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文化是小农生产方式、宗法和君主政体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又和礼乐文化紧密相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情维系着各种社会关系，借助人情关系比较容易获得更多的现实利益，更广泛的资源，因此，人情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待人处世之道。无论家族还是个人，一般都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和对外的交际活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构建并加强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昆曲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首先，组织曲宴、曲会为亲友相聚创造了大量机会，从而使亲友间情感的加深、交际圈子的扩大都获得更多、更大的可能性。看戏、听曲等是明清时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能有效地调动人们组织并参加聚会的积极性。好客的主人常常以听曲、观剧为由头邀请友人相聚。邹迪光《调象庵集稿》卷三〇《与汤义仍》云：“义仍既肆力于文，又以其绪余为传奇。丹青栩栩，备有生态，高出胜国人上。所为《紫箫》《还魂》诸本，不佞率令童子习之，亦因是以见神情，想风度。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羌亦不俗。义仍有意乎?鄱阳一苇直抵梁溪。公为我浮白，我为公征歌命舞，如何如何?”邹光迪激赏汤显祖的高才，令家伶习演其作，又以赏曲为名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即使汤显祖不能赴约，也能感受到友人的深情厚谊。《石语斋集》卷二四《复马仲良》云：“顷从扇头见赵郎，歌秀美离奇，不从人口吻道出。赵郎凡品，那得此异数?倘有十倍赵郎者，何以待之一笑?生公石上约，敢不惟命。但野人每过金阊，率匿形景，不敢驰逐冠裳。若一从使君后，则人未有不踪迹者。初十内外，或携歌儿，择关前一片地，奉要品评，何如何如?”邹迪光和友人马仲良皆畜有家乐，马仲良先下“战书”，邀约邹迪光携家乐角艺于苏州。邹迪光欣然答应，将地点改为浒墅关。很显然，这是一次以赛曲为目的的聚会。友人冯时可将登门拜访，他喜不自胜，“令诸童扫歌喉待矣”。对待友人的一腔热诚简直令人无法拒绝。^[11]如皋冒襄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工诗文，嗜昆曲，其家四方宾客云集，日日高朋满座。就《同人集》来看，从明崇祯到清顺康年间，他与董其昌、陈继儒、徐泰时、倪元璐、钱士升、姜垓、王思任、李清、陈名夏、李雯、吴伟业、尤侗、余怀、吴绮、施闰章、叶奕苞、顾杲、曹溶、李长祚、陈瑚、瞿有仲、王时敏、王挺、王揆、徐元文、龚鼎孳、韩菼、汪懋麟、刘梁嵩、陈维崧、陈维岳、邓汉仪、恽寿平、俞锦泉、许之渐、李宗孔、许承钦、毛晋、顾贞观、钱曾、吴之振等文士皆有交往。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明清之际活跃在江浙各地的俊彦贤才，体现了冒氏交游之广。冒广生(鹤亭)《云郎小史》云：

鼎革初，先巢民征君，年才三十，绝意仕进，奉父宪副公，两世称遗老。……四方宾至如归，若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子弟，下逮方伎、隐逸、缁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征君投辖开尊，辄出家伶娱坐客。有紫云、杨枝、灵雏、秦箫诸人。而紫云色艺冠绝流辈。

冒氏畜紫云、杨枝、灵雏、秦箫诸家伶，色艺俱佳。每有宾客，冒氏必出家伶娱客，宾客有如坐春风之感，来则流连忘返，返则念念不忘，以至于梦回得全堂观剧。《同人集》卷一一许抡《纪梦诗·引》载，梦随李公“访先生于得全堂，先生置酒款公，命歌儿演《渔阳掺挝》”。冒氏的好客、其家伶演艺的精湛由此可见一斑。

和官员、衙门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据《玉华堂日记》载，当地官员许公多次借调潘家优童唱曲演戏；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十八日，“许公，余弟侄子共十二人陪，两班戏子做戏，鸡鸣散”。潘允端在豫园设宴款待许公，不仅让他坐上席，还招集族中子弟十二人作陪，请来两个戏班，非常隆重、恭敬，给足了许公面子。《快雪堂日记》卷一三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九，在嘉兴，屠隆“先一日邀太尊诸公看《昙花》于烟雨楼，黄贞父所陪”。次日“复邀两邑侯，招余陪。晤冯抑吾及其二弟。午后，过烟雨楼，赴长卿之约。……项于王来，久之，二邑侯主上席，复演《昙花》，夜半散席，归舟”。这两日屠隆招待嘉兴知府和县令，以及名士黄汝亨(贞父)、冯梦祯和项于王等观看《昙花记》，和当地的官场与儒林都建立了联系。《祁忠敏公日记》中也有不少祁彪佳家居时和亲友们一起邀请当地官员饮宴观剧的记录，如《居林适笔》载，崇祯九年(1636)正月二十九日，“至外家陪许公祖席，观《九锡记》”；《自鉴录》载，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二十六日，在王思任家，与徐檀燕、徐善伯等“公请盐台梁公祖，观《浣纱记》”。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二〇《政书二》“家载下”云：“优人演戏无非淫媟，岂可令妇人童稚见之?”“倘宴公祖父母，轮流为首，谊不可辞，亦须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而罢之；不可已，宁借他处园亭，勿坏家法。”陈龙正是一个相当正统的士大夫，将演剧视为宣淫，大加挞伐。但他认为，如果要宴请当地官员，借他处园亭是可行的。可见，与坚守道德原则相比，和官员把酒言欢更重要。个中的原因很简单，对个人和家族来说，官方提供的保护伞是必需的。

宾客也因为主人家歌舞之盛而跃跃欲试，登门造访。邹迪光《调象庵集稿》卷一五《客至》其二云：“不少生徒频问字，曾无女乐盛留宾?”生徒们频频求教，提出的问题却无关乎圣人之道，他们关注的是有无女乐款待宾客。同书卷三〇《西湖游记》云：“戊寅，晨饭罢，意且过西泠，而为柴君仲美所迹，拏舟相访，谈说往昔，刺刺不休。盖两年前曾与会晤湖头，作卜夜之欢者。君以舟尾余后，征歌不已。……自此，柴君日夕相从，侦余小间，必来听曲，其笃好如此。”柴仲美是杭州人，其名字经常出现于《快雪堂日记》，和冯梦祯交情深厚。邹迪光家乐以精湛的技艺吸引了柴仲美，两人成为朝夕相伴的好友。《且朴斋诗稿》“七言绝句”《戏为家姬集唐句》小序云：“丙申夏，晋陵年友岳衡山来宜，坚求观剧。余不能秘，大为称许。”案，丙申，顺治十三年(1656)。岳衡山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造访友人，更希望欣赏到友人所畜歌姬的舞姿歌容。清初杭州王晫《今世说》卷七《任诞》载，奉化人沈子均饶有资财，因慷慨任侠而中落。他“善诙谐，娓娓见日不倦。亦工唱曲，偶从蒪湖归，唱于途。有人蹑武至其家，怪问曰：‘客何来?’应曰：‘欲走奉化，听公曲，迷失路耳。’沈以为知音，止宿设醴，成宾主礼而去”。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因曲结缘，成就了一段佳话。《午梦堂集》下册《天寥年谱·别记》云：

九月，张天如太史偶至江干，阿之者与共造君张，委刺焉。君张修刺往报，阿者传会君张，临别耳语曰：“天如意在君家女伎也。”君张归而谋之君善、君晦，无策。时天如名重天下，拒之恐或开罪，从之实所不欲。……余曰：“治筵以招之，而别召伶人以侑之，何能尤我?”遂从余指。天如至，犹以为女也。余曰：“内弟家有小鬟能歌，将使献笑，太史方在读礼，君子爱人以德，故不敢也。”天如面发赭，入座剧饮，尽欢而散。

吴江沈璟之侄沈自友畜女乐，能演出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名剧，闻名遐迩，以至于名满天下、炙手可热的复社领袖张溥(字天如)也慕名而来，欲一睹风采。叶绍袁记录的这则轶闻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可以确定的有两点：其一，从沈自友三兄弟左右为难，紧张、焦虑的反应来看，时人确实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稍有不慎便可能得罪他人，带来隐患或灾祸；其二，在人际交往中，听曲观剧的确很有号召力。

在剧场，亲友间的交往一般比其他场合更有成效。如上所述，由于娱乐、教化与审美等文化功能，昆曲活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仪式建构的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具有灵活性，气氛也非常热闹、轻松、欢快。共同的情趣和爱好能催生更多的共同话题，拉近参与者的距离，促进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而在艺术创造的虚拟世界里，观众跟随着剧情或欢笑，或流泪，平日淤积在心头的不良情绪渐渐得到释放、消解，心理恢复平衡。他们一边看戏，一边攀谈，暂时离开复杂、喧嚣、功利、世俗的庸常生活，放下现实中的各种烦恼、痛苦、矛盾、争斗，更容易心平气和地接受各种信息，自然也就更有人情味。《输寥馆集》卷五《明仪部郎青芝董公行状》云：“时，大王父浔阳公饰声乐自娱，梨园子弟演《三元记》剧，以鼓吹导状元至，适公侍宴。浔阳公携之膝前，命曰：‘喧天鼓乐状元来。’公应声曰：‘蓦地诏书丞相起。’时才六七龄耳，浔阳公大奇之。”祖孙相依共看一台戏，以戏命题立意对对联，既收获了含饴弄孙之乐，又训练了后代的文才，可谓一举多得。亲情在这些温馨而生动的场合一步步加深，最终融入彼此的血液，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其次，凭借共同的爱好和才能可以结交不少旧友新朋，或由师生、同窗关系发展为至交；或通过剧作和序跋的撰写而扩大交际圈。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骥德早年师从曲家徐渭，他们亦师亦友，相处甚欢。万历初年，因杀妻系狱七年的徐渭获得自由后住在王骥德隔壁，两人朝夕过从，《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便作于此时。王骥德《曲律》卷四云：“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师生俩以知音互赏，切磋曲学，既收获了不少乐趣，也互相促进。《四声猿》中《女状元辞凰得凤》一折的本事乃王骥德所提供，而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和《校注琵琶记》都是在徐渭口授笔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徐渭的门生中，史槃(叔考)和王澹(澹翁)等也工于词曲，且能自度其曲，粉墨登场。因为志趣相投，他们和王骥德也成为知交。史槃曾赠送王骥德盆花灯，后者作小令“四季花灯”是散曲【四季盆花灯】《酬史叔考赐闺制盆花灯》以示酬谢。王骥德经常和王澹论曲，《曲律》卷四云：“吾友王澹翁，好为传奇。余尝谓澹翁：若毋更诗为，第月染指一传奇，便足持自愉快，无异南面王乐。澹翁曰：‘何谓?’余谓：‘即若诗而青莲、少陵，能令艳冠裳而丽粉黛者日日《渭城》唱乎?’澹翁大笑，鼓掌以为良然。一时戏语，然亦不失为千古快谈也。”他们以谈曲为乐，互相支持、鼓励，在切磋曲学的过程中，加深了友谊，增强了自信，也提高了曲学才能。

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才能结成的朋友圈往往就是一个创作群体的中坚。冯梦龙《曲律·叙》云：“余早岁曾以《双雄》戏笔，售知于词隐先生。先生丹头秘诀，倾怀指授，而更谆谆为余言王君伯良也。”冯梦龙以《双雄记》传奇获得当时曲坛名宿沈璟的赏识，不仅得到其指点，还与沈璟的子侄沈自晋等人也成为好友，常相过从。由于沈璟的介绍，他与王骥德也渐渐成为相熟的朋友。王骥德《曲律》卷四云：“词隐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并为刻播，可谓尊信之极，不负相知耳。”沈璟以曲与吕胤昌、吕天成父子相交数十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吕天成不负沈璟所托，刊刻其作。王骥德《曲律·自序》云：“猥当龆龀之年，辄有丝肉之嗜。萧斋读罢，或辨吹缇；芸馆文闲，时供击节。浸淫岁月，稍窃涓埃，讵敢谓荀勖之多谐，庶几徼周郎之一顾。友人孙比部夙传家学，同舍郁蓝生早擅慧肠，并工《风》《雅》之修，兼妙声律之度。埙箎谬合，臭味略同。日于坐间，举白谭词，明星错于尊俎；抽黄指疚，清吹发于櫩楹。”因为共同的才能和爱好，王骥德和孙如法、吕天成常常互相切磋，其曲学得之吕、孙二氏甚多。在《曲律》中，王骥德多次提及吕、孙二氏对他的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毛以燧《曲律·跋》云：“犹忆弱冠之年，侍先君子山阴署中，获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于谭艺之暇，每及词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余间举古传奇若杂剧中瑕瑜处相质，先生辄颐解首肯，谓可与言曲。先生于此道，故本夙悟，加以精探逖揽，自宫调以至韵之平仄，声之阴阳，穷其元始，究厥指归，靡不析入三昧。吾邑词隐先生，为词坛盟主，持法之严，鲜所当意，独服膺先生，谓有冥契；诸所著撰，往来商榷。”毛以燧父任山阴县令时，王骥德受聘担任西宾。课书之余，师生常常谈词论曲，颇为相得，成为莫逆之交。据此，以沈璟为中心，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等人因曲结缘，互相荐引，渐渐发展成一个比较庞大的曲家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吴江派，曾在创作、理论和格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崇祯年间，山阴和杭州等地，以祁彪佳为中心，也形成了一个昆曲团体。据《远山堂尺牍》，这个团体有袁于令、祁麟佳、祁豸佳、祁骏佳、冯梦龙、王应遴、王元寿、陈汝元、沈泰等。他们从事创作和刊刻，常常书信往来，切磋曲律，商讨出版事宜，品评剧作，借抄或互赠剧作，也曾赛曲为乐，对沈泰《盛明杂剧》初集和二集的出版，《远山堂曲品》的撰写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出于垂文自现，立言不朽的心理，曲家完成著述后，往往请亲友传阅、品评，有的还委托他们介绍，甚至几经辗转，送呈尚未结交的文化名流，期望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赞许。这种请托不仅能体现名流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也包含了对他们的仰慕和尊敬，因此，他们也大多愿意遵照作者的希望和嘱托，撰写序跋、题词。这一来一往，一求一应，曲家的交游圈子一般都能得到较大幅度地拓展。现存的明清戏曲序跋和题词等非常宏富，仅蔡毅主编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四卷本)就收录了两千多篇(首)。这些序跋的背后至少是数千次登门拜访、书信往返、把臂同游和秉烛夜谈。明末吴江沈君谟编写传奇《一合相》，莲海居士熊无维、张绪庭、徐昹初、李树本、张翱和何承先等12位朋友共撰写序跋和题词56篇(首)。清康熙年间，为洪昇《长生殿》撰写的序跋和题词多达47篇(首)，撰写者尤侗、毛奇龄、朱彝尊、陈玉璂等30人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文士，吴牧之是洪昇表弟，吴仪一和吴向荣是一对父子。无锡顾彩创作《小忽雷》传奇，孔尚任、查嗣瑮、吴嵩梁、陈寿祺等撰写序跋和题词50多篇(首)。清乾隆年间吴江徐爔编写《写心杂剧》，袁枚、潘奕隽、汪启淑等20余人撰写序跋和题词60多篇(首)，其中，徐嵩、徐乔林分别是作者的侄子与侄孙。这些作品，有的拥有盛名，有的则默默无闻；有的为巅峰之作，有的则较为平庸，但是，它们都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借助剧作，作者不仅展示了才华和志趣，还和外界建立了更多的联系。总之，撰写序跋不仅是从事理论和批评，也是一种交际方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撰写者难以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不乏溢美之词。有时，他们被作者的用世之心，不平之意，以及超众的才华等深深打动，赞叹不已。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到作者的情感世界，体验他们的感受，并在序跋中以肯定、赞赏和揄扬的方式作出呼应。致此，他们与作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情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共鸣为基础，因而较为融洽、牢固。

再次，亲友共同参与创作、编辑、评点等活动，可创造共同的在场，从而加强联系，增进感情。为了实现同一目标，他们朝夕相处，共同面对、克服遭遇的困难，也为取得的进展而欣慰。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还投入了真诚的情感，因此，他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增进感情的过程。明清易代之际，吴江沈氏在沈自晋的主持下完成了大型曲谱《南词新谱》的编订和增补，参与其事的有沈氏祖孙三代共三十四人和沈自晋的外甥顾来屏和梅正妍等五人。此外，沈自晋还邀请了近百名江南各地的社会名流参与该曲谱的编阅，其中，冯梦龙、卜世臣、孟称舜、吴伟业、袁于令、尤侗、李玉、叶时章和李渔是明清之际重要的剧作家。卜世臣是沈自晋的表亲，出自秀水卜氏；祁鸿孙、祁理孙和祁班孙是从兄弟，出自绍兴祁氏；宋存标、宋征舆、宋征璧、宋思玉是从兄弟、叔侄关系，来自松江府华亭县肖塘宋氏。与沈氏世代联姻的叶氏也有五人在名单中，分别是叶奕苞、叶绍袁、叶世倌等。另外，陈维崧、归庄等也出自世家。这份参阅人名单非常生动典型地反映了沈氏的交游之广，而这次编阅活动无疑又加强了他们的联系。能组织这么多族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本身就说明沈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沈自晋的散曲集《黍离续奏》和《越溪新咏》中，有不少篇章吟咏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和细节，表现出他和亲人们血浓于水的感情，如【解三酲】《久雨乍晴，同大儿一步春畦，感怀赋此》、【金络索】《亭午弟送荷花》、【金衣公子】《为顾茂伦表兄题〈濯足图〉》、【金络索】《七夕偶咏》、【金络索】《四儿咏》、【古轮台】《乱后山居，咏怀陈孝翁妹丈》、【梁州新郎】《新正即事》等都是为亲族而写的。他的【红衲袄】《山中有雨，有怀城居诸兄弟》有三首，写给兄良史，弟宝威、君张、物生、朗生、叔唯、留侯，侄飞卿、云襄、子言、有昇，侄孙旃美等。在曲中，他回忆当年和亲人朝夕相处的生活。他们一起泛舟寻春，抵足夜谈，听歌赏曲，谈诗论文，生活丰富、充实而快乐。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亲人的深深怀念。第二首云：

每日价爱过从似同声埙与箎，谁想道遇参商遂分携朝共夕?往常的按红牙品鉴东山伎，早则是浮绿蚁时斟北海杯。曾记得漏迢遥几从风雨归，多敢为意迷留贪看歌舞队。到今来两地穷愁那堪一水相望也，何日樽酒论文数别离?

可见，由于共同的爱好和才能，沈氏兄弟常在一起从事昆曲活动，相处很融洽，感情很深厚。(www.daowen.com)

昆曲常常是联系不同家族之间的纽带。太仓最显赫的太原王氏和琅玡王氏都是科举世家兼文化大族。琅玡王氏起于明成化年间，王倬登进士后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子王忬则官终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忬、王世贞、王世懋分别累官至刑部尚书和南京太常寺少卿。万历以后，琅玡王氏由盛而衰，考中举人和进士者寥寥，官位也不高。清顺治年间，王世贞曾孙王昊与其弟王曜升皆卷入奏销案，整个家族从此完全败落。而太原王氏科甲犹盛，时出高官显宦，王时敏子王掞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孙王原祁官至户部侍郎。这两个望族自明以来一直联系比较频繁，入清后仍时有往来，而昆曲就是连接这两个望族的纽带之一。琅玡王氏自王世贞叔父王愔开始，歌舞颇盛，王世贞、其侄王士、其孙瑞庭等都是昆曲爱好者，且精于此道；而太原王氏自王锡爵父王梦祥以来即热衷于昆曲，王锡爵和王鼎爵兄弟、王锡爵子王衡、王衡子王时敏等也都是昆曲的行家里手，均致力于畜乐、创作剧本、组织演出活动、拍曲征歌，家族艺术氛围相当浓厚。作为王世贞和王锡爵第四代子孙，王抃和王昊、王曜升、王鉴都精于音律。王抃，号巢松，王锡爵曾孙，工于词曲，有《巢松集》等；王昊，字惟夏，王世懋曾孙，又字义白，号硕园，有《硕园诗稿》和《当恕轩偶笔》等；王曜升，字次谷，王昊之弟，有《东皋集》；王鉴，字玄照，后改字园照、元照，号湘碧，又号染香庵主，王世贞曾孙，崇祯六年(1633)举人，官至廉州太守，擅书画，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有《染香庵集》等。《娄东耆旧传》卷二《王昊传》云：“(昊)乐府传奇尤豪宕，不传。”《太仓十子诗选》之《王曜升小传》云：“跌宕文史，尤精音律。”《娄东耆旧传》卷二《王昊传》云：“(曜升)晓音律，当筵顾曲不失累黍。”《王巢松年谱》“甲寅四十七岁”条载，康熙十三年(1674)，王抃撰写《舜华庄》时，“惟夏常到吾家商酌，篝灯夜话，必尽醉乃别”。同书“乙卯四十八岁”条云：“(康熙十四年)余欲将李文饶事，谱一传奇(《筹边楼》)，盖专为任子吐气也。湘碧知之，特约余至染香庵，同惟次并老优林星岩商酌，间架已定，因家中为病魔所缠，几及半载，遂至不能握管，束之高阁，直待次年始成。”可见，由于王抃和王昊、王鉴共同致力于昆曲创作，两个家族多了不少往来，联系更为紧密。

清康熙年间，钱塘吴人与他的未婚妻陈同、两任妻室谈则和钱宜都非常喜爱《牡丹亭》，共同致力于该作的评点和刊刻。谈则《吴山三妇评〈牡丹亭〉·序》云：

每以下卷阙佚，无从购求，为怏怏。适夫子游苕霅间，携归一本，与陈姊评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饮酒，是日喜极，连倾八九瓷杯，不觉大醉。自晡时睡至次日日射幔钩犹未醒。斗花赌茗，夫子尝举此为笑噱。于时南楼多暇，仿姊意评注一二，悉缀贴小签，勿敢自信矣。积之累月，纸墨遂多。夫子过泥予，廷(案，当为“迋”之误)许可与姊评等埒，因合钞入苕溪所得本内，重加装潢，循环展览。笑与抃会，率尔题此。谈则又书。

深闺本寂寞，但谈则痴迷于《牡丹亭》，品读之，评注之，生活充实了很多。更难得的是，《牡丹亭》还带给谈则与吴人不少温馨、快乐的时光。吴人出游时带回与陈同评本一样的版本，谈则喜出望外，开怀畅饮，竟至于酩酊大醉，成为夫妻赌书泼茶时的笑谈。吴人称许谈则的评点，抄写成帙，并于亲友间展览。“于时远近闻者，转相传访，皆云吴吴山评《牡丹亭》也”。^[12]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误会，吴人因此博取风雅之名，而谈则作为一闺阁女子，才华几可与须眉男儿并肩，也颇为自得。于是，夫妇俩“笑与抃会”，乐不可支。可见，《牡丹亭》是情感的纽带，促使夫妻更加两情欢洽。《吴山三妇评〈牡丹亭〉·序》云：

同语二段，则手钞之，复自题二段于后。后以评本示女甥，去此二页，折叠他书中，予弗知也。没后点检不得，思之辄增怅惘。今七夕晒书，忽从《庾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楮墨犹新，吷然独笑。又念同孤冢薶香奄冉十三寒晷，而则戢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怅望星河，临风重读，不禁泪潸潸下也。吴人记。

吴人抄录、重读陈同和谈则评点，以这种方式纪念她们，啼笑随之，可谓性情中人。李淑《吴山三妇评〈牡丹亭〉·跋》云：“谈嫂没十三年，朱弦未续。有劝之者，辄吟微之‘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之句。母氏迫之，始复取钱嫂，尝与予共事笔砚。”谈则去世十三年后，吴人才迫于母命续娶，可见两人感情之笃厚。令人感叹的是，还是因为《牡丹亭》，吴人和续娶的钱宜也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钱宜云：

夫子每与座客谈论所及，记以示予，因次诸卷末。是日晚饭时，予偶言言情之书都不及经济，夫子曰：“不然。观《牡丹亭记》中，‘骚扰淮扬地方’一语，即是深论天下形势。盖守江者必先守淮，自淮而东，以楚泗广陵为之表，则京口秣陵得以遮蔽；自淮而西，以寿卢历阳为之表，则建康姑熟得襟带。长江以限南北，而长淮又所以蔽长江。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于此。故金人南牧，必先骚扰其间。宋家策应，亦以淮扬为重镇。授杜公安抚也，非经济而何?”因顾谓儿子向荣曰：“凡读书一字一句，当深绎其意，类如此。”甲戌秋分日钱宜述。^[13]

钱宜《吴山三妇评〈牡丹亭〉·跋》云：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还魂记》成，儿子校雠讹字，献岁毕业。元夜月上，置净几于庭，装褫一册，供之上方。设杜小姐位，折红梅一枝，贮胆瓶中，然灯，陈酒果为奠。夫子听然笑曰：“无乃大痴!观若士《自题》，则丽娘其假托之名也，且无其人，奚以奠为?”予曰：“虽然，大块之气寄于灵者，一石也，物或冯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赋巫女，其初未必非假托也，后成丛祠。丽娘之有无，吾与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过矣。”

夜分就寝。未几，夫子闻予叹息声，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适梦与尔同至一园，仿佛如所谓红梅观者，亭前牡丹盛开，五色间错，无非异种。俄而一美人从亭后出，艳色眩人，花光尽为之夺。意中私揣，是得非杜丽娘乎?汝叩其名氏居处，皆不应。回身摘青梅一丸撚之。尔又问：若果杜丽娘乎?亦不应，衔笑而已。须臾，大风起，吹牡丹花满空飞搅，余无所见。汝浩叹不已，予遂惊寤。”所述梦，盖与予梦同，因共诧为奇异。夫子曰：“昔阮瞻论无鬼而鬼见。然则丽娘之果有其人也，应汝言矣。”听丽谯紞如打五鼓，向壁停灯未灭。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扫讫，急索楮笔纪其事。时灯影微红，朝暾已射东牖。夫子曰：“与汝同梦，是非无因。丽娘故见此貌，得无欲流传人世耶?汝从李小姑学，尤求白描法，盍想象图之?”予谓：“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强促握管。写成，并次记中韵系以诗……

丈夫吴人常与友人讨论《牡丹亭》，若有所得，必记下来，和妻室钱宜共享。饭桌旁，睡梦里，《牡丹亭》将吴氏一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醒着，《牡丹亭》是夫妇交流最主要的话题之一，甚至成为他们教育儿子的材料；入睡后，夫妻俩做着同样的梦，可谓心灵相通。可以说，《牡丹亭》使得一家人互相扶持、鼓励，非常和谐、亲密。吴人表妹李淑、钱宜的表妯娌顾之琼的侄女顾姒、洪昇女儿洪之则、顾之琼的儿媳林以宁分别为三妇评点本作跋写序，钱宜的另一个表妯娌冯娴则为钱宜所画的丽娘小照题跋。此外，洪之则的跋语云：

吴与予家为通门，吴山四叔，又父之执也。予故少小以叔事之，未尝避匿。忆六龄时，侨寄京华，四叔假舍焉。一日论《牡丹亭》剧，以陈、谈两夫人评语，引证禅理，举似大人，大人叹异不已。予时蒙稚无所解，惟以生晚不获见两夫人为恨。大人与四叔持论，每不能相下。予又闻论《牡丹亭》时，大人云：“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疡》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蹏为大块，隃糜为造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通变之。”语未毕，四叔大叫欢绝。

据此，洪昇与吴人两家为通门，过从甚密，洪之则称吴人为四叔。两家人常在一起讨论《牡丹亭》，虽然持论不同，但每有创见，大家都为之叫好，场面非常热烈。而且，讨论时不避童稚和男女，洪之则因此受到熏陶，对《牡丹亭》也情有独钟。可见，共同的昆曲活动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使他们更容易互相理解。

最后，以昆曲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有利于亲友之间培养感情。本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提到了不少子侄为父母辈、妹妹为姐姐、弟弟为兄长、父兄为子弟、丈夫为妻子等写戏、演戏、评戏的例子。如明万历年间王衡为其父王锡爵的诞辰编写《真傀儡》杂剧，清康熙时期王衡的孙子王抃为了替父尊正名，为其父王时敏编写《筹边楼》传奇。天启年间，仁和张栩(号梦子)编选散曲集《汇彩笔情辞》，收录元明文士抒写与青楼名伎恋情的小令和散套共五百多首，其中有他自己填写的小令五首，散套九首。其时，张栩叔张冲(号不盈道人)遭遇鼓盆之变，不胜忧凄。张栩遂呈此集于叔，供之怡情解忧。张岱率家乐于崇祯二年(1629)到山东兖州为其父祝寿，演出自己改编的《冰山记》。崇祯九年(1636)二月十八日，祁彪佳二兄祁凤佳为妻子庆祝生日，搬演《鸳鸯棒记》。弘光元年(1645)二月十一日，祁彪佳妻室商景兰正在病中，彪佳之翁艾弟、奕远侄各携歌者为商氏祈福，“留酌梅花阁”。^[14]秀水人张雍敬撰《醉高歌》传奇，其弟张翊清作《醉高歌·叙》，高度评价了其兄之才华。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都体现了昆曲活动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写戏、演戏、评戏不仅是一种文艺娱乐活动，也是表达关爱和尊重的一种方式。俗话说，将心比心，投桃报李。凭借昆曲表达意谊，往往也能收到各种形式的回应，亲友间的感情自然加深。

由上可知，昆曲不仅是一种舞台艺术，更是感情的纽带，有助于望族对内融合、加深亲族之间的关系，对外建立起更为紧密而广泛的联系。总之，在各种关系建立和加强的过程中，昆曲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