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的物质文明都有它的技术标志，技术领先引导着物质文明领先，技术落后导致物质文明落后，技术革命的浪潮导引出物质文明的波浪式发展，这种事实在近现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直接推动物质文明的是技术或技术革命，但技术或技术革命的前提又是科学或科学革命。物质文明的波浪式发展又和科学革命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3]“社会知识”转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最终演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科学与工业的结合，开启了18世纪技术革命的先河。“起源于科学本体的观念，就被发展成为各种新工业。其中最早并最重要的是蒸汽机——即十八世纪初期所谓的自然哲学发动机；但是它的一般原理一经熟悉，它的制造法和使用法就被吸收到实用工程里去。”^[14]当时的科学和技术已呈现一体化的趋势，不是科学等待转化为技术再应用于生产，而是一旦有科学发现就立即寻求技术上的应用。一旦技术工业开始发现科学知识的奥秘，人类通过技术改造自然的能力便得到迅速提升。首先是以18世纪英国发明纺织机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技术革命，解决了传统以马力、木材为主的动力问题，加速提升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是，蒸汽机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机械化的科学手段形成了手工业劳动分工协作机制。“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15]19世纪的电磁理论推动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技术革命，弥补了蒸汽机时代动力不足的问题，机械化时代开始向电气化和自动化发展。

众所周知，欧洲机器工业是从1760年开始的。从蒸汽机开始，人类进入了机器工业时代，直到1945年原子弹爆炸，才真正宣告了我们所谓的“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原子弹爆炸以后，现代技术进入了加速状态，速度越来越快。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加速是全方面的，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加速。当代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把社会加速概括为三个方面：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16]科技加速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这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质”，也就是说，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最终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性质的改变：一方面是技术工业文明的上升，另一方面是自然人类文明的下降，这差不多构成了今天人类文明的基本状况。

在自然生命的意义上，人类首先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它生理层面的局限性，而技术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唯此，我们才能正确地审视人类文明的脆弱性与对技术的依赖性。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人类必须匍匐在技术的力量面前，完全成为其附庸。人应当主宰技术，而不是技术来主宰人。人主宰技术意味着：技术文明应当返璞归真于人类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科技的进步缓和了底层劳工、农奴或奴隶所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使他们也得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科技进步的最大作用乃在于取代成本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生产力飞跃，其产生的后果，却是将大量工人驯化为机器附庸。工业革命之后，以自然经济为支柱的传统手工业，其生产能力在机器面前不值一提。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驯化。“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厂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7]

实际上，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最危险之处并不在于机器能够变得多么像人，而在于人在多大意义上已经变得像机器——像机器一样只在规范之内定义自己，成为单向度的人，无意识地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主流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消费主义的各种操纵，而无力反思更高层面的问题。毕竟，脑神经科学已经提醒我们，人的自由意志能力，并不体现在他们愿意做什么，而体现在他们不愿意去做什么。机器与人的共生关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本身的生活状态。我们深入反省一下，就可以发现人类自己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自觉，丢失了对自由的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机器夺去了我们的自由。人与机器的关系，关键不在于机器会变得怎样，而在于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还相信并努力实现自由、平等、尊严——这些世代以来被我们奉为“好的生活标准”的普遍价值。人类在被技术化之后，已经丧失了对崇高的热情和渴望。(www.daowen.com)

人类今天面临着两种意义上的技术化，一种是精神意义上的技术化，我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不断被算法、互联网、大数据所控制，还有一种是身体意义上的技术化，通过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疫苗接种、化工产品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激素，我们的身体不断被技术化改造。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我们人类已经无法控制它了。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或者说“政治统治”本身也变成了“技术统治”（治理术）。通过今天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技术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支配性力量，我们不得不习惯于这样一种新政治运作和新治理状态，同时也要求应对之策和可能的抵抗方式。我们自然人类文明及其统治方式衰退了，我们从自然人类生活世界切换到了技术人类生活世界。

人类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这些变化使我们既兴奋又恐惧。科技为我们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爆炸式创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也在改变着我们自身。它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我们的身份认同及其相关方面，如隐私保护意识、所有权观念、消费方式、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分配以及如何发展职业生涯、学习技能等。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促使现代社会由传统的规范社会转变为控制社会。不仅国家和政府，包括公司和企业都在利用数字技术对我们每个人进行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操纵管控。现代社会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决定着每一个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甚至也决定着那些并未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个人的生活。数字资本主义正在把现代社会构建成一个极其严密的“数字全景敞式监狱”。

保罗·克鲁岑呼吁必须用一个新词来描述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这个词就是“人类世（Anthropocene）”。在这个时代，能够对地球表面、地下、水体和大气造成最重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人类。我们已经不是自然人了，我们已经被技术工业加工了，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被深度加工过了，而且还在不断地被加工。此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在这个技术统治的时代里，我们必须对技术文明进行反省和抵抗。因为如果没有抵抗，自然人类文明将加速崩溃。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技术时代的到来已经无可避免。抵抗技术规训，保卫个体自由，是未来哲学和未来艺术的根本使命。但是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人类通过艺术和哲学所发起的抵抗大多成为一种诗意的批判和理论的想象。技术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几乎内化于人的本质，人类处理与技术的关系，约等于处理人类自己。我们必须像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样探讨技术时代的社会契约，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劝诫国王一样劝诫专家，像美国制宪会议所做的一样探讨论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控制和规范技术的发展。倘若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排除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坏的政治危机：以进步为名，迎来完全不受控的技术集权时代。

尼采“超人”的意义在于忠实于大地。什么意思？大地就是身体，就是自然。今天必须有一种理想，要恢复和保存我们的自然性，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今天被普遍而深刻地技术化以后，我们人类如何保持我们作为自然物种的最后脸面和底线？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从自然人类生活世界切换到了技术人类生活世界。随着自然人类不断被技术化（也即非自然化），我愿意在此强调的是，重振“自然本性”不是主张复古和复辟，而要回归生活世界，应和新文明的要求和未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被现代技术所规定的新文明唯一值得期待的状态，是自然性和技术性的平衡——或者我们可以采用尼采的说法，是达到自然性与技术性之间的‘控制性协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