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加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无论是上帝之死下权力意志的回归，叙事堆砌下的主体幻象，结构登场下的主体退场，还是福柯式的主体之死仍不彻底。以让·波德里亚（也译为让·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在解构主体的中心性地位的同时，把人的生命力量的释放寄托在了物对世界的彻底主宰之中。

首先，在波德里亚看来，福柯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波德里亚指出，福柯的问题就在于他对于权力的分析受到了时代的限制，尽管他已经跳出了“专制的”框架，讨论“规训的”权力，但这套权力逻辑依然服从于现实的客观秩序。作为古典时代的“最后一只恐龙”，福柯的话语“没有空穴，没有幻想，没有回火，只有流动的客观性”，是“它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作为现实的“影子”^[30]，福柯的理论作为它所批判的现代性的镜子一样，只是对正在消失和已经改变了的东西进行的一种近乎神话式的讨论。因此，在福柯权力框架中被建构出来的现代主体非但没能从权力结构中被解救出来，反而陷入权力的螺旋结构之中难以自拔。为此，波德里亚将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对于主体的发现、确认、追问和反思比喻为“照镜子”，然而这种“照镜子”的活动不仅无法厘清主体的处境，反而使作为主体的人受到重复性伤害：“由于不断地照镜子，主体变成了血友病患者：血不再凝固。由于不断超越，血流就不再停止，任何伤口都无法愈合。”^[31]因此，波德里亚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翻转，与其把目光聚焦于“人”，不如把焦点聚集于“物”。不同于康德通过曾经试图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批判问题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做法，波德里亚试图通过对“物”的分析和反思，给“人”以出路。

为此，波德里亚在否定形上主体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一并否决了先前关于主体解放的所有狂想。他认为，主体的形而上学确立维持了主体对客体的优势地位，在现实秩序中，人作为大写的“主体”将自身设置为世界的顶点，发明了一种不能再进行申述的宇宙等级，作为一种对其他等级的残忍，人占据了这一序列的关键性位置，并使得主体拥有了整合世界、书写历史的绝对主导权，因此他如是写下：“全部形而上学的旨归是世界主体——个别的或是集团的，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32]但在波德里亚看来，是意志、意识乃至无意识的虚构、是意志与世界、本能与客体之间的某种均衡保护了带着“本能、欲望和意志而来”的主体特权，而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否定主体中心地位的策略则使得主体被要求表现自身的缺陷、脆弱、阴柔和死亡，被要求放弃其作为心理、知识、权力和历史主体的地位，被要求抹杀为透明和漠然，被要求过度隐退，于是主体被困在一幕关于其消失的情节剧之中，成为历史的死尸和毫无疑义的祭品，主体在自身根基上摇摇欲坠。进一步地，波德里亚指出“对主体的质疑无法改变其作为形而上前提的卓越地位”^[33]，因为形上主体的创生包含了对脆弱和死亡的防范，形上主体的魅力就在于其地位的尊容、其无穷的欲望、其异化的戏剧性和在无常反复之中的历史超越性，福柯等人对于主体解放的狂想不过是一种谋求与世界和解的君子之约，而这种的“尝试导致的是混乱”^[34]。因此，作为极端反主体主义的核心人物，波德里亚认为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质疑主体中心地位的策略虽然是必需的，但他们通过拷问主体来试图改造现实主体的自大和怯弱的做法已是穷途末路，为了挑战乃至颠覆这种局面，我们还必须走得更远。(www.daowen.com)

最后，波德里亚在彻底放弃主体性原则的同时，采取了全盘客体化的反主体主义，将物的立场和物的视角颠覆性地置于历史首位。对“物”和“客体”的关注作为波德里亚整个理论研究的暗线，是他用以批判世俗世界的理论武器，是其理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无论是早期理论中的符号体系（即符号对象征的取代，世俗对神圣的胜利），中期理论的拟象秩序，还是晚期理论的命定之策，都表明了波德里亚以“物”为核心，借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和客体关系之间不断演变的理论旨趣。正如凯尔纳所言：“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客体世界对于主体的不断增长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波德里亚的主题，因此暗示着构成他事业基础的延续性。”^[35]而在波德里亚所有作品中最为荒诞也最富原创性的晚期作品《致命的策略》中，波德里亚公然宣告了主体理论的彻底失败，并借助“水晶复仇”的隐喻说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象征交换渐行渐远的过程，是“物”的权力日趋高涨而“人”的地位日趋萎靡的过程，是“客体”不断取代“主体”并宰制主体的过程。他将客体的“水晶复仇”视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致命之策，也就是说，主体的拯救是无法通过任何维度的指向主体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唯有通过全盘客体化的反主体主义才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可能，为此我们必须放弃主体，彻底站到客体一边，并且承认“我们就生活在客体统治的时代中”^[36]的结构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