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发生时间、动力机制的不同，可以将现代化大致分为先发内生型现代化（或先发引领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前者以英法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时间早、资源足、空间大、竞争压力小等优势，因而采取了实行私有制，发展自由市场，以轻工业带动重工业、以自发性力量推动内部新陈代谢的发展模式。后者以德日为代表，由于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外部又面临着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竞争，因而特别重视国家计划和政府引导，并且采取了以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的方式发展模式。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接受朝贡的“天下国家”变成了半边缘化的“民族国家”。先进中国人从各个方面学习资本主义，试图实现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只是零星的、局部的，在地域上往往被限制在中国东部和沿江沿海城市，在产业上往往被限制在部分轻工业、运输业和服务业领域。中国没有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更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内生性的现代化力量。客观地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勾结封建主义势力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2]。

历史表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恰恰在于中国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可能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自成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是“站起来”阶段，中国采取“以苏为师+自主探索”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化的根基。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现代化探索，为夺取全国政权后的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农业国面貌，中国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在随后20多年里，中国建设了一批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偏重生产关系革命而忽视生产力的根本性地位、过度依赖计划经济体制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和经济主体的活力、忽视对外开放对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等问题。但总体说来，这些累进式、赶超式发展成果，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也为我国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坚实基础。(www.daowen.com)

二是“富起来”阶段，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逐渐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首先，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改革本身视为一场革命，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其次，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学习世界、贡献世界的过程中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再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并驾驭资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推动各类创新中的作用，防止资本权力造成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动力。最后，形成了包括“初级阶段论”“主要矛盾论”“主要任务论”“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在内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系统认识^[3]，并把现代化建设从器物、技术层面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关键技术领域存在重引进模仿轻自主创新的缺陷，“两头在外”的格局增大了经济发展风险，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

三是“强起来”阶段，中国推动“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布局，推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基本事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改革稳定发展、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并联式赶超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4]首先，中国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改革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打好“脱贫攻坚”“重大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着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再次，以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目标，准确把握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态度，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文化复兴支撑民族复兴。最后，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为解决人类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的现代化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勾勒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历程，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前30年”和“后30年”互不否定的发展“道统”，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站起来”是“富起来”“强起来”的基本前提，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物质遗产、制度遗产、思想遗产，现代化的“富强”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富起来”进一步巩固了“站起来”的成就，为“强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强起来”阶段，它既是对两个阶段积极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注重解决前两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强起来”的中国须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人民的富裕与幸福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继续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树立“富而不骄”“强而不霸”的国际形象，为世界繁荣和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从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以苏为师”，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特色道路”，再到新时代的“引领发展”，极大地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