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经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就会永远沉睡。亚洲只有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因此,英国乃至欧洲不得不承担推广文明的使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作发达的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而推广到东方,对印度的入侵只是英国传播文明的一种形式,由此带来的灾难是文明传播的一个正常代价,虽然有些伤感,却具有历史的正义性。
正因此,针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灾难,马克思认为,虽然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现代工业将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虽然既不会使人民得到解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相反却带来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屠杀,但这种破坏性“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在履行其所肩负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2]时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进一步说,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的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虽然会带来很多苦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顺应而无法拒绝。(www.daowen.com)
然而,历史发展是复杂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全球呈现出扩张趋势,但这种东方对西方的从属并不意味着资本必然要按照其全部的面貌来改变世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存在为条件的,英国资本主义“它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这种对印度社会进行‘传统化’的战略,被指责为通过牢固地确立甚至创造早已过时的地主—农民关系使得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倒退”[3]。即使是现在的印度,虽然鼓吹为民主国家,但落后的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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