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贫困的社会历史性基础理解到什么程度，对贫困的本质也就把握到什么程度，从而对反贫困路径的选择也就深入到什么程度。如果从非社会历史性的方法入手，把穷人的贫困简单地归咎于纯粹的个人或政府的问题，那就很难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办法。从欧洲思想史上来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穷人的贫困视为由穷人本身的负面特性所导致的结果。“有观点认为，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天生就目光短浅，所以才会贫穷。这种观点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续多年。……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18]这种观点不仅支撑英国的济贫法以及救济院的设立，正因为需要救济者的贫穷是由其本人的负面特性所导致的，因此，救济院便难免实施一种管教式救济，从而使它对穷人来说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存在。而且，这种观点还导致了在伯纳德·曼德维尔、约翰·贝勒斯等人那里把穷人的贫困视为一种只需要缓解而不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约翰·贝勒斯明确地提出了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财源的观点，而伯纳德·曼德维尔则更为直接地说：“那些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很少受到骄傲和贪心的有力影响：所以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解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把它治好则是愚蠢的。”^[19]这种观点既反映新兴资产者的剥削本性，也体现了他对贫困的社会历史性本质的无知。

也有人把穷人的贫困归咎于政府的失职，因而把解决贫困的路径放在政府职能的调整上。这种观点在19世纪主要集中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譬如，圣西门在谈到失业工人的贫困问题时说：“有没有办法平息构成法国人民的基本群众的非熟练工人的愤恨情绪呢？有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呢？有，这就是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就业，而就业措施首先要求设置一笔巨额基金。筹集所需基金的唯一办法，就是缩减政府的其他开支，而首先是缩减那些金额大的开支。”^[20]傅立叶在谈到穷人的贫困时也直指变化无常的政治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并主张通过政治的调整来解决这一问题。所有把社会历史性的贫困问题简单归因于政府失职的解读思路，都因没有探讨这种政府失职背后所蕴含着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性，而使其思路难免具有简单化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当代欧美理论界的表现就是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的通过加大外国援助来解决穷国的贫困问题的观点。

当然，在思想史上也有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家在解读贫困问题时试图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框架，从扬弃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在分析了对贫困者的主观援助和社会治理的两种思路后，黑格尔指出：“如果由富有者阶级直接负担起来……来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他们通常生活方式的水平上，那末，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反之，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与劳动机会）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是祸害又恰恰在于生产过多，而同时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他们本身是生产者。”^[21]他由此而得出了必须上升到作为伦理理念之实现形式的国家的层面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必须承认，黑格尔对贫困的本质以及反贫困路径的思考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的。但由于他未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一问题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考虑，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把这种理论的深刻性贯彻到底。

真正把这一问题搞清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站在唯物史观的维度上把对反贫困路径的思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具体来说，他们不再纠结于个人或政府的维度来思考解决贫困的路径问题，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入手，既在历史本质论层面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是解决工人贫困化问题的根本路径，又在历史现象论层面上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发展到激化状态时可使用的暂时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学界有些学者只是笼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与私有制的灭亡联系起来，这虽然抓住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思想，但由于未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本质与现象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难免把他们的思想加以简单化，忽略了其思想的丰富性。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历史过程即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思考反贫困路径问题的，就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把贫困的本质阐释得非常清楚一样。他们之所以在政治维度上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是解决贫困的根本路径，那是因为他们在历史观维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他们来说，一方面，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什么程度，反贫困路径的可选择性也就推进到什么程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被颠覆，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www.daowen.com)

我们以马克思为例来加以说明。他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对工人贫困问题的深刻解读，预示并决定了他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的思考必然也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维度上的。事实也是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积累过程”篇的最后，他就明确地指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2]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3]从私有制被颠覆的角度来思考工人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是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思路。当我们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如下文字，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4]时，我们能感受到青年马克思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唯物史观的形成使马克思完成了解读视域上的如下转变：他不再从人性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它。这一转变不仅标志了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革命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使他在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时具有了更为宽广和丰富的解读视域，即能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到激化状态时所采取的私有制被颠覆的思路，与当这种内在矛盾尚处于不发达状态时所采取的其他解决思路放在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线索中来加以理解，并看出其前后发展的必然性。这样一来，马克思便不再抽象地认定只有私有制的被颠覆才能解决工人的贫困状态，而是把这种解决贫困的路径指认为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政治选择。

事实上，当马克思在思考资本积累的历史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等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当资本积累处在发展状态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无疑是处在不发达阶段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考察并关注到了反贫困的其他路径。他首先看到的是工人因贫困而移居国外的现象。在谈到资本通过大量使用少年工人而使成年工人处于失业状态时，马克思指出：“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25]移民虽不是工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激化的状态下却是工人暂时缓解贫困状况的一个有效路径。其次，马克思还看到了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向城市转移而暂时缓解赤贫状况的现象。在谈到因资本占领农业而使一部分农业工人处在相对过剩的赤贫状态时，马克思说：“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26]他之所以能在本质层面上的颠覆私有制的思路之外还能看到这些在历史过程层面上的具体的反贫困路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跟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恩格斯其实也是这样的。他的研究重点不是资本积累逻辑与工人的贫困积累之间的关联性，这虽然使他没有在相对过剩人口的贫困等问题上作出像马克思那样的详尽解读，但他对工人贫困性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理论敏锐性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有明确的体现。囿于文章篇幅，笔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