喜好与卢梭对自然的热爱是紧密联系的，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外部的自然界，也指人的身体，包括感官和感觉。卢梭感到担心，人类一心将感官向外扩展，过多地增加感官探索外部环境的功能，却荒废了内省的能力。“回到自然”的倡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回复自身，回归本真；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固有的能力上，而不要过多地追求身外附加的东西。但是，社会和安乐使自然人的体能和感官逐渐退化，人类逐渐想要改造自然、改变自己，然而盲目追求自豪感和自我赞赏终将给他们带来痛苦。

自然人最初的能力只有他的本能，大自然为了弥补他的本能的缺陷，赋予了他主观能动性^[15]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动物所没有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可以把受自然支配的行为与自己主动的行为结合起来”^[16]，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或放弃，“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自然的支配”^[17]。这种能力使得人类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人类必然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也正是这种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助长了人类的无穷欲望并使之成为一张无法填满的血盆大口，“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18]。

自然人的自然欲望仅限于他身体的需要，他们除了生存以外没有多余的需要，也没有获得知识的好奇心。然而人的欲望的增强，推动了人的智力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理性的完善。“我们之所以求知，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享受”^[19]，欲望和习惯使得人的需要越来越多。相反，自然人是“一个自由的、心灵平静和身体健康的人”^[20]，他根本体会不到社会人所认为的物质匮乏和身体或心灵上的痛苦，因为“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