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首先，是一个世纪以来防止大国间发生任何持久和破坏性战争的势力均衡体系；其次，是象征着某种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方式的国际金本位制；再次，是造就了空前物质福利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最后，是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两种是经济的，另两种是政治的；或者按另一种方式划分，两种是国家性质的，另两种是国际性的。正是这些制度，勾勒出我们西方文明历史特有的轮廓。”^[19]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在波兰尼看来，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于金本位基础之上，并部分地通过它来运转的上层建筑；但是金本位体系的源泉和基体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不过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而自由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虽然国际金本位制在四种制度中居于关键位置，但无论是国际金本位制，还是势力均衡体系、自由主义国家，实际上都植根于自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个创新催生了一种特殊的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欧的社会和技术剧变，正是从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中产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因此，19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就存在于统治市场经济的那些法则之中。统治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资本增殖的逻辑。

何谓资本增殖的逻辑？其最直接的定义就是“G—W—G”的逻辑。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但是，事情本身远非如此简单。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原则以一种强大的同一性逻辑，迫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行为，都被纳入以增殖资本为目的的交换关系当中。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社会力量，在颠倒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却反过来成了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最高原则和控制力量，是同一性形而上学在现实世界中的“感性显现”。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20]，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力，是资本生存的根本目的，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理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逻辑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私有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本身是客观的、中立的，它就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运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资本的增殖却转变成了对剩余价值的攫取，转变成了对工人的剥削，维护的是资本家的私人利益。资本主义文明说到底是资本家的文明，社会的文明成果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私有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文明。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资源。基于儒家的立场，孔子设想的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1]孔子将大同世界作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现实世界是要建设一个比大同世界低的“小康”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憧憬了一个“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的大同社会。“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此联合之太平世之制也”^[22]。康有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升平世”，“升平世”之后还有一个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太平世”，这个世界是消除了一切界限与差别的，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世界。1924年，孙中山提出，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穷人的不公正现象，全体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完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公天下”。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3]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孔夫子还是康有为、孙中山，他们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维护的是资本家的权益，也无法实现中国人的“大同理想”。“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4]

毛泽东所提出的“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5]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共享发展，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发展、理解发展、谋求发展。对于共享发展的理解，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范畴，要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出发，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共同创造各种财富，各得其所，共同分享社会福祉，和谐共处，共同构筑幸福安康，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享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26]。把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产品及其管理生产的权利，转化为全社会占有管理，使不断增加的劳动产品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阐释其共享思想，他指出，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形式，使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如“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等，通过社会再分配，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充分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7]

建立在资本增殖逻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本质上是一种私享意义上的文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类的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为资本家所私享。共享发展要求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其实质上是一种共享文明。“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8]“资本”的性质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就是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把资本由私有资本变为公共性资本，超越私有资本逻辑的逻辑是要建立一种公共资本的逻辑。

未来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前进动力机制和根本方向在哪里？当代中华文明重建的根本使命是什么？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华文明重建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问题，更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文明”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始终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势面前如何重建自我的问题。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向世人展现自己重建一个伟大文明的胸襟和气度。在今天这种资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在纯粹的本土性中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任何文明都有其自身内在的问题需要克服，要有效地吸纳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对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早已是大势所趋。

未来的中华文明不是传统文明本身的幽灵式复活，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搬硬套，而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9]思考和预见未来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如果失去了展望未来的能力，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哲学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洞察力。“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的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它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30]中华文明的重建应该是一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综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上获得世界历史的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项目编号：18ZDA015）的研究成果。

【注释】

[1]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刘文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5.

[2]康有为.我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3]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22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5]史怀哲.文明与伦理［M］.孙林，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3.

[6]史怀哲.文明与伦理［M］.孙林，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3.(www.daowen.com)

[11]史怀哲.文明与伦理［M］.孙林，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2.

[12]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2.

[14]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卷二）：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M］.伍况甫，彭家礼，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87.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16]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3.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6.

[18]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89.

[19]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3.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1.

[2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5.

[22]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77.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0.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6.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433.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2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0]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M］.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