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法社会，家族的稳定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就笔者翻阅过的数百部家谱来看，在必不可少的宗约、族规或家训中，尊祖、敬宗、孝亲、睦族一类的规条极为常见。其中，孝亲最受重视，被纳入了道德和法律的范畴。由于朝廷、官府与家族各种方式的大力宣扬和规训，这些观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规范。

尊祖、敬宗，不仅是在心中树立祖宗的崇高地位，更要尊重祖宗的言行，珍视他们留存的各种物品，继承他们的事业。对于先祖的事迹，无论是丰功伟业，还是小道末技，后人多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记载了近十则屠隆的昆曲活动，其中有一则引全祖望《甬上耆旧续集》云：“华检讨夏在狱中与倪评事元楷联床时，歌《昙花记》中木公不肯屈魔【锦缠道】诸剧，欢笑达旦。”案，华夏，字吉甫，别字嘿农，本定海人，其后迁鄞，以恩贡入太学；倪懋熹，字端木，又字端卿、仲晦，诸生，鄞县人。两人都曾参加抗清斗争，兵败被俘。《(华亭)湾周世谱》卷八《艺文》记录了周稚廉的《元宝媒》《双忠庙》《珊瑚玦》三种传奇，还引用了清初剧作家吴绮盛赞周稚廉《元宝媒》的赞赏：“吴薗次太守以填曲擅名，章皇帝时奉旨填绣屏剧，后见冰持公《元宝媒》传奇，每自以为不及也。”以此印证“吾宗人文蔚起，极盛莫如启祯及康熙年间”。^[6]字里行间，颇见周氏后人沾沾自喜。宝应县乔氏将乔莱《耆英会记》的书板供奉于祠堂。无锡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梓行后，其家珍藏其板。本书第五章第二、三节还提到了江南望族搜求、整理、刊刻并收藏其先祖戏曲著述的不少事例，如屠本畯的《饮中八仙记》大胆地调侃自己老迈衰颓，自曝与男仆之间龙阳之好，放荡不羁。然而，一直到民国，屠氏仍然精心保存，并将它收入家谱。山阴王氏将炉峰公少时的游戏之作《红叶》传奇藏于家塾。武进汤涤搜购其曾祖父汤贻汾的剧作《剑人缘》和《逍遥巾》。上海曹氏一直到同治年间还珍藏着曹锡黼的《四色石》和《桃花吟》等。在正统文士眼中，创作剧本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之举，而这些曲作家的后人不仅心存敬意，而且精心收藏他们的作品，也乐于示人。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祖宗、对文化的崇敬之情。这些著述既是先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们与先祖之间的精神纽带，同时还承载着文化，因此对他们来说非常珍贵。

如果以孝亲为目的，即使从事小道末技，也能获得理解、认可，甚至是赞赏。正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述，陆粲、张之梅、顾大典、吴炳、徐大椿等为孝亲而畜养声伎，上述诸公，尽管个别曾遭到误解，但后来也得到了理解。他们都以名宦、乡贤的形象受人尊敬，当地方志为他们立传，名流为他们撰写墓志铭或行状等，宣传他们的事迹，如《安亭志》卷一六《人物一》、王世贞《陆给谏贞山公碑略》、《吴江顾氏族谱》所收的《衡宇顾公传》、《海盐张氏族谱》所收的徐元正《主政皜亭张公传》等。和畜乐一样，为娱亲、寿老而创作剧本和散曲，整理父祖的剧作并付之枣梨等，都被视为孝顺的具体体现。作家本人撰写自序，或亲友为其作品撰写序跋时，多特意指出，颇见自赏、赞许之意。蒋子征的《祝发记·序》和孔广林的《松年长生引·自序》等都证明了这一点。(www.daowen.com)

睦族是每一个家族成员的责任，兄弟子侄联手创作，互相唱和，彼此关注、支持、鼓励和指点，阅读作品并以序跋、评点和题词的方式给予评价等，都能有效地加强亲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消除各种误解和矛盾，拉近家族成员之间的距离，从而增进感情。可见，共同参与文化活动是睦族的途径之一，前述华亭宋氏热衷于品评、搬演、歌唱亲族的剧作和散曲，山阴祁氏兄弟以斗曲为乐，都与睦族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上可见，礼乐传统和尊祖睦族的观念在制度和道德层面为昆曲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合法性。在家族文化活动中，昆曲不再是诲淫诲盗、伤风败俗之具，而是承载着尊祖、敬亲、孝亲、睦族的使命，有时甚至还能体现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