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历史地考察，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人类的理性反思。无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还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国内国际学界都有过以异化的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和重要的分析视角。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文明发展中异化问题的探讨，早在19世纪中期，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理论（这正是本文的理论支点，后续即将展开分析）。尽管这一理论因为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形成期而遭到学界不同的评价。但是，这一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视角，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对现代化和文明问题的人学思考。比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匈牙利的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概念。他指出：“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同他自己疏远开来，它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法则的非人的客观性。”^[3]在卢卡奇之后，德国的埃里希·弗罗姆于1941年出版的代表作《逃避自由》一书中也对比性地从人类性格和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中世纪以前、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之后的人类性格和心理发展中的异化演进问题。另外，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列裴伏尔等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www.daowen.com)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异化问题的讨论，无论东欧学界还是我国哲学界都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东欧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的学者，曾侧重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异化现象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讨论。东欧南斯拉夫实践派弗兰尼茨基在异化的积极性意义层面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异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积极现象。他曾指出：“人只有彻底把自己分裂，把自己异化，才能在他迄今艰难的历史路程中实现自己的进步。”^[4]可见，东欧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异化问题也是颇有见地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也曾一度掀起了一股关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热烈讨论。综观自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学界对现代化进程中异化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不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家，不论是左翼评论家还是右翼评论家，都承认人的异化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5]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时代，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