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晚年，为了回答俄国著名女革命家薇拉·伊万诺芙娜·查苏利奇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询问，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以及落后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他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从而为落后国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欧现代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设想，阐述了现代性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宝贵思想。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没有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必然重复西欧发展道路的命运，也没有肯定俄国农村公社一定可以避免这样的命运，而是指出俄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面临着两种可能。“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4]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描述并不是要提供历史发展的一般道路，把西欧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适用的模式。经过几年的研究，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有了更多的了解。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的歪曲，批判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依据，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而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并人为扶植大土地所有制的做法，认为这些做法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不是进步而深重的灾难。马克思甚至明确指出：“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5]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改变了当初评价英国入侵印度问题的口吻。

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也承认公社的孤立性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基础，却也看到俄国的农村公社并不同于原始的公社，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公社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公有制以及公有制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这种两重性使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6]。马克思并没有把西欧的道路强加于俄国，也没有像民粹派那样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生长出共产主义，而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7]马克思认为，由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因素有可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支点，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机器大工业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从而使得俄国农村公社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而获得新生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砍断伸向公社的魔爪，并利用机器生产对公社进行物质改造。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8]，并且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对农村公社提供大工业的技术支持，仅凭农村公社本身是不能发展出生产力发达的共产主义来的。(www.daowen.com)

很显然，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教条化、简单化，而是综合了人类学和世界历史视野的广阔性，立足俄国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及其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平等性问题。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像民粹派那样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生长出共产主义。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政治经济学规律作用的情况下，即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在得到西方先进生产力支持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指明了另一条道路。

概言之，不发达国家只有在开放中，在积极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跨越，才能避免或者缩短资本主义的苦难。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是以世界历史中存在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社会形态为前提的，是以世界历史的不可跨越为前提的。所以，正是由于交往的影响和“历史正在向世界历史转化”，单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选择，在遵循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基础上，可以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