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也深刻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内在规律的不可逾越性。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就是要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还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等上层建筑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促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我们强调现代化发展既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种的决定性作用，也深刻地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的实践成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普遍性、规律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否正确不能简单地用理论来进行先验地判断，而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用长期的实践成效来检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一种现代化模式成功不成功，别人说了不算，本国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概言之，任何事件，其覆盖的对象越多，影响的空间越大，经历的时间越长，成效越显著，则它所包含的普遍性、真理性就越强。反之，其普遍性、真理性就越弱。中国式现代化覆盖了14亿人口，超过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不足10亿的人口总和；覆盖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泛国土，远远超过某些在几个小国或城市国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起作用的范围；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远远超过只是短期发挥作用的理论；而且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了规律性、普遍性。否则，它就不可能长期起作用，也不可能在广大的空间范围起作用。

第三，西方的种种现代化理论对中国预测的失效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预测中国崩溃的观点就不绝于耳。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中国崩溃论”预测更是甚嚣尘上。1989年，西方专家预测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崩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专家又预测，中国的经济体制即将崩溃；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又提出“中国社会崩溃论”。然而，西方的预测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各种“中国崩溃论”最后都崩溃了。而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西方的种种现代化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危机顽症，甚至很多西方国家至今仍然一筹莫展，都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没有带来福音，而是陷入了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分裂、民族冲突、战乱频仍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说明，西方的种种现代化发展理论解释力低下，并没有把握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它既不能为西方的发展开出良方，也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更不能解释中国。而只有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丰富发展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探索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都充分表明，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面的现代化，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规律，才能取得成效。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跨越发展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既保持独立又获得发展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广泛成效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也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挑战，不断开拓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不能以其特殊性就否定普遍性，也不能以普遍性就否定其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但这种方案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3]伍德.资本的帝国［M］.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6.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8.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3.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1.

[1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0.(www.daowen.com)

[1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17]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

[1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0.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2.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2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9.

[2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111.

[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2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9.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5.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

[33]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

[3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4.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