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氏先世居大梁，北宋末因避靖康之乱，随宋室南渡，几经辗转后定居嘉兴秀水、宁波鄞县等地。明代中叶，鄞县屠氏瓜瓞绵绵，人才辈出，一批族人以科举发迹，成显宦名流，如太傅兼吏部尚书襄惠公屠滽、都察院左都御史简肃公屠侨、吏部验封司郎中屠俓、江西按察副使屠倬、礼部仪制司主事屠隆、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竹墟公屠大山、贵州都匀知府屠大心和湖南辰州知府屠本畯等。由此，屠氏家声大振，渐成当地望族之首。^[110]家族的兴旺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屠氏频繁的戏曲活动就是生动的体现。戏曲成为屠氏家族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将从演出、畜乐、创作和理论等四个方面予以阐述，进一步讨论屠氏喜好昆曲的原因，把握家族文化与戏曲艺术的关系。

屠氏的演出活动

屠氏族人喜好昆曲者甚众，经常组织或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最有特色的是自明万历以来的族会演戏，坚持了大约三百年。所谓族会，是指由族人自愿组成，主要从事各种祭祀活动的团体。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屠氏族人“念襄惠公(七世祖屠滽)为三朝大臣，功隆望重，祀典不可简略”。由十三世祖屠孝溥倡议，屠滽曾孙屠本元首起响应，一批族人捐出田产或现金，成立岳降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岳降会更名嵩生。该会主要承办每年九月二十五日屠滽寿辰的祭祀，演戏是祭祀的主要活动之一。^[111]据《文学渐水公传》载，屠滽寿辰的演出坚持了两百多年。^[112]清道光十一年(1831)，屠氏为纪念明兵部侍郎九世祖屠大山的诞辰和南明鲁王政权兵部主事天生公屠献宸的忌辰，成立了辉映社，每年于五月初一举行祭祀活动。^[113]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屠氏先后成立“中元会”“冬至会”“一阳会”，分别在中元节和冬至前后组织祭祀活动。其中，一阳会“限定冬至前后五日鼓乐祭奠，演戏日夕”。^[114]历次演戏，屠氏对戏班和戏码都有严格的要求。《嵩生会会则》云：“演戏须上三名班，如定低班，将缺减之数加倍处罚。丁亥年起，公议演戏定为两本，如违议，罚。”案，丁亥，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一阳会会则》云：“须上三名班，禁演淫戏。”延请名班，是因为名班演艺超卓，能更为充分地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而禁演淫戏，则说明屠氏对昆曲的教化作用也相当重视。

除了祭祀已经远逝的先祖，在族人中，尤其是长辈的诞辰，其亲人多设宴搬戏，以示庆祝。十世祖屠本畯，字豳叟，一字田叔，号汉陂，晚号憨叟、憨先生，屠隆族孙，兵部侍郎屠大山之子，曾任辰州知府，于七十大寿前特意撰写《汉陂公七十辞祝寿文》，婉辞寿宴。文中云：“良辰美景，朗月清风，宾不必轩冕，幽人韵士可与论心；筵不必肥醲，山菜园蔬，尽堪适口；歌不必优伶，鸟语蛩吟，皆足助笑。”可见，请贵宾，设盛宴和演大戏，都是祝寿不能缺少的，已成惯例。十五世祖屠庶，原名之培，字符植，后易名为庶，字培之，号苏亭，生活于康乾年间，诸生，有《苏亭诗略》。屠庶在父亲去世五年后，于其生日“以优伶具庆”，“如事生礼”。^[115]屠庶八十大寿时，其子可播“率诸子侄以优伶具庆，欢喜无量”。^[116]屠庶还曾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奉母命设宴，集优伶演戏庆祝其妻三十岁生日。^[117]

在屠氏的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演出也较频繁，八世祖屠隆、十世祖屠本畯和十五世祖屠庶等，都是热心的组织者。明万历十二年(1584)，屠隆与西宁侯礼交，“一日置酒张戏，大会宾客……酒酣乐作，众客尽欢”。^[118]明万历三十年(1602)，屠隆在嘉兴烟雨楼演出《彩毫记》《昙花记》，邀请当地官僚和名士观看，知府车大任登楼赏剧，写下《九日同马在田、傅海麓、黄贞南赴伟真(隆)召，登烟雨楼，看演〈彩毫〉，为伟真制曲，即席赋诗二首》。^[119]同年八月十五日，“屠长卿(隆)、曹能始作主，唱西湖大会，饭于湖舟，席设金沙滩陈氏别业，长卿苍头演《昙花记》”。十六日，“诸君子再举西湖之会，以答长卿、始能，作伎于舟中”。^[120]《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逸事》记载一则屠隆组织演戏的趣事：“屠赤水(隆)生平未见演《八义记》传奇，一日特令演之。而优人强作解事，每呼屠岸贾为屠爷。赤水笑，喻之曰：‘尔竟以我为岸贾耶，且赵盾口中不应呼彼为屠爷。’”屠本畯“好丝竹管弦，宫商迭奏”，“舞裙歌扇，娥侍觞”。有客至，则举觞张乐，宾客多尽欢而归。^[121]屠庶“词赋歌曲无不精妙”，^[122]李因培《苏亭先生八十寿叙》称其“所居必选佳木石，遍置庭隅。暇则征歌度曲，为宾客酣饮。承平王孙之态，风流公子之致，虽白首不改”。李昱《苏亭屠公墓志铭》称其“时集同辈酣饮，并召梨园度曲，以为欢娱”。

屠氏族人出外游历或赴试，其友人常常为其设宴搬戏，《甬上屠氏宗谱》卷二三《寿言》和卷三六《逸事》等记载很多。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八月，卓征甫、徐茂吴等治酒征歌，宴请汪道昆、屠隆和潘之恒等人于西湖之净慈寺，予宴者数十人，众人诗酒唱和，听歌度曲，传为一时之佳话。十三世祖屠孝义“素性豪迈，裘马翩翩，负承平公子气象，赴京会试。时，同人以梨园饯行，适演《千金记》‘进韩’一出，内有曲云‘赶功名，千难万难；求进取，两次三番’四语，优人易以‘赶功名，这有何难；求进取，只在此番’。公击节称快，大赏优人而罢”。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史甡忠、李六飞演醉花优人新编《双龙佩》，为十五世祖苏庶称觞；清雍正十三年(1735)，苏庶入都，馆于京北顺义，适主人陈仲怡与屠家谱牒相通，生辰后屠庶一日，乃集梨园演戏贺寿。

由上可见，由明至清，屠氏家族的演出非常活跃，包括祭祀先祖的仪式演剧、纯娱乐性质的演剧和交际活动中的演剧。由于长期保持集会演戏的传统，屠氏家族营造出浓厚的氛围，有利于培养族人对昆曲的爱好。

屠氏的畜乐活动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屠氏家族至少备有三副家乐，置办者分别是屠隆、屠大年和屠本畯。

屠隆，字纬真，一字长卿，号赤水，生有异才，曾学诗于沈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族侄大山时任兵部侍郎，与同邑张时彻共相延誉，一时声名鹊起。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颍上(安徽)、青浦(江苏)知县，官至礼部主事。明万历十二年(1584)因风流放荡遭弹劾而被罢官，年仅四十二岁。罢归后，屠隆放情诗酒和昆曲，成为万历期间著名诗人和剧作家。据《快雪堂日记》卷四载，明万历十八年(1590)九月二十八日，“唐季泉等宴寿岳翁，扳余作陪，搬弋阳戏，夜半而散，疲苦之极。因思长卿乃好此声，嗜痂之癖，殆不可解。”弋阳腔粗犷俚俗，主要流行于民间，被文人士大夫所鄙夷，而屠隆却深为迷恋，可见他在艺术上非常开明，具有兼容并蓄的思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昙花记》”条载：“西宁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伎。夫人从帘箔中见之，或劳以香茗，因以外传。”屠隆在京城礼部任主事时，西宁侯宋世恩慕其高才，折节下交。两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几乎形影不离，西宁夫人就是宋世恩的内室。“新声”，可能指昆山腔，但缺少足够的资料佐证，暂备一说。据此，屠隆不仅爱戏，而且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擅长唱曲和表演，兴致所至之时，常常登场作伎。

酷好昆曲的屠隆组建了家乐。《白榆集》卷八《竹枝词三十首序》云：“既成，乃题之曰《竹枝词》。……情事鄙琐，音调俚下，不堪奏诸士大夫。自比于山讴樵唱，不忍弃去。姑留他日令家童习之以侑酒。”该序写于明万历十年(1582)，可见，屠隆罢官之前就畜养了侑酒唱曲的伎童。屠隆家伎何时开始演出昆曲，已不得而知。最早的记录见于《快雪堂日记》卷一三，明万历三十年(1602)八月十五日，“长卿苍头演《昙花记》”。据此可判断，屠隆家伎至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开始演习昆曲。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昙花记》”条载：“一日遇屠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挥策四顾……自鸣得意。”可见，屠隆经营家乐得心应手，颇有成就感。

屠隆好热闹，爱交游，明隆、万时期的名士多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啸傲赋诗，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123]屠隆所到之处，多次组织或参与比较大型的演出活动。明万历十五年(1587)冬日，屠隆拜会梅鼎祚，在宣城城东泛舟，于舟中绯袍作《渔阳三挝》。^[124]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秋节，福州推官阮自华在乌石山凌霄台宴请词客七十余人，梨园数部献演，观者如堵。屠隆携家乐参加了该盛会，还在大会上亲自奋袖登场，演出《渔阳三挝》，一时传为佳话。^[125]陈继儒《晚香堂笺·与屠赤水使君书》云：“往闻(屠)载家乐过从吴门。”^[126]邹迪光《郁仪楼集》卷七《屠长卿至，自四明过访，有赠二首》其一云：“酌我葡萄酒，坐我红氍毹。摐金复伐鼓，清歌发吴歈。”同书卷二三有诗《五月二日载酒要屠长卿暨俞羡长、钱叔达、宋明之、盛季常诸君入慧山寺饮秦氏园亭，时长卿命侍儿演其所制〈昙花〉戏，予亦令双童挟瑟唱歌，为欢竟日，赋诗三首》。张岱《西湖梦寻》卷五“云栖”云：“甬东屠隆于净慈寺迎师观所著《昙花》传奇，虞淳熙以师梵行素严阻之，师竟偕诸绅衿临场，谛观讫，无所忤。”另外，屠隆家乐还在嘉兴烟雨楼演出《彩毫记》。以上材料表明，屠隆家乐曾在福州、杭州、苏州、无锡和嘉兴等地呈伎献艺。屠隆家伎皆为男优，梅鼎祚《鹿裘石室诗集》卷七《采芳歌赠屠家小史》注云：“采芳，娈童。”《快雪堂日记》卷一一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二十二日，“(隆)所挈群奴有陆瑶、汤科五、六辈”。据此，屠氏家乐有姓名可考者有三人，他们是采芳、陆瑶、汤科。他们既是屠隆的家优，又是他的娈童。

屠隆家乐所演剧目可考者有四部，除了上文提到的《渔阳挝》《昙花记》《彩毫记》。其创作的《修文记》也由他的家乐演出过。这些剧目中，《渔阳挝》是北杂剧。可见，屠隆家乐主业昆曲，兼擅北杂剧。

屠氏的第二副家乐由屠隆族侄屠大年置办。屠大年，字国尚，号月鹿、竹墟，襄惠公曾孙，博学能文，性豪侠，“以声色歌舞自娱。后忽大悟，谢遣歌童舞女，屏居学道，敕断家事，绝不与亲故相见”。可见，屠大年曾畜养家伶。^[127]由于缺少相关资料，屠大年家乐的昆曲活动不得而知。

屠氏的第三副家乐由屠隆族孙屠本畯置办。屠本畯“疏眉广桑页而哆口，人望之若神仙”，“有俊才，以荫官太常寺典，历南礼部郎中，万历间为两淮盐运使同知、福建盐运同知，二十七年升辰州知府”。“本畯喜客，车骑交错后堂，日置酒，因而罢官”；还乡家居，“喜宾客益甚”，“家有园亭丝竹，足乐宾客”。客至，常设宴款待，并在席中度曲，宾主皆尽欢。^[128]可见，屠本畯性情豪放，好交际，喜热闹，精通音律，文思敏捷，能度曲，既喜好昆曲，又是行家，与屠隆颇相似。

屠本畯家乐的构成可根据其撰写的《酒中八仙记》杂剧推知一二。该剧中人物，包括作者本人、杜甫、王维和高适等人，皆以实名登场。据此可推测，剧中奉酒的女伎笑日、藏春可能就是屠本畯的家乐。剧中演屠本畯生辰，杜甫等人上门致贺。席间，二伎以鞋杯向主人和宾客敬酒，并调丝理弦，轻啭歌喉，娱宾佐欢。这可能是屠本畯对自己日常生活实况的描摹。

由上可知，屠氏的三副家乐既用于自娱自乐，也在屠氏的对外交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屠氏的创作活动

屠氏共培养两位剧作家，分别为八世祖屠隆和十世祖屠本畯。

屠隆撰写传奇《彩毫记》《修文记》《昙花记》三种、散曲集《婆罗馆逸稿》一种，诸集皆存世；还曾校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李日华《西厢记》和陆采《西厢记》，四种合称为《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逸事》云：“每置酒燃烛，独坐斋中，填乐府十数阕，命善歌者王子长定点拍唱之。”屠隆精通音律，身边又有善歌的艺人通力合作，填写的散曲大多适合歌唱。明人沈宠绥《度曲须知》列“词学先贤姓氏”十七位，屠隆位居第六，仅次于周德清、关汉卿、王实甫、沈伯时、王元美，显见尊崇之意。

屠隆的剧作大多被搬上舞台，并受到了欢迎。屠隆《青溪道士吟留别京邑诸游好》云：“车马趋之若流水，争设琼筵借《彩毫》。朝入西园暮东邸，摛词尽道李王孙。”该诗描写了屠隆任职礼部时，京城争演《彩毫记》的盛况。明天启六年(1626)，福州城里演出《鸣凤记》《彩毫记》等，陈一元的《九月望日值社，观〈彩毫〉剧，分得三江》记载了有关情况：“诗赓白社孰先锋，争羡人材笔似杠；剧演《彩毫》声袅袅，香吹红袖队双双。卷帘明月飞眼镜，入座凉风动绮窗；此夕应于天上纬，青州莫惜倒盈缸。”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一一记载了他和龙膺、米万钟在京城观演《昙花记》，其云：“同龙君御、米友石饭于长春寺，寺在顺城门外斜阶，看演《昙华(花)记》。”《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引全祖望《甬上耆旧续集》云：“华检讨夏在狱中与倪评事元楷联床时歌《昙花记》中木公不肯屈魔【锦缠道】诸剧，欢笑达旦。”清顺治五年(1648)，华夏与屠献宸等五人密谋起兵，失败被俘，不屈而死，时称“宁波五君子”；明亡后倪元楷跟随钱肃乐等人密谋反清，事败下狱，与华夏同处一室。《昙花记》第二五出《魔难不屈》中，生扮木清泰被小魔王围困活捉，小魔王威逼利诱，木清泰唱了一支【锦缠道】表明心迹，曲云：“我本是大丈夫回头采真，行万里只孤身，出门来已将性命浮云。俺也曾扶王室，定江山，扫清虏尘，那怕你逞凶威妖鬼魔神。看浩气塞乾坤，这头颅儿属英雄数尽。我丹心耿耿存，拚七尺何妨齑粉，肯无端俯首作魔民!”^[129]这首曲子慷慨激昂地抒发了木清泰威武不屈、为国捐躯的豪情，正好符合华夏、倪懋熹当时的心境。《彩毫记》中的《吟诗》《脱靴》《醉写》等出至今仍常常演出。可见，屠隆的剧作在明清两代曾相当流行，影响较大。

屠本畯曾创作杂剧《崔氏春秋补传》《饮中八仙记》两种，还曾编辑《南北九宫曲选》四卷。《崔氏春秋补传》为北剧四折，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将其列入“雅品”，评价相当客观：“传情者，须在想象间，故别离之境，每多于合欢。实甫之以《惊梦》终《西厢》，不欲境之尽也。至汉卿补五曲，已虞其尽矣。田叔再补《出阁》《催妆》《迎奁》《归宁》四曲，俱是合欢之境，顾曲虽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终逊于谱离别者。”^[130]该剧至今尚未发现传本，可能已亡佚。《饮中八仙记》则存于《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是屠本畯为自己七十大寿填写的单折北剧，敷演杜甫、王维和高适三位诗人赠送麻姑酒、八仙图为屠本畯祝寿，宾主饮酒、赏画、吟诗、征歌，尽欢而散。

另外，李昱《苏亭屠公墓志铭》称屠庶“词赋歌曲无不精妙”，据此，十五世祖屠庶很可能创作过散曲，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来。《江苏戏曲志》常州卷认为曾创作《绿绮记》《玉环记》的常州籍剧作家杨柔胜是屠隆的杨氏夫人，有误。^[131]据《屠氏先世见闻录》“八世叔祖妣杨孺人”条载，杨氏，字柔卿，敕封孺人，贤而文，是位才女，其诗载山阴王女史《名媛诗汇遗集》。

由上可知，屠氏在明清两代共编写传奇三种、杂剧两种、散曲集一种，曲选一种。必须指出的是，屠氏的创作具有比较鲜明的探索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1)题材方面，以自己、历史人物和史料入戏。《饮中八仙记》中，直接以自己和三位唐代诗人入戏，描摹自己的生活实况。《昙花记》以李泌、郭子仪、颜真卿、李晟、李白、罗公远、邢和璞、杨再、郭暧、卢杞和元载等历史人物入戏，将这些人物在正史和逸史中的记载敷演成关目，很少加以提炼、改造，有时甚至直接照搬史书中的原事原句，这就形成与众不同的特色。一方面，《昙花记》是虚构而成，围绕木清泰的传奇经历，西天祖师、蓬莱仙客和妖魔鬼怪相继登场，具有奇异魔幻的色彩；另一方面，剧作又以史料为戏，是历史的再现。(2)形式方面，大量增加念白的分量。《昙花记》中《祖师说法》等九出全是念白，《仙伯降凡》等出只有一两支曲子。念白的大量增加改变了剧中曲与白的关系，白的重要性随之增强。(3)舞台美术方面，演《昙花记·群魔历试》，根据演出的需要必须使用特技，设计风雷、烈火、巨蛇、猛虎和鬼兵等舞台效果。屠氏的探索是突破了成规还是破坏了昆曲的艺术规律，学界议论纷纷，说法不一。笔者认为屠氏标新立异的探索精神体现了晚明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作为一种尝试，是有价值的。

屠氏的理论活动

屠氏阐发理论主张，并从事文本批评的主要是屠隆。屠隆喜欢和曲家交游，据《栖真馆集》《白榆集》《由拳集》载，他与王世贞、汪道昆、梅鼎祚、汤显祖、臧懋循、王骥德和吕胤昌等人过从密切，与梁辰鱼，王锡爵、王衡父子，胡应麟，孙如法，以及潘之恒等人亦有交往。他们常常书函诗文往来，相约聚会、谈曲论剧是他们交游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万历十五年(1587)，屠隆游历宣城，拜访了梅鼎祚，并在梅家盘桓一月，不仅品读了梅鼎祚的《玉合记》(全名为《章台柳玉合记》)，还撰写了《章台柳玉合记·叙》。在文中，屠隆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下文将予以说明。屠隆与汤显祖志趣相投，在其任职礼部时两人就相过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屠隆到江西遂昌县，与担任县令的汤显祖晤谈，讨论《西厢记》。^[132]屠隆自小诵读《西厢记》，曾校正四种版本的《西厢记》，刊刻了《董西厢》，颇有心得。^[133]与汤显祖互相切磋，彼此都能受到启发和影响。长期的实践活动，以及与曲家的交流使屠隆深谙戏曲创作个中三昧。在《章台柳玉合记·叙》^[134]和《题红记·叙》^[135]两篇文章中，屠隆通过品评元曲、《玉合记》和《题红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论：

1.明确肯定创作心理的重要作用。“中原豪杰不乐仕元而弢其雄心，洮洋自恣于草泽间，载酒征歌，弹弦度曲，以其雄隽鹘爽之气，发而缠绵婉丽之音。故□赏则尽境，描写则尽态，体物则尽形，发响则尽节，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在屠隆看来，元代曲家生不逢时，满腹郁勃、不平之气，度曲写剧是他们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因此，元曲无论是叙事、体物，还是抒情，都能淋漓尽致，成“千秋之绝技”。

2.认识到情(意)、事、词(辞)和调是相互联系、影响的四大因素，尤其重视情(意)与调的重要性。他认为“夫生者，情也。有生则有情，有情则有结”，因而应该写“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的情。他赞许《玉合记》“调响而俊”，“洄洑顿挫，凄沉淹抑，叩宫宫应，叩羽羽应”，又要求写情要“出于人口，入于人耳”。可见，屠隆把“情”与“调”融合在一起，既强调昆曲的抒情功能，也认识到了昆曲文学的舞台性，以“意调双美”为创作的理想境界。同时，他肯定《题红记》“事固奇矣，词亦斐然”，《玉合记》“词丽而婉”。很显然，他把握了传奇创作的艺术规律。还应该指出的是，屠隆又认为，作为小道，传奇“不足以盖才士，而非才士不辩，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赏也”。在屠隆看来，创作传奇是才士抒写怀抱和志趣，展示自我的方式，这就否认了传奇是大众文艺。

3.创作应该融雅俗为一炉。他主张编剧“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但反对一味追求通俗，其将通俗等同于“闾巷悦之”的“里音秽语”。他认为通俗不仅指语言明白好懂，更指表现世态人情，“娱快妇竖”。同时，他也不主张一味追求典雅，认为从典籍中吸取雅词庄语的做法使作品“语多痴笨，调非婉扬，靡中管弦，不谐宫羽”，“使人闷然、索然”。

显然，屠隆将情(意)、事、词(辞)和调四大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看待创作，强调情与调的重要性，阐述其雅俗之辨，提出了创作的理想境界：“传奇之妙，在于雅俗并存、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可以说，屠隆的主张以他对昆曲创作规律的把握为基础，深受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大大地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的束缚。

屠氏喜好昆曲的原因分析

由上可知，自明万历以来，屠氏家族的昆曲活动相当繁盛，涌现出一批卓有才华的曲家和爱好者，为昆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探究屠氏喜好昆曲的原因，可以从家族文化、个体因素和地域文化等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在家族的文化活动中，昆曲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屠氏人丁兴旺，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在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在明清两代，看戏是各个阶层的人普遍喜爱的娱乐方式。(2)除了春秋两季，屠氏还在中元节、冬至前后、先祖屠滽和屠大山的诞辰以及屠献宸的忌辰举行祭祀活动，族中长辈的诞辰也要大宴宾客。这些大型的集体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能促使族人尊祖敬宗，增强族人的家族认同感、归宿感，还能联络感情，密切关系，从而增强家族的凝聚力。由于人口繁多，举行大型的集会并不容易，为了激发、提高、维持族人参与的积极性，举行族人共同爱好的娱乐活动是必要的，而看戏正是人们普遍喜好的。(3)对外交际能有效地使一个家族扩大影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而非常重要。宾客登门，除了设宴款待，屠氏常常还以声伎侑欢。屠隆出外游历，也常常邀请友人听歌度曲。交游中的昆曲演出能吸引更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表达对朋友的尊重，增进与友人之间的感情，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对于家族的壮大和发展，昆曲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昆曲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个家族是否热衷于昆曲活动，还与家族的昆曲观念和族人的性情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家族思想正统，力倡勤节约，认为演戏伤风败俗，诲淫诲盗，而且，演戏花销很大，铺张浪费，不利于家族的发展，因此禁止族人演戏。《甬上屠氏宗谱》卷首的《宗约》《续定宗约》有三点与昆曲有关：(1)“祭毕会食，止用祭品”，“毋喧哗，毋歌唱，毋淫亵戏语，不遵者罚之”。(2)男子“毋得学习唱歌”。(3)“凡遇春报秋赛，不得假祠内演剧”。这些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地禁止演戏，却设定了不少限制，体现出演戏是淫邪之举，对祖先不敬的意识。如果族人严格遵守族规、宗约，屠氏的昆曲演出活动会大大减少。从上文来看，这些规定没有严格执行，屠隆和屠本畯都是唱曲的高手，屠隆还能登台演戏。可见，家约、族规并没有成为影响昆曲活动的唯一因素，族中德高望重或声名显赫的成员往往也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从《甬上屠氏宗谱》卷二二至二五收录的历代族人的墓志铭、行状和传记来看，明成化以来，屠氏从第六代开始出现了大批热情、爽朗，喜好文艺的族人，如六世祖屠瑜、屠玒，七世祖屠浚、屠滽，八世祖屠倬、屠健、屠僎、屠僖、屠隆，九世祖屠大山、屠大来、屠大心、屠大节、屠大栋、屠大亨、屠大贞和屠大雅，十世祖屠本畯、屠本坤和屠本玄等都是代表人物，他们在族中有名望、有地位，为人热情、好客、洒落、豪爽，不拘礼节，喜欢热闹，爱好文学和艺术，绝不是迂腐古板、循规蹈矩之辈。屠滽和屠大山位高权重，屠倬、屠隆、屠大心、屠本畯等人也都曾为官入仕，也是一方名士，因此，他们在族中颇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其性情和爱好就成为家族性格很重要的一部分。从《甬上屠氏宗谱》卷三五《宗祀》来看，屠氏的昆曲观有所演变。岳降会“置有祀田、祀屋，岁收其息为祀之需，于公生甲之辰则演梨园以致祝，庶几垂之永久”。《一阳会序言》云：“梨园谱曲舞，彩服而斑斓，维我屠氏宗祠”，“伶伦奏乐，听翠管以铿锵；兆缀修容，舞斑衣而焜耀；伏冀俎豆，长延馨香，永格联笙簧酒醴之欢。年年奏雅，奉玉帛冠裳之典；世世承庥，庶几报本追远。克绳祖武之贻，睦族敦宗，聿着孙谋之裕”。显然，在屠氏族人看来，祭祀演出能宣传、缅怀先祖的功德，弘扬屠氏家声，起到报本追远、睦族敦宗的重要作用，对家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136]昆曲观明显改变，屠氏宗约和族规在禁戏方面的约束力减弱，甚至是丧失就不足为怪了。可见，强烈的娱乐需求和较为开明的家族性格互相作用，是屠氏喜好昆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屠氏喜好昆曲也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屠隆与屠本畯的昆曲活动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们都是壮年罢官，失去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政治舞台，需要新的舞台实现自我价值。张美翊纂《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逸事》记录了一则来自《鸿苞》的故事：

一官人燕客，以幕围歌童，坐而开幕出之，有一老门者在，官怒命杖之，戏令予为诗免杖。余应声曰：“只道娇莺藏柳絮，谁知浪蝶入花房。好语使君休打鸭，也应打鸭恐鸳鸯。”客尽笑，赏之。遂免老门者杖。

屠隆诙谐的性格，敏捷的才情在吟诗、征歌的过程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展示，获得了同道的欣赏和肯定。他畜养家乐，所到之处便设宴张乐，时而亲自登场，也是赞声盈耳。屠隆的《彩毫记》，刻画了一个才华横溢、傲视权贵的诗仙形象，大有将自己和李白相提并论，并借诗仙来展示自我的意图；《昙花记》敷演唐代功臣木清泰抛弃功名利禄，寻仙访道，苦修十年，最终和妻妾修成正果。论者多认为屠隆作此剧是“以戏曲自喻并影射他人”，并为宋世恩夫妇洗秽去丑。屠隆任职礼部时与宋世恩交好，刑部主事俞显卿上疏称屠隆纵淫，且与宋夫人有私，屠隆因而被罢官，宋世恩受到牵连，夫人也清名受损。屠隆“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侯方向用，亦因以坐废，此忏悔文也”。^[137]而且，木清泰在建功立业、享尽荣华之后看破红尘，最终飞身成仙，这正是屠隆的终极理想。这两部传奇文辞极典雅华丽，屠隆明显没有遵照自己的创作主张。徐麟《长生殿·序》批评《彩毫记》“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138]《远山堂曲品》“艳品”载，《昙花记》“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139]这些评价是客观的，然而，屠隆堆砌辞藻，以学问为戏，并不是因为他不懂舞台和艺术；在题材、形式和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也不仅仅是为了翻旧出新，这都是逞才使气的创作心理使然。可以说，从事昆曲成为屠隆展示自我人格、才能和理想的重要方式。

屠隆的侄孙屠本畯在昆曲方面也获得了赞誉和自我满足。《甬上屠氏宗谱》卷二五云：“时山阴王季重少年，在坐，曰：‘先生昨酒中许填南北词相赠，已成否?’先生笑曰：‘曲已半。’方罍下，爱王郎句，即唱之。先生年已八十，发音高亮，客俱绝倒，其风流可见也。”屠本畯的才情和性格在填曲、度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获得了朋友的喜爱。《饮中八仙记》中，屠本畯以本人入戏，一边夸说自己“家号隐侯，社推祭酒”，是“可人之流”，“宽容大度”，一边又自称“逐臣”“太憨生”，“俺是个不识字痴痴的一老翁”。他不仅戏谑古人，也大胆地调侃自己的老迈衰颓，自曝与男仆之间的龙阳之好。其曲词和念白或极雅，或极俗，生动活泼地展现了自信大气、幽默风趣、真率放诞、开朗乐观、洒脱不羁的自我形象。总而言之，屠本畯的杂剧充分展示了自我形象。

由上可知，屠隆和屠本畯热衷于昆曲，并不完全是游戏人生，而是自我展示、实现与娱乐的结合，对于他们来说，昆曲是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屠氏喜好昆曲，也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鄞县所属的浙东地区是戏曲之乡，陆容《菽园杂记》卷一〇云：“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亦不耻为之。”良家子弟亦乐于从艺，可见戏曲在当地是如何深入人心。“鄞俗于九月秋收后，有祈年报赛之举，各里祀户将所奉境主接至户下室内，演戏称庆数日。”境主，指虞大宁，宋熙宁年间进士，为鄞令，筑碶防洪，造福乡人，乡人立风堋庙于其上。每年中秋前两日和元旦次日，鄞人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演剧于祠”，“以展报本之诚”。^[140]鄞地繁盛的戏曲活动由此可见一斑，反映了浙东地区戏曲文化的兴旺，屠氏家族深受影响。屠氏族人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耳濡目染，这是自然而然的。

作为明清两代鄞地久负盛名的世家大族，屠氏对昆曲做出的贡献是可圈可点的。首先，屠氏置办家乐，创作剧本和散曲，组织演出，和戏曲家与艺人结交，活跃了昆曲舞台，有益于戏曲家和爱好者的培养；其次，屠氏在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两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再次，屠氏的创作论既坚持文人雅士的审美观，又没有忽视昆曲文学的特征，是明万历时期昆曲理论的一部分，对晚明剧坛重情观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屠氏繁盛的昆曲活动大大有助于屠氏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成就了屠隆和屠本畯等人的名声，有效地扩大了屠氏的交际圈子，从而有利于家族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中国言语文化》2012年创刊号，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创办)

【注释】

[1]〔明〕张岱：《家传》，《张岱诗文集》，夏咸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

[2]同上，第255～256页。

[3]〔明〕张岱：《噱社》，《陶庵梦忆》卷六，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4]〔明〕张岱：《家传附传》，《张岱诗文集》，夏咸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4～265页。

[5]〔明〕张岱：《目莲戏》，《陶庵梦忆》卷六，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6]〔明〕张岱：《彭天锡串戏》，《陶庵梦忆》卷六，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7]〔明〕张岱：《自为墓志铭》，《张岱诗文集》，夏咸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8]〔明〕张岱：《五异人传》，同上书，第277页。

[9]据《(乾隆)绍兴府志》卷五四载，张文成，字噩仍，会稽人，博学好古，著有《呓集》《呓二集》。

[10]〔明〕张岱：《家传》，《张岱诗文集》，夏咸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11]〔明〕张岱：《鲁王》，《陶庵梦忆》卷八，弥松颐校注，西湖书社1982年版，第111页。

[12]〔明〕张岱：《闰中秋》，《陶庵梦忆》卷七，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13]无名氏：《双烈记》(汲古阁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55年版。

[14]〔明〕张岱：《越山五佚记·曹山》，《张岱诗文集》，夏咸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15]〔明〕张岱：《曹山》，《陶庵梦忆》卷六，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6]〔明〕张岱：《龙山雪》，同上书，卷七，第65页。

[17]〔明〕张岱：《金山夜戏》，同上书，卷一，第4页。

[18]〔明〕张岱：《严助庙》，同上书，卷四，第34页。

[19]〔明〕张岱：《彭天锡串戏》，同上书，卷六，第52页。

[20]〔明〕张岱：《张氏声伎》，同上书，卷四，第38页。

[21]〔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

[22]〔明〕张岱：《四美堂灯》，《陶庵梦忆》卷四，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23]〔明〕张岱：《彭天锡串戏》，《陶庵梦忆》卷六，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24]同上。

[25]〔明〕张岱：《朱楚生》，同上书，卷五，第50页。

[26]〔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三《与何紫翔》，栾保群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27]〔清〕陈：《(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二《文学》，“沈位”条，清乾隆修民国石印本。

[28]〔明〕吕天成：《曲品》，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页。

[2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四《技艺·缙绅余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70页。

[30]〔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页。

[31]清代姚燮《今乐考证》将《一种情》归于沈自晋名下，查《南词新谱·古人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坠钗记》条注：“伯英作，俗名《一种情》。”另，《南词新谱》卷二二双调收入《坠钗记》【风入松慢】“博陵族望著中原”一曲，再次注明为伯英所作。据此，《今乐考证》有误，《坠钗记》的确出自沈璟的手笔。

[32]〔明〕吕天成：《曲品》，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页。

[33]〔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张伯起传奇》，《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34]〔明〕吕天成：《曲品》，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页。

[35]〔明〕茗柯生：《刻〈博笑记〉题词》，〔明〕沈璟：《沈璟集》，徐朔方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93页。

[36]陆萼庭：《昆曲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37]〔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页。

[38]同上，第165页。

[39]〔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二郎神】一套，即沈璟【商调·二郎神】《论曲》。

[40]同上书，第164页。

[41]〔明〕沈璟：【商调·二郎神】《论曲》，徐朔方辑校，《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页。

[42]〔明〕沈璟：《答王骥德》，同上书，第767页。

[43]〔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44]〔明〕冯梦龙：《曲律·叙》，同上书，第四册，第47页。

[45]〔明〕卜世臣：《冬青记》，载《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55年版。

[46]〔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0页。

[47]〔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48]〔明〕茗柯生：《刻〈博笑记〉题词》，徐朔方辑校，沈璟：《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92页。

[49]陈去病：《笠泽词征》卷二二，国学保存会1914年铅印本。(www.daowen.com)

[50]〔明〕沈自南：《鞠通乐府·序》，〔明〕沈自晋：《沈自晋集》，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8～189页。

[51]《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南词新谱》卷首，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二“沈自征”条，清乾隆修氏国年间石印本。

[52]〔明〕沈自南：《鞠通乐府·序》，[明]沈自晋《沈自晋集》，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9页。

[53]沈自晋《越溪新咏·序》云：“伯范长兄八十初度，诸昆弟约为捧觞。适词友虞君倩予作《耆英会》传奇，为其尊人称寿。传成，且将泛往，归期可待，赋此以订。”

[54]《吴江沈氏家谱·传记》，〔明〕沈自晋：《沈自晋集》，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1页。

[55]〔明〕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3页。

[56]同上。

[57]〔清〕陈：《(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三《隐逸》“沈自晋”条，清乾隆修民国年间石印本。

[58]参与《南词新谱》编纂的还有沈自晋的五位外甥：顾来屏(鸣几)、梅正妍(映蟾)、梅翀云(虬章)、陈犹聃(眉生)、顾其晖(传天)。另外，沈君谟(苏门)、沈祈(思永)、沈雄(偶僧)同姓而异族，都不算沈氏族人。

[59]〔明〕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4页。

[60]〔清〕曹溶：《减字木兰花·沈家歌姬》，《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00页。

[61]《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南词新谱》卷首，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62]《吴江沈氏家谱·传记》“冽泉公传”条，〔明〕《沈自晋集》，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页。

[63]《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南词新谱》卷首，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64]〔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65]〔清〕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壬午先生四十二岁”条，民国嘉业党丛书本。

[66]〔清〕刘振麟、周骧：《东山外纪》卷二，民国嘉业党丛书本。

[67]〔清〕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癸未先生四十三岁”条，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68]〔清〕尚镕：《持雅堂文集》卷三，载《持雅堂全集》，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69]〔清〕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戊寅先生三十八岁”条，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70]同上书，“壬寅先生六十二岁”条。

[71]〔清〕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戊寅先生三十八岁”条引，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72]〔清〕战效曾：《(乾隆)海宁州志》卷一二“查开”条，清乾隆修道光重刊本；〔清〕江峰青等：《(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五《侨寓》“查开”条，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73]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0页。

[74]〔清〕周炳麟：《(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十一“孙燧”条，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75]同上。

[76]〔明〕沈璟：《沈璟集》，徐朔方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41页。

[77]〔明〕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明万历四十年(1612)吕胤筠刻本。

[78]〔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79]〔明〕吕天成：《曲品校注》卷下，吴书荫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0页。

[80]〔明〕孙鑛：《寿姊吕太安人六十序》、《寿伯姊吕太恭人七十序》，《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二，明万历四十年(1612)吕胤筠刻本。

[81]〔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

[82]鉴的原字是鑑，孙家同辈族兄弟三名均为“金”字旁，简化为“鉴”，特此说明。

[83]〔清〕周炳麟：《(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十三“孙如法”条，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84]〔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85]〔明〕钱槚：《光禄卿俟居孙公传》，〔清〕孙元杏等：《姚江孙氏世乘》卷六，清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

[86]〔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87]同上。

[88]〔明〕汤显祖：《答凌初成》，《汤显祖诗文集》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5页。

[89]〔明〕汤显祖：《与宜伶罗章二》，同上书，卷四九，第1426页。

[90]〔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

[91]〔明〕吕天成：《曲品·自叙》，吴书荫：《曲品校注》卷首，中华书局1990年版。

[92]〔明〕沈璟：《致郁蓝生书》，《沈璟集》，徐朔方辑校，第765页；〔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5页；〔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7页；〔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同上书，第六册，第162～163、168～169页。

[93]〔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

[94]同上。

[95]〔明〕沈璟：《致郁蓝生书》，《沈璟集》，徐朔方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66页。

[96]〔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页。

[97]同上，第235页。

[98]〔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三《答袁箨庵》，栾保群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99]〔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页。

[100]〔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页。

[101]同上，第304页。

[102]同上，第219页。

[103]同上，第291页。

[104]同上，第287页。

[105]同上，第282页。

[106]〔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

[107]〔明〕吕天成：《曲品·自叙》，吴书荫：《曲品校注》卷首，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8]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三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46页。

[109]〔清〕吕洪烈：《念八翻·序》，同上书，第1649页。

[110]屠珙：《旧谱序》、屠本畯：《三修宗谱序》，张美翊：《甬上屠氏宗谱》卷首，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111]张美翊：《嵩生会序言》，同上书，卷三五。

[112]张美翊：《文学渐水公传》，同上书，卷二五。

[113]张美翊：《辉映社序言》，同上书，卷三五。

[114]张美翊：《一阳会序言》，同上书。

[115]〔清〕屠庶：《苏亭公七十自叙》，《甬上屠氏宗谱》卷二三，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116]〔清〕李昱：《苏亭屠公墓志铭》，同上书。

[117]《甬上屠氏宗谱》卷首。

[118]〔明〕屠隆：《寄王元美、元驭两先生书》，《白榆集》卷一一，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119]〔明〕车大任等：《邵阳车氏一家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9页。

[120]〔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一三，丁小明点校，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121]〔明〕屠本畯：《汉陂公七十辞祝寿文》，《甬上屠氏宗谱》卷二三，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122]〔清〕李昱：《苏亭屠公墓志铭》，同上书。

[12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上，“屠仪部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124]〔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一一，明天启三年(1623)玄白堂刻本。

[125]〔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上，“屠仪部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126]〔明〕陈继儒：《陈眉公小品》，胡绍棠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127]《屠大山传》，《甬上屠氏宗谱》卷二四，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128]《屠本畯传》，同上书，卷二五。

[129]黄竹三等：《六十种曲评注》第二十二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130]〔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页。

[131]《江苏戏曲志·常州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132]〔明〕汤显祖：《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卷五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2页。

[133]屠隆《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自序》云：“余少即喜歌咏，旁搜远绍，积五十年。”明万历刻本。

[134]〔明〕屠隆：《栖真馆集》卷一一，明万历十八年(1590)吕氏栖真馆刻本。

[135]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二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294～1295页。

[136]《一阳会序言》，《甬上屠氏宗谱》卷三五，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13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昙花记》”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90页。

[138]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二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294～1295页。

[139]〔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140]《余事录》，《甬上屠氏宗谱》卷末，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