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找到反贫困的有效路径，首先必须搞清楚贫困的主体及其生成背景。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准确地把握住贫困的社会历史性基础的代表人物。从他们的整个理论历程来看，他们对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贫困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这其中既有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穷人的贫困状况所做的分析，譬如，马克思1842年2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论文中从财产权、政府管理能力等角度对群众的贫困现状的分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2]。这种贫困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种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低能相关的特定现象。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对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因失去劳动机会而导致的贫困现象的分析。不管是英国的济贫法，还是后来的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穷人的劳动权问题，其实都是针对这一类贫困现象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类贫困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中，马克思对无法被工场手工业所吸纳的穷人的状况进行了剖析：“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无产阶级的祖先，当初曾被迫转化为波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3]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中也对因资本主义竞争而导致失业的工人贫困状况进行过深入的解读。这种贫困是跟因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工人的失业直接相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贫困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所决定的雇佣工人的贫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管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会在劳动价格等方面建构出什么样的上升假象，但资本关系的特性决定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必然表现为工人的不断贫困化过程。“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并且宁可说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因为工人是把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作为与自身相异化的价值创造出来的。”^[4]

如果不能区分这三种不同的贫困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性基础，那就很难对贫困的本质作出准确的把握。英国16世纪的济贫法是针对那些未被雇佣以及无法被雇佣的穷人的，但它显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雇佣着但仍然不断变穷的劳动者的贫困状况。这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法案越来越无法与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求相一致，“在经济人的新政体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5]。当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1817年的《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中说目前贫困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由普遍使用机械力而导致的人类劳动不值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为贫民和失业劳动阶级找到有益的职业，并使机器服从他们的劳动，而不要像现在这样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劳动”^[6]时，他的问题也在于没有考虑到除了失业所带来的工人贫困外，还存在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雇佣工人的贫困。这也是他的理论无法摆脱空想性的原因。在当代西方理论界，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2005年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中乐观地认为，只要富国在20年间每年能拿出1950亿美元来援助贫穷国家，那么全世界的贫穷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但他考虑的也只是外国投资带给穷国的劳动机会，而不是穷国本身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建构出的劳动者贫困问题。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解读也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而来的。他们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对贫困的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的。譬如，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的《伍珀河谷来信》（也译为《乌培河谷来信》）中尽管提到了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状态，却没有指出这种贫困的来由。即使是在他到达英国之后，恩格斯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抓住资本主义贫困的本质的。在从1842年11月的《国内危机》到1843年9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群中，他主要还是从商业危机、竞争关系导致工人失业的角度来谈论劳动者的贫困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主要关注的还是上述第二种贫困现象。因此，当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7]的时候，他在解读视域上还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竞争使生产过剩与工人饿死相并存的层面。按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的思路，因失业而导致的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现象，必然被放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把它看作被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一阶段的青年恩格斯显然还没有看到因失业而贫困的劳动者背后所蕴含的、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从1844年1月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开始，恩格斯逐步把解读的重点从竞争关系转移到了工厂制度上面，或者说，从商业竞争关系转移到了工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上来，这种矛盾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工厂制度。从这一视角所看到的工人的贫困，不再只是因失业而带来的后果，而是变成了英国的社会关系与工业生产力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性。“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8]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意义便是它彰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向新社会制度转变的必然性。这种解读方法的转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恩格斯在接下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清晰地看到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还使他（与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层面来理解贫穷的本质及其可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他来说，贫穷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如果脱离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发展线索，它就无法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必然性的论证。“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

马克思也是一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尽管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处在劳资关系中的劳动者的贫困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对失业劳动者的贫困状况的关注上，但他对此问题的分析还尚未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还只是从由私有财产所体现出的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10]这使他暂时还无法解释清楚工人的贫困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过，青年马克思此时对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是实践的这一观点的强调，即“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1]，倒是为他在日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能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展开对包括贫困在内的经济现象之社会历史本质的剖析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当然，马克思对贫困现象的最经典的阐释当属《资本论》及其手稿。在这一文本群中，他不仅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对在岗的雇佣工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准确的界定，而且还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对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准确地把他们界定为产业后备军而清晰地梳理了失业人口与在岗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们的贫困规律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性。(www.daowen.com)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首先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维度上的工人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他的这种分析应该属于科学抽象层面的解读，尽管与商品关系层面相比，这种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已经是一种较高层级的科学抽象了。马克思首先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前提的劳资关系的维度来解读工人的贫穷性。在他看来，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资交换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劳动能力本身一定会以“绝对的贫穷”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劳动能力与它的实现条件即劳动资料是完全分离的，因此，这种交换本身就是以工人作为赤贫者为前提的。“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12]其次，马克思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对工人贫困化的过程性特征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工人的贫困不只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由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以资本本身的价值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此，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人的贫困化过程。“资本不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工人主体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互相对应，齐头并进的。同时，资本的这种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即劳动无产阶级也在增加。”^[13]当马克思把工人的贫穷不只是当作一种可悲的状况，而是当作与资本的自我增殖紧密相连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并从工人从属于资本的角度探讨出他们的贫乏化特征时，他在反贫困路径的思考上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停留在非历史性的、抽象的替代性方案的层面上了。应该看到，这是马克思在贫困本质思考上的一个新跨越。

当然，这种在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即简单再生产过程）层面上的贫困解读理论，是马克思整个贫困问题思考的基础，但不是全部，因为一旦把解读视域拓展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即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层面上，马克思发现还有比这更复杂的内容。他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现其新发现的。首先，他看到了在岗的雇佣工人的贫困并不总是以绝对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在有些时候也会以相对贫困即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与资本的增殖速度相比不断减慢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下，当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量时，工人的工资是会提高的。“因为雇佣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1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决定了工人的贫困化过程并不简单地以越来越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劳动工资有时提高、有时又不断降低的形式把雇佣劳动的贫困积累规律呈现了出来。从贫困积累规律的维度来深化对工人贫困化过程的理解，标志着马克思在贫困解读上的又一次思想递进。当然，马克思同时又明确指出，这种工资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工人生活待遇的上升，绝不是一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代表了资本关系的优越性，而是恰恰相反，它必然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其反面。当劳动价格的提高由于削弱了资本积累量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的时候，资本与可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上述不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使劳动价格又回到适合于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上。“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5]

其次，马克思看到了失业劳动者的绝对贫困问题。他此时已经不再简单地从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或者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而是深入由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建构的资本对工人的吸收力与排斥力之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虽然在绝对量上也会增加，但与不变资本的增长相比，它的增长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必定会生产出超过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的工人人口。这样，由失业者的贫困所凸显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便不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纯粹的人口增长规律的问题，而是被提升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积累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马克思指出，与前一种雇佣工人的相对贫困不同，这一类失业劳动者的贫困则是一种绝对的贫困。他把这一类赤贫者分成了三种类别来加以说明：“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修补者……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16]马克思实际上是从有劳动能力但未被雇佣、未来有劳动能力但目前还没有、没有劳动能力这三个维度来界定这一社会阶层的种类的。对他来说，这一社会阶层处在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因而也是最需要救济的赤贫阶层。但严格地说，如果不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要想完全解决困扰这一阶层的绝对贫困现象是不可能的。18—19世纪西欧理论界关注贫困问题的学者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这一类未获得劳动机会的穷人的贫困问题。但他们大多只是从为穷人提供劳动机会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相比而言，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显然要深刻得多。

再次，马克思还看到了失业劳动者的绝对贫困与雇佣劳动者的相对贫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它们都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劳动者贫困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积累规律不仅决定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的增长缓慢性、相对过剩人口的赤贫性，而且还决定了这两者必将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获得同步发展。也就是说，资本增长的规模越大，处在相对贫困状态的雇佣工人的人数就越多，同时，处在失业和绝对贫困状态的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也会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积累一方面创造出了失业劳动军中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了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这就是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