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存在着一个发展和具体化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及其规律，对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及其后果做了初步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伴随人们围绕物质生活需要开展的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逐渐告别“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走出原先分散的、各自孤立发展的民族历史，迈向了普遍交往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中，马克思剖析了“世界历史”的现实必然性，而非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或逻辑必然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4]从历史哲学的视域来看，马克思第一次将世界历史之本确立为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体过程。并且，这也构成了共产主义的深层逻辑基础，其相关思想也呈现在《共产党宣言》之中并逐渐丰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为核心视点，对世界历史的生成机制、客观效应与未来可能性展开了具体化的科学论证。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学术界更多地聚焦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客体维度，即作为客观规律与普遍必然性的“世界历史”及其生成机制，并衔接全球化与现代性等宏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理论“偏好”无疑压抑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主体维度，侧面见证了资本逻辑的强势，反衬了无产阶级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历史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之后，第二国际的内部分裂与失败，以及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多视角理论建构，实际上都是对资本主义何以活力不减、无产阶级何以不革命或无法“联合起来”的理论回应。现实的历史发展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其本质在于资本“时间消灭空间”的同质化逻辑以及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与空间结构的建构过程。那么，作为资本发展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如何被这“世界历史”形塑，并在资本的操控、驾驭、剥夺中不断成长与壮大，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极为重要的主体之维。就深层理论逻辑而言，世界历史的主体之维直指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如果缺失了这一极为关键的主体维度，我们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深层意蕴。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化与凸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九大报告中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追求作为判定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心议题凸显出来，以及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视为最终落脚点等思想，在其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上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主体向度的新时代回应。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总体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主体之维，不仅体现在历史发展的纵向视域中的世界历史个体生成的辩证思考中，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这一横向视域中。

首先，从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视轴来看，世界历史的生成与不断现实化过程，也是人类摆脱“人的依赖性”、步入并最终力图超越“物的依赖性”时代的宏大历史进程。这一外显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是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发生质变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与同质化空间布展过程。总体而言，人类将历经“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三个阶段。^[5]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在“物的依赖性”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历史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6]。在这些要素与条件当中，除了作为表征生产力发展客观效果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其余的都是表征主体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与成长的特质。事实上，不论是“全面的关系”或“多方面的需要”还是“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表征的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模式与社会关系结构。细细品悟，其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其一，马克思以一种辩证的矛盾分析视野来看待历史主体不断丰富起来的社会交往模式与社会关系结构。马克思强调，作为“物的依赖性”时代的典型代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充满了“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比如分工的发展与密集劳动和协作、私人交换与世界市场的内在需要、分散的交换与银行信用体系、竞争与资本积聚、私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等对立统一形式。从劳动者个体视角来看，这些矛盾对立的形式说明社会个体依旧是处在创造自身解放的社会历史条件过程中，社会财富创造过程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对于个体而言依旧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7]从整个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丰富发展的视角来看，资本推动的社会关系现代化升级过程“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8]。马克思强调，这些孕育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以及未来更高级社会形态建构所必需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9]。

其二，马克思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产阶级社会推动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丰富与发展过程。如前所述，尽管在这“物的依赖性”时代，社会个体的个性丰富发展是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代价和基础的，但是，“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10]。这是因为，这种以物的关系为中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是历史的产物，是我们每个个体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中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1]。可见，物的依赖性时代，人们自由个性的发展受限于一种类似自然规律一样的“自发的联系”，有待于上升到一种集体有意识的、自为的联系，方可实现联合起来共同驾驭社会的财富生产与社会主体自我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从这个视角来看，物的依赖性时代是历史的产物与必要的过渡环节，更高社会形态所需要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都将孕育其中。“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2]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13]

综上，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及其社会关系丰富性、全面性的社会历史生成机制，是贯穿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主体向度。其中，社会个体的丰富性和能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辩证的关系。(www.daowen.com)

其次，从“时间消灭空间”的横向视域来看，世界历史的生成与不断现实化过程，也是人们的世界性交往与社会关系普遍化的时代，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在全球层面上的生成过程，也是“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分别从个体、民族与阶级三个视域层层推进，深入阐发世界历史生成与空间布展过程的主体效应，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必然性与历史趋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历史宏图徐徐展开。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世界历史的主体线索，即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只有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从而，“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4]。如此，单个社会个体才能摆脱民族和地域的限制，融入世界性的生产过程中，并“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

不仅个人如此，一切民族也如此，都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相互依赖的民族存在。马克思指出，在全球空间层次上，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内在必然性与运动趋势，破除了所有历史的、自然的差异与阻隔，缔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全球空间，诸如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以及相应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等都是具体的表现。这是一个“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宏大历史过程。^[16]这个过程也促成了世界各民族之间日益广泛与深入的世界性交往与联系，“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情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7]

这一由大工业推动的生产同质化过程，在文化与精神的维度上则表现为世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基础上的“世界的文学”的形成。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这种本质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8]。

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培育出一个在世界各民族那里都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唯其如此，共产主义才能突破地域性的限制，借助普遍化的、不堪忍受的“交往的力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化的议题。“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9]正是基于世界历史普遍生成与全球布展的宏大历史视野，马克思实际上强调了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社会历史化的个体，成了必须基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并依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世界历史性个体。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就意味着，想要超越特定社会关系的奴役与统治，单个个体是不可能的，必须首先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并汇集成超越个体与民族的阶级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20]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阶级分析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主体向度的内在逻辑延展。

综上，以人类真正自由与解放为主旨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学所必要的主体条件，乃是基于世界历史客观进程方可生成的“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同样，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基础之上^[21]。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生产力发展、交往的世界性与普遍性，人的世界历史化是必然的结果，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不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只是必要的历史条件，最终导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当然，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人类要真正实现将人本身作为生产的中心与目的，必须要跋涉过资本逻辑的泥沼，超越资本逻辑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设立的种种界限，必须不断地通过抗争来确保“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