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反贫困斗争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贫困斗争即脱贫攻坚战提升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高度，把它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层面上来加以实施，全面推进了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并在2020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从理论上来总结这一伟大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是对唯物史观中反贫困思想的科学继承，又是在中国当下实践语境中对它的重大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从而是对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制度基础的凸显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工人的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从私有制被颠覆的角度来解读反贫困的根本路径的。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从制度基础的角度来思考反贫困问题的本质。而当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私有制的制度束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来思考反贫困路径时，我们当然首先要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推进反贫困斗争时，更是把对制度优势的强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人民向贫困宣战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时指出：“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8]在具体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大力推动东西部的协作扶贫、党政机关的定点扶贫、社会力量的参与扶贫等。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措施的实施，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制度优势的支撑。这导致他们只能从某些孤立的角度来谈论反贫困的路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始终难以走出悖论式的困境：如果选择了政府救济则面临资金不足，如果选择了外国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则面临资本剥削，如果选择了提升国内市场化程度则面临利益瓜分等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式脱贫攻坚实践的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其次，中国的脱贫攻坚战通过强调大的产业扶贫思路，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在生产方式维度上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他们看到的是劳资关系的历史性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因此，在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的问题上，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私有制生产方式的被取代是解决工人贫困问题的关键。而当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前提下来谈论反贫困问题时，当然就拥有了对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关系优势，因而对生产方式基础性的强调便可以通过产业发展的路径来实施精准脱贫的方略。在贯彻大产业扶贫思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在直接产业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这种间接产业扶贫的路径上下功夫。前者是在有产业发展空间的贫困地区通过发展生产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就地脱贫，后者是在那些没有产业发展空间、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地区，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让贫困人口在有条件发展产业的新地方实现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明确地把发展生产脱贫一些、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视为解决好“怎么扶”问题的前两项重要工程。他在2018年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更是明确地强调了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在整个精准施策中的重要性：“这里特别要强调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现在贫困群众吃穿不愁，农业产业要注重长期培育和发展，防止急功近利。易地扶贫搬迁，国家投入的资金最多。目前，要重点防止为整体搬迁而搬迁，把不该搬的一般农户搬了，而应该搬的贫困户却没有搬。”^[29]这里不仅强调了产业扶贫的核心作用，而且还凸显了产业扶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国外学者仍在争论由投资带来的产业脱贫路径是否可行时，中国的产业扶贫方略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贫困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易地搬迁后的产业新业态，给贫困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同时也把唯物史观在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问题上的理解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最后，中国的脱贫攻坚战通过实施“五个一批”的精准脱贫工程，把唯物史观在反贫困的多种路径问题上的理解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五个一批”的脱贫工程，除了上述提到了产业脱贫和易地搬迁脱贫，还有生态补偿脱贫、教育脱贫、社会保障脱贫等三种具体的脱贫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扶贫脱贫首先是经济建设的事，其次又跟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一种全新的反贫困理念，是基于优质社会制度优势的大脱贫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提到过通过国外移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提高教育水平等途径来局部性的改善穷人的贫困状况，但那是在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尚未发展到激化状态时的暂时性措施，并非根本性的脱贫策略。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具有这种优势制度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整体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创新性地把多维度的反贫困策略提升到精准脱贫的核心工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实践。于是，通过生态补偿脱贫，我们既解决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就地转成护林员等就业手段的脱贫问题，又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教育脱贫，我们既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又促进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通过东西部协作扶贫，我们既解决了西部贫困县的脱贫问题，又通过这种方式畅通了党政机关了解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和干部培养水平的提升。通过社会保障扶贫，我们既解决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在2019年年底，建成了覆盖超过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覆盖近10亿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其他国家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核心要素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精准坚持，对产业扶贫的重要作用的精准把握，又是对生态脱贫等多维度脱贫路径的精准实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对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发展也是一种精准式的发展，它把这一思想中每一种观点的实践价值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都发挥到了极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今天，对上述思想发展过程的准确梳理与总结，既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党史的理解，又能推动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在乡村振兴等新的实践中谱写更为灿烂的篇章。

【注释】

[1]原载于《哲学研究》2021年第7期。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4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71.

[5]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刘阳，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8.

[6]欧文.欧文选集：第1卷［M］.柯象峰，何光来，秦果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4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www.daowen.com)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47.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16.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1.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2.

[18]班纳吉，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07.

[19]MANDEVILLE B.The fable of the bees［M］.London：Gale ECCO，1724：212-213.

[20]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2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

[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45.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9.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38.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0.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2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4.

[2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