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昆曲也能起到展示、影响家族形象的作用，这一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由于聚族而居，共享部分资源，家族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族中子弟从小受到熏陶，有名师的教导，长辈的指教和督促，还可以常常和兄弟、姐妹交流、沟通，比较容易养成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文化素养，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渊源深厚的家学。拥有家学的家族往往人才辈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等方面建树丰硕，是推动中国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明清江南是文化型社会，家学尤其受人称道。创作剧本和散曲、研究格律、阐述理论都被归入曲学，并纳入家学的范畴，相关的著述也就成为家学的载体。其二，前述邹迪光、潘允端、冒襄、顾嗣立和季氏父子等文士大多是所属家族的核心或重要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影响到社会对整个家族的评价。其三，从事昆曲往往以财势兼备为基础。比方说喜庆演剧，一个家族值得欢庆之事大致有三类：(1)子弟考中秀才、举人或进士，或得官、升职，或衣锦还乡，或归宁省亲，或离家赴试、任职等；(2)祠堂落成，或乔迁新居等；(3)诞子或长辈过寿等。第一类直接体现了一个家族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引人羡慕和向往；第二类是凝聚力强大，资财雄厚的标志；第三类则意味着后继有人，人丁兴旺。而长辈，尤其是官位显赫、德高望重的尊长，他们身体康健，年寿绵长是一个家族的福气。可见，这些喜事往往反映一个家族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地位。再比方说，刊刻和收藏昆曲文献，开销也不少。因此，从事昆曲的过程中，其人也向外族和本族其他各支、各房、各家展示其实力，对其本人及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形象产生影响。

明清两代，以词曲为家学，父子、祖孙数代热衷于昆曲活动的江南望族相当常见，最典型的是上文提及的吴江沈氏。沈氏培养了四代曲家，沈璟兄妹不仅畜乐、编戏、写清曲，还研究声律，校订曲谱，时常登场串戏。^[15]沈氏子侄沈自晋等人也“宗尚家风”，视沈璟所业词曲为家学，以继承家学为己任，因此，喜爱并致力于词曲，成为沈氏的传统。明末清初，沈家祖孙四代畜养了两副家乐，涌现了六位剧作家，十五位散曲家和一批串客，其中，沈璟和沈自晋还是卓越的昆曲音乐家和曲学家。他们一共创作、续写了十九部传奇、四本杂剧、十五种散曲集，还完成了两部对当时和后世戏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型曲谱，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理论主张。他们对昆曲格律体系的研究和推广，注重格律、舞台的创作倾向及理论主张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昆曲的繁荣和发展。

无锡的官宦世家邹氏也值得关注。邹懋中，号九龙，“父兄为州县牧，九龙貌如玉皙，天性奢侈”，“专事欢娱”，常“点优演剧”，驰骋欢场六十年，八十余岁方卒。^[16]邹懋中对戏曲的爱好影响了族中子弟，邹氏出现了一批曲家。邹懋中子邹迪光，字彦吉，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湖广提学湖广副使。邹迪光以吏议罢归，年才及强，家居邹园，即愚公谷，与当世名公文士游宴其中，日日演剧、听歌、赏舞。与王世贞后先主文坛，享诗酒声伎之乐几三十年，年七十余乃卒，有《调象庵集》《郁仪楼集》《始青阁集》《石语集》传世。邹迪光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家乐：

无一事不求其至者，妖姬美妾充牣，建十二楼以居之。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17]

不佞弟病余无所事事，直自为谱，亲为律。择善讴而知书者，与之发蒙而后教之。即未能引商刻羽，吐徵含角，差亦不俗。^[18]

所为《紫箫》《还魂》诸本，不佞率令童子习之，亦因是以见神情，想丰度。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羌亦不俗。^[19]

邹迪光置办了男、女两副家乐。从家伶的选择、调教，到剧本的编写、音律的订正，再到演习内容、艺术创作原则和家乐追求目标的确定，以及有关家乐演艺方面的事务，邹迪光都亲力亲为。他的家乐能演汤显祖的《紫箫记》和《牡丹亭》，具有不俗的艺术水准。从邹迪光存世的文集来看，当时著名文人多亲临愚公谷，欣赏其家伶演剧，如范长倩、俞羡长、钟惺、林若抚、潘之恒、顾仲默等。邹迪光次子邹德基，字公履，善书画，能登台串戏，演花脸。赴金陵应试时，“初场毕，击大司马鼓，送试卷，大合乐于妓家，高声自诵其文，妓皆称快。或时阑入梨园氍毹上，为‘参军鹘’也”。^[20]邹迪光的侄子邹式金、邹兑金兄弟从小跟随叔父习曲，后又帮助叔父教习家伶。邹式金《杂剧三集·小引》云：“忆幼时侍家愚谷老人，稍探律吕，后与叔介弟(兑金)教习红儿，每尽四折，天鼓已动。今风流云散，舞衫歌扇皆化为异物矣。”邹式金之子邹漪在《杂剧三集·跋》中云：“家大人幼时侍愚公先叔祖于歌舞之场，曾于桃花扇影中悉其三昧。”邹式金，字仲悄，号木石，自号木石居士，别署香眉居士。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至泉州知府，有《香眉亭诗集》《香眉词录》《宋遗民录》等著述传世，又作杂剧《风流冢》，编纂杂剧集《杂剧新编》，即《杂剧三集》。《杂剧三集》成书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伟业为之作序，共三十四卷，收二十三个曲作家的三十四种作品，补沈泰《盛明杂剧》之遗，是重要的杂剧选本。邹兑金，字叔介，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所作杂剧有《空堂话》《醉新丰》等。邹漪，字流绮，又字西村，从学于吴伟业，著有《启祯野乘》《明季遗闻》等。在邹式金兄弟究心于词曲时，邹漪在“过庭之余，习闻绪论。用是留心博采，凡坛坫之所裒，及邮筒之所致，得若干首，选付梓人。或清商迭奏，传轶韵于金、元，或锦绣纷披，踵妍思于关、董；或以笔代指，如月明沧海之声；或翻谱为新，有木落洞庭之怨。洵元龟之非宝，知大贝之无奇，而天地元音，亦藉此复振矣”。^[21]可见，邹漪深受其父辈的影响，精通音律，致力于清曲与剧本的编选与出版。在《杂剧三集·跋》中，邹漪称“余既有《百名家诗选》，力追盛唐之响。兹复有三十种杂剧，可夺元人之席”。据此，邹漪应该参与了《杂剧三集》的编选。邹一桂，字原褒，号小山，又号让卿，晚号二知老人，邹兑金曾孙。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诗、画，有《小山文稿》《亦园集》《芝庭集》《筑问籁》等。邹一桂嗜好昆曲，谙通音律，擅长词曲，能度曲，是难得一见的行家里手。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上《邹小山轶事》云：“相传其(邹一桂)微时好作狭邪游”，“与梨园弟子相征逐，度曲填词，乐此不疲”。“抵都无所事事，仍溷迹于歌舞馆间，豪竹哀丝，一时并奏”。“都中声伎居天下最，时昆曲盛行，好事者又率自置鞠部，引商刻羽，细入毫芒。少宰之术，不足以并驾齐驱，渐遭是中人白眼。一日，高宗传旨进乐，酒酣以往，粉墨登场，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剧。宸衷偶惬，试一为之，未必能一一协律，主器者苦不能称旨。独少宰能随其意为节奏，抑扬顿挫，无不合拍”。可见，邹氏置办了两副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家乐，至少培养了六位曲家，留下三部杂剧，一部杂剧选集，对昆曲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宜兴吴家为当地望族。吴炳，字可先，号石渠，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登进士。曾任福州知府、江西提学副使等职，明亡后随永历帝朱由榔流亡至桂林，擢为兵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清顺治四年(1647)被俘，自尽殉国。^[22]吴炳“工为词曲”，“好声色”。^[23]福州知府任上，念其父“春秋高，遂弃组归，因教诸童子于五桥、石亭之间，拍新撰以娱老”。其间，创作《情邮记》《画中人》《绿牡丹》《西园记》《疗妒羹》传奇五种，合称《粲花斋五种曲》，或《石渠五种曲》。吴氏畜有优童，吴炳亲自指授，命童子搬演其作。吴炳向来受到推重，前人将他归入临川派，认为他“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24]能合沈璟和汤显祖两派之长。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四章中称吴炳、孟称舜、范文若“同为临川派最伟大的剧作家”。其婿邹武韩为常州府举人，亦畜家乐。翁、婿家乐曾“两部合奏”，满堂欢笑，其乐未央。^[25]吴炳外甥万树自咿呀学语时，常跟随母亲归宁，得以在吴炳身边耳濡目染，萌生了对昆曲的爱好。万树曾为监生，游学北京，未得官而归。清康熙年间，两广总督吴兴祚爱其才，延至幕下。公务之暇，制曲二十余种，供吴兴祚家伶演以侑觞。吴兴祚之弟吴棠祯、之子吴秉钧皆跟随万树学习填曲、编剧，亦学有所成。万树的剧作可考者共十六种，含杂剧八种：《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钱赚》《焚书闹》《骂东风》《三茅庵》《玉山宴》；传奇八种：《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万金瓮》《玉双飞》《金神凤》《资齐鉴》，其中《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仍流传于世，合称《拥双艳三种曲》。吴梅评价这些作品“世称奇构，实皆石渠之余绪耳”。^[26]在万树致力于昆曲创作时，吴炳已去世，“其所教诸童子，耳提口授者几三百，惜乱后去留者半，旋复晨星”。“诸伶以余究心词曲，多所就正。余为援谱，窜定音读、字节，乃咸喜曰：‘新词不顾捩折嗓子，欲按板如吞蒺藜角，得此订正，始可歌。’”吴炳当年亲自指教过的伶人，又继续得到万树的指点。吴炳子吴具茨当家时，“五剧已不复备，犹得二三曲，时一奏，佐太夫人寿觞”。^[27]昔日的繁华虽然不能重现，但通过那些旧曲，先辈的流风遗韵却依稀可触。可以说，吴炳的外甥万树和儿子吴具茨在剧本的创作和演出方面延续了家族传统。

太仓王世贞家族也比较典型，王家从王愔开始从事于戏曲。王愔，王世贞伯父，字民服，初号西庵，更号静庵。生活于明成化到嘉靖年间，壮时留在家中照料内外事务，晚年方出为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都事，宦业并不显赫。“读书好涉猎，独不肯龌龃经生业”，“凡天官、地志、医卜、乐章、技艺，备晓穷大要”，^[28]豪于声色，极意行乐，态度恣张而豪放，“少而有游闲公子之乐与名”，“独好授新声童年子，使具粉黛为优戏，昼夜玩之无厌”。^[29]王愔对戏曲的喜爱影响到了下一代，其侄子王世贞亦畜家乐，明万历六年八月(1578)，王世贞起补应天府府尹，该年十一月，王世贞受到南京兵科给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许之的弹劾，指责他“吴姬越女之艳充斥户内，昆山、弋阳之调错杂庭中，且容一优人宣淫导欲”。^[30]王世贞不仅畜家乐，还屡屡专门论及词曲。《艺苑卮言》附录中有许多专门论述词曲的内容，有人将这一部分单独辑出，另题作《曲藻》刊行。另外，明中叶三大传奇之一《鸣凤记》的创作与王世贞有很大的关系。^[31]王世贞次子王士骕(房仲)嗜曲，与潘之恒、屠隆、沈德符等人相交往，其文集《中弇山人稿》卷二《赠潘景升》《午醉过李本建潘景升舟中同赋六韵》《寄屠长卿》《夜听张生弹琵琶》《雨夜同李本建、潘景升小饮张幼于斋头，赠以一律》，卷四《谭公亮呓言·序》，卷五《上屠长卿书》《屠长卿书》等记载了他与曲家交游、听歌度曲的生活。他曾高度评价《拜月亭》云：“不特别词之佳，即如聂古、陀满争迁都，俱是两人胸臆见解，绝无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32]其观点与父亲王世贞明显不同。他曾因在信札中引用《拜月亭》剧中“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托朱家”两句曲词，被官府视作“反语”，获罪下狱，这说明他谙熟、喜爱《拜月亭》，将作品融入了他的生活。王世贞侄子王士，字闲仲，号云和，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有文才，著有《摄月楼诗草》。《(民国)太仓州志》卷二七《杂记上》收有王瑞国《赠曲师苏昆生序》，曰：“赵瞻云，良辅弟子，太原王文肃公(指王锡爵)之客，吾先君子之老友也。先君子亦精此事，每叹瞻云亡后，广陵散不可复闻。”案，王瑞国，字子彦，号书城，王士之子，天启元年(1621)举人。“先君子”即指王士。可见，王士熟谙清曲，曾和昆曲爱好者王锡爵及著名清曲家赵瞻云过从甚密。王世贞孙王庆常“习为侈汰，恣声色”，以演戏为乐，其最小的两个儿子习为优人，“以歌舞自活，余亲见其登场，大为时赏，而司寇之德泽尽矣”。^[33]王庆常的侄子孙王昊和王鉴从兄弟也谙通昆曲，常与王时敏之子，剧作家王抃相切磋。从王愔到王昊兄弟，王氏的昆曲情结至少绵延了五代，实为难得。(www.daowen.com)

另外，类似的望族还有太仓王衡家族、昆山顾鼎臣家族、长洲许自昌家族和宜兴陈维崧家族、山阴张岱家族和祁彪佳家族、余姚吕天成家族和孙如法家族、归安茅维家族、鄞县屠隆家族、上海潘允端家族、海宁查继佐和陈元龙家族、乌程凌濛初家族、如皋冒氏家族、吴江顾大典家族和徐大椿家族等。这些家族往往诗文、词曲与书画兼擅，昆曲活动频繁，多有传奇、杂剧、散曲集、曲谱、选本或论著等行世。如果诗文、书画和经史等方面的造诣能成就书香门第的好名声，备受时人推崇，那么，听歌观剧等昆曲活动和大批相关著述则塑造出富而能文，贵而风雅的家族形象，引人羡慕。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老枣树班》记载了一则笑话：

掖县张大司寇北海(忻)夫人，大学士文安公端母也。张与胡中丞为姻家，胡故有优伶一部。一日，两夫人宴会，张谓胡曰：“闻尊府梨园最佳。”胡古朴不晓文语，辄应曰：“如何称得梨园?不过老枣树几株耳。”左右皆匿笑。莱人因号胡氏班为“老枣树班”。

所谓妻以夫荣，身为巡抚夫人，地位不可谓不高，却因为缺乏文化修养遭人耻笑。山东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而江南的文化更加繁盛。山东尚如此重视文化修养，江南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尽管正统人士批评、反对演戏，但畜养家乐、演出频繁的望族常常被人艳羡和称许，如上海潘氏、无锡邹氏和秦氏、常熟徐氏、泰兴季氏、如皋冒氏等。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载，按察副使徐待聘之子锡允“家蓄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时同邑瞿稼轩先生以给谏家居，为园于东皋，水石台榭之胜，亦擅绝一时”。邑人遂有“徐家戏子瞿家园”之称，目之为“虞山二绝”。^[34]由于演艺高超，家乐成为徐氏的一张名片。《水窗春呓》卷下“豪富二则”，记载了吴县洞庭山席氏和其姻亲嘉兴王江泾陶氏的两则故事：

一日，陶至席所，自泊舟处至席屋约二里许，夹道皆设灯棚，夜行不秉炬，至则张乐欢宴累日。

(陶)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诮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外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

席、陶二氏都是亦商亦儒的大家族，席氏隆重接待陶氏，不仅是好客，也不仅是礼仪，更是展示经济实力的需要；陶氏定下一百本戏，让伶人在空屋子里演出，并不是一味摆阔，也是为了惩罚势利小人，赢得尊重。他们被视为“豪客”，反映了世人的惊叹和艳羡。可见，昆曲成为一个窗口，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因富而豪的朱门大户，心生向往之情。

总之，明清江南既是文化型社会，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社会。人们崇尚文化，也追求财富，而从事昆曲恰恰需要文化与财富兼备。因此，昆曲成为一种媒介，有助于塑造财富、势力、文采、豪气四者并存的大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