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江南望族的人文自觉可归纳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体现为以下四点：其一，肯定与尊重人性，要求解放个性，歌颂男女之爱，承认对于口腹之欲的追求和声、色、货、利的爱好，大胆挑战权威。出自昆山顾氏的顾炎武、余姚黄氏的黄宗羲等人甚至开始了对皇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思想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而且，他们深受亲族和时人的敬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二，深深理解功名富贵对于个人、家庭和家族的重要性，但又能在行为和心理上与功名、仕途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思想和人格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三，自我建构的意识普遍比较强烈，通过诗文、词曲、书画、学术等塑造自我形象，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达到自我完善与提升。其四，有创造、传承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得益于这些主体意识，昆曲拥有了不同凡俗的意蕴和品格。

在昆曲领域，江南望族的主体意识主要体现为对形式之美的追求和对“文人之词”的崇尚。形式美包括声容、色技之美，以及规范性等，本章第二节已经阐述，此处不赘。笔者所说的“文人之词”，指的是中上层文士昆曲创作中特有的语言及风格，能充分体现其才华、志趣、抱负、情感与思想，兼含清曲与剧曲。

江南望族对“文人之词”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文辞典雅、优美。崇尚典雅是江南望族共同的审美取向，望族文士致力于昆曲艺术时往往将典雅之美作为追求的目标。李日华的《南西厢》颇受诟病，原因之一就是其文采不能与原作媲美。沈璟“僻好本色”，却将本色语简单地理解为俗言俚语，遭到了不少人批评，其中包括和沈璟私交亲厚、被视为吴江派骨干的王骥德。王骥德在《曲律》卷四云：“至庸拙俚俗之曲，如《卧冰记》【古皂罗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质古之极，可爱可爱’。《王焕传奇》【黄蔷薇】‘三十哥央你不来’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遗意，可爱’。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极口赞美。其认路头一差，所以已作诸曲，略堕此一劫，为后来之误甚矣，不得不为拈出。”沈璟将本色理解为摹勒家常语，对王骥德眼中的“打油诗”颇为欣赏，对此，王骥德颇有微词。凌濛初也批评沈璟“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掤拽牵凑，自谓独得其宗，号称‘词隐’”。^[49]在凌濛初看来，沈璟曲作缺少俊语，是才短的体现。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自序》云：“迩来填词家更分为二，沈宁庵耑尚谐律，而汤义仍专尚工辞，二者俱为偏见。然工辞者，不失才人之胜；而耑尚谐律者，则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者何异?”孟称舜明确地区分了“文人之词”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之曲，在“专尚工辞”和“耑尚谐律”之间，显然更欣赏前者。无锡邹迪光为“求工于雅”，他的家乐演戏，“一切金银假面，诨语俚语都所不用”。^[50]范文若所作传奇太事雕镂，曲辞非本色畅达，而“人言香令词佳”。^[51]汤显祖的《牡丹亭》文采灿然，极富抒情诗的韵味，部分曲辞太过文雅，甚至晦涩难懂，尽管遭到沈璟和李渔等人的批评，但其人其作依然备受推崇。在上层社会私家厅堂的红氍毹盛演不衰的《牡丹亭》，虽然经过了冯梦龙等人的改编，其典雅、优美的风格却依然没有改变。《南词新谱》收录的“新声”主要来自沈璟、汤显祖、范文若、袁晋、吴炳、冯梦龙等人的剧作和散曲，不少作品曲辞以文采见长，体现了修纂者沈自晋等人的审美趣味。可见，尽管何良俊和沈璟认为“声协”比“辞工”更重要，沈璟和徐大椿等时以俗语入曲，但追求典雅和优美的风格，讲究文采仍是主流。

其二，将诗学引入昆曲理论和批评。“境”是望族文士品评剧作时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常常与情、欢、苦、趣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吕天成《曲品》卷上评高明《琵琶记》云：“意在笔先，片语宛然代舌；情同境转，一段真堪断肠。”作者意气饱满，早已成竹在胸，摹勒人物肖其形，传其神；又驱使情随境动，二者水乳交融，故而能产生强大的艺术力量，动人魂魄。《远山堂曲品》逸品类评汪廷讷《狮吼记》云：“初止一剧，继乃杂引妒妇诸传，证以内典，而且曲肖以儿女子絮语口角，遂无境不入趣矣。”作者旁征博引，曲词酷肖人物声口，妒妇形象宛然，如立目前；且涉笔成趣，令人莞尔。艳品类评吕天成《三星》云：“此记以自写其壮怀，备极嬿婉欢笑之境。”曲词备极欢境，是因为壮怀激烈，神采尽扬，所写皆胸臆语。能品类评《寻亲》云：“词之能动人者，惟在真切，故古本必直写苦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其以真切之情意直写苦境，因此打动人。借用“境”这一诗学概念评曲，从文学的角度指的是曲词的意境，从舞台的角度指的却是动作性、戏剧情境和艺术境界。运用优美、典雅，动作性强，情感充沛的语词刻画戏剧情境，再加上伶人精彩的表演，昆曲的艺术境界便栩栩如生地立于舞台之上，美不胜收。

其三，以学问为曲的创作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和赞赏。昆山王世贞将有无学问当作品评剧作的重要标准，其指责《拜月亭》“无大学问”。^[52]宣城梅鼎祚的《玉合记》“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连著名文士、剧作家徐复祚读之，亦“不解也”，而此作却受人赞赏，“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53]屠隆的《昙花记》“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却将此作归入“艳品”，认为“不必以音律节奏较也”。^[54]博学多才是中上层文士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获得称赞、艳羡和尊重的重要因素。逞才炫学，并以此自得、自乐，是他们的一种通病，反映了知识阶层的优越感。失意文士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更需要社会的认可和赞许。所谓惺惺相惜，基于这一文化心理，中上层文士对饾饤习气和掉书袋作风比较理解，甚至认可、欣赏。

必须指出的是，江南望族对“文人之词”的理解包含了雅俗之辨，与“本色”“当行”论有一定的联系。和雅俗之辨一样，“本色”“当行”也是曲论的焦点话题，何良俊、沈璟、王骥德、吕天成、凌濛初、臧懋循、冯梦龙和徐复祚等望族文士都发表过较有影响的见解。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点：(1)曲辞、宾白明白晓畅，但不粗鄙；典雅、蕴藉，有文采，但不晦涩。同时，敷演人情物理惟妙惟肖，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情真意切，动人心弦。(2)曲词合于音律以及场次的安排、舞台的调度、脚色的身份与个性等，适合演出和欣赏。很明显，他们主张尊重舞台，遵循艺术规律的要求，又不能抛弃文士以典雅为美的好尚，文律双美、雅俗兼备成为理想境界。

两相比较，雅俗之辨和“本色”“当行”论既相互关联，又有着显著的区别。雅俗之辨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士色彩，更强调作家的才气，作品的文采和典雅之美，倾向于文学性；而“本色”“当行”论很重视舞台性。(www.daowen.com)

从创作实践来看，江南望族并没有完全落实文律双美、雅俗兼备的主张，像李日华《南西厢》、梁辰鱼《浣纱记》、高濂《玉簪记》、阮大铖《燕子笺》和吴炳《绿牡丹》一类兼顾文学性和舞台性的作品并不多见。在舞台表演与抒写自我之间，昆曲创作更偏重于后者，刻意抒写自我怀抱，逞才使气之作触目皆是，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上层文士的才华、性情、志趣和抱负。首先，追求意境和文采的创作倾向相当明显。梁辰鱼《浣纱记》第四十五出【南忒忒令】里扮西施唱道：“你流落他乡未回，我寂寞深山无倚。莺儿燕子，眼望亲成对。谁知道命飘蓬!君恰归，妾又行，做浮花浪蕊。”西施以飘蓬、浮花、浪蕊自喻，感叹身世的飘零，抒发不能主宰命运的痛苦；又以成双的莺燕反衬自己的孤独无依，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这段曲词语言生动、晓畅而不直露、粗俗，但徐复祚的评价却是“其词亦出口便俗，一过后便不耐再咀”。^[55]相比之下，望族文士更追求意境的含蓄蕴藉和词采的优美隽永。袁于令《西楼记》第二十出《错梦》于鹃上场时唱了一支【二郎神慢】：“心惊颤，见冷浸碧湖一片，是泪影莹莹摇梦眼。披衣起，忙寻笔砚，只怕遗忘肠断句，辜负了满庭秋怨。精神倦，挥毫无力，素纸乍开还卷。”描写了刻骨相思，以至于身染沉疴的主人公见月伤心，愁肠寸断。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心绪和动作，这段曲词刻画了一个陷在苦恋之中无法自拔的书生形象，画面感和动作性都比较强烈，颇具诗情画意。《燕子笺》第十一出《题笺》郦飞云和婢女合诵了一支【减字木兰花】：“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檐前，待燕归来始下帘。”作者熔铸唐宋诗词中的意境和语词，借细雨、深巷、莺声和杏花绘声绘色地描摹出幽静雅致的暮春情景，又暗暗透露了主人公惜春、伤春的情怀，清丽、蕴藉，情韵兼胜。在江南望族的昆曲创作中，此类情境宛然，字字珠玑的曲词随手拈来，不胜枚举，体现了望族文士共同的趣味和追求。

其次，最受江南望族关注的题材主要有以下四种：(1)才子佳人的爱情和婚姻。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晚明，形成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格局。徐霖《绣襦记》、高濂《玉簪记》、汤显祖《牡丹亭》、徐复祚《红梨记》、周朝俊《红梅记》、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等都是经典名作。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作品并非都以歌颂自由美好的爱情为主旨，阮大铖《燕子笺》、吴炳《绿牡丹》《西园记》、沈自晋《望湖亭》等喜剧借男女爱情和婚姻展露文士的才华、抱负和魅力，在虚构的世界里实现他们的梦想，旨在为失意文士张目、吐气，体现了一种补偿的心理。而梁辰鱼《浣纱记》和洪昇《长生殿》等作品则是借男女离合之情寄寓兴亡之感，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承载着文士特有的忧患意识。(2)家庭生活及伦理。如张凤翼《祝发记》、高濂《节孝记》、顾大典《风教篇》和沈璟《十孝记》等，着重刻画祖孙、父(母)子(女)、兄弟等各种伦理关系，宣扬孝悌观念。(3)忠臣义士的事迹。如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孔尚任与顾彩合作的《小忽雷传奇》、瞿颉《鹤归来》等表现忠义之士的生命历程，歌颂他们忠君爱国，无私献身的精神。(4)神佛故事。如屠隆《昙花记》、汤显祖《邯郸记》《南柯记》等，意在借神仙道化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感悟和把握。这些作品虽然题材不一，但都反映了中上层文士的情感和思想。

最后，案头化倾向一直存在，清乾隆以后日趋严重。汤显祖《牡丹亭》这样的名作，也存在不合音律，语言过于华美、典雅等问题，必须经过改动才能搬上舞台；而《娇红记》等不少作品更是尚未发现搬演的记录。

总的来说，江南望族的昆曲创作文学性普遍很强，作家的个人印记比较鲜明，诗意浓郁，讲究意境文采，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审美风格以典雅优美为主导。

可知，诗化的语言、浓郁的抒情意味、多样化的戏剧情境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优美而典雅的美学风格，创造出独特的诗性叙事，昆曲艺术被赋予了鲜明的诗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