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理论体系主要由昆曲观、创作论、音律论、表演论、鉴赏论和昆曲美学等组成，大致于明清之际完成建构，其标志是王骥德《曲律》和李渔《闲情偶寄》的相继问世。除了这两部著作，魏良辅《南词引正》总结了水磨调的歌唱规律、方法及各种注意事项，可视为昆曲唱论的开山之作。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从结构、情节、音律、曲辞、主旨和风格等角度品评了近1000种明代传奇和杂剧，兼顾音律与辞采、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戏曲批评的扛鼎之作。卓人月《新西厢记·序》是较早探讨悲剧的专论。明万历年间的汤沈之争是昆曲史上的一件大事，促成了文律双美说的诞生；围绕《拜月亭》《琵琶记》《西厢记》的高下之争持续了300多年，其成果是本色、当行论的生成和完善。金圣叹《第六才子书》就创作和鉴赏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其叙事理论尤为出色。毛声山父子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倡导伦理教化，关注情感的力量，探讨写实与虚构的关系，总结叙事的方法和技巧，不乏真知灼见。吴人及其三任妻室、程琼与吴震生夫妇则从人性等角度解读《牡丹亭》，体现出深刻而大胆的人文精神。此外，重要的著述还有王世贞《曲藻》、何良俊《曲论》、沈德符《顾曲杂言》、徐复祚《曲论》、凌濛初《谭曲杂札》、沈宠绥《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流人程煐^[15]的《读曲偶评》、高奕的《新传奇品》等；重要的论者还有徐渭、胡应麟、潘之恒、沈璟、屠隆、臧懋循、孙如法、吕胤昌、汤显祖、李贽、冯梦龙、袁于令、王思任、孟称舜、张岱、茅暎、沈自晋、张琦和孔尚任等；重要的见解和主张还有以乐为本位的戏曲观、重现实功用的劝惩教化说、发愤写戏的写怨说、以曲为戏的游戏说、对虚实和真假等美学问题的讨论等。上述论者，除了魏良辅、李贽、汤显祖、李渔和孔尚任，其他都出自江南望族。潘之恒虽然出身于徽州，但长期寄寓江宁，在无锡、扬州一带活动。可见，昆曲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望族文士的参与。

由于文化活动的集体性，以及对家学的重视，这些望族文士的理论活动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家族性。王骥德曾指出吕天成最服膺沈璟，受其影响颇深，其实，吕天成的曲学思想也凝聚着吕、孙两家的心血。吕天成品评新旧传奇的标准即来自舅祖孙鑛的指教，祖母孙镮、父亲吕玉绳、表叔孙如法等亲族给他的影响也不应忽视。王骥德《曲律》卷四云：“先生(如法)自谪归，人士罕见其面，独时招余及郁蓝生(吕天成)，把酒商榷词学，娓娓不倦。”^[16]词曲之学是江南孙、吕两家家学的一部分，孙氏偏重于析字之阴阳，与沈氏有所差异，但他们注重音律的思想却是共同的。王骥德《曲律》得之吴江沈氏、余姚吕氏与孙氏甚多。他曾指出，“余所恃为词学丽泽者四人，谓词隐先生、孙大司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迩旦夕，方以千秋交勖”。^[17]案，孙大司马，即孙鑛；俟居，孙如法号；勤之，吕天成字。可见，王骥德的曲学思想有两大来源：一是吴江沈氏，二是余姚关系密切的孙吕两家。《远山堂曲品》是晚明著名的理论专著，融会了山阴祁承、祁彪佳、祁晋祖孙的心血。现存《远山堂曲品》稿本是残本，圈点、删改、增补、评注处较多，比较凌乱。由于字迹模糊漫漶，实难辨认，但字体、笔迹不一，却是可以肯定的。能品类“《双雄记》”条云：“姑苏近实有其事，特邀冯君以粉墨传之。”^[18]据徐朔方先生考证，冯梦龙创作《双雄记》时，祁彪佳方七岁，而祁承刚好时任长洲县令，冯梦龙为其治下诸生。据此，“特邀冯君以粉墨传之”的不是祁彪佳，而是其父祁承。可见，《远山堂曲品》很可能自祁承开始准备，并已动笔。^[19]能品类“《花园》”条注云：“类《风筝》者，是周锡珪所作《苦风筝》，非近日李笠翁之《风筝误》也，孙晋识。”^[20]祁晋的评注还有一处，见逸品类“《青雀舫》”条眉批。^[21]根据稿本能够辨认的部分，能基本确认《远山堂曲品》的作者主要是祁彪佳，但其父曾参与其事，而且，其子孙入清后不仅保存其作，还用心阅读、整理，并予以补充。相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体现了家族性的文化活动对昆曲理论体系的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