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韵书解决的只是用韵问题，谱曲和歌唱的技法，曲调的板眼，正衬的分别，用字的平仄、阴阳和清浊，句式的长短，字数的多少等，都必须由曲谱提供范本。据相关资料，最早的北曲谱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南曲谱是元代的《九宫十三调词谱》，南北合谱是清代的《曲谱大成》。据钮少雅《南九宫正始》自序介绍，华亭昆曲音律家徐迎庆于明天启年间购得元代天历年间的《九宫十三调词谱》，视为至宝，并以此谱为基础编订《南九宫正始》。不过，该谱的有关材料，尚未见到其他曲谱征引，也没有其他文献提及，其真实性尚需进一步考证。明万历以后，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间，私家和官府修谱出现了高潮，各种曲谱大量涌现，这一盛况恰好和昆曲的繁荣同步。
表6-2 明清南北曲谱一览表[8]
②〔明〕刘广生等：《(万历)常州府志》卷一一下，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明〕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曾国藩：《(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等，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③西爽堂为书坊名，由明隆庆时婺源县吴管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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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姚弘谊：《乐府统宗·自序》，见清许瑶光：《(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一所录引《嘉禾征献录》。
②明范文若《博山堂北曲谱》(12卷)是《啸余谱》北曲谱的抄录本，附刻于明博山堂原刻本《鸳鸯棒》和《花筵赚》传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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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麟为《长生殿》所撰之序署名同学弟，两人很可能相交于京师，乃国子监同学。据此，徐麟不是曲师，可能和洪昇一样，是世家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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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两浙
轩录》卷一二，清嘉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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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中有69种曲谱，其中，私修谱66种，可用于昆曲的有64种，编订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的有27种，编订于清末的有17种。据此，明清时期曾两次兴起编订曲谱的高潮，其中明清之际是大高潮，清末是小高潮。参与其事者主要是江浙人，以苏州最为集中，杭州、扬州、湖州、松江诸府次之。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身望族的中上层文士，另一类是伶人和曲师。中上层文士参与修谱比较集中于明清之际，而伶人投身此道则主要在清末。伶人多和中上层文士合作，编订了一批歌唱谱，兼及清工和戏工。据此可知，与曲韵书的编订一样，出身江南望族的中上层文士出力最多，也最大。
笔者认为这些曲谱的编订大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家族性，理由有三：其一，编订者大多出身于文化世族，如姚弘谊、沈璟、范文若、冯梦龙、沈自晋、沈宠绥、徐迎庆、查继佐和俞宗海等。他们所属的家族多喜爱昆曲，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其子弟养成了对昆曲的兴趣和在声律方面的才能。其二，从编订曲谱的难度来看，独立完成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来说，编订曲谱主要有五道工序：(1)搜集传奇、杂剧和散曲作品，从中选取范曲；(2)抄录范曲；(3)辨析范本，包括宫调、曲牌、正体与变调、句读、板眼、平仄、四声、阴阳、开闭口字、韵脚、衬字等；(4)校阅；(5)誊正。编订曲谱的每道工序对参与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谙通声律，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2)有足够的耐心、细心；(3)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可见，编订曲谱极其繁难、琐杂，究一人之力很难完成。其三，望族聚族而居，核心家庭数代同堂，亲族之间交往频繁，其文艺活动往往带有群体性。而且，望族子弟多喜好昆曲，精通声律者比比皆是，也有时间和精力。据此可推测，虽然这些曲谱多署一人之名，确实有他人相助，其中就有不少是其亲族。遗憾的是，除了《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调南曲谱》《南词新谱》，其他曲谱因为缺少相关记载，其家族性难以彰显。
《度曲须知》和《弦索辨讹》融会了沈宠绥、沈标父子的心血。《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调南曲谱》的编辑以张大复为主，其子张继良、张继贤和侄子张继新都参与了校订。张继良、张继贤兄弟还与其父共同编订了《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南词新谱》更是祖孙四代35位亲人共同努力的产物。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璟以明嘉靖年间常州蒋孝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为基础，结合多年精心研究昆曲音律的成果，编订了《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下简称《南九宫曲谱》)，共21卷，附录1卷。该曲谱很快得到曲界的认可，著名曲家冯梦龙在《太霞新奏·自序》中认为，曲学之“法门大启，实始于沈铨部《九宫谱》之一修”。案，沈铨部，即指沈璟。沈璟曾任职吏部，故有此称呼。另一著名曲家徐复祚在《曲论》中也誉《南九宫曲谱》为“词林指南车”。可见，该曲谱为昆曲声律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清顺治二年(1645)春天，著名曲家、沈氏的好友冯梦龙造访沈自继，执手言曰：“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九宫曲谱》，今兹数十年耳。词人辈出，新调剧兴。幸长康作手与君在不及(此处疑有脱落)，今订而增益之，子岂无意先业乎?余即不敏，容作老蠹鱼，其间敢为笔墨佐。兹有霅川之役，返则聚首留侯斋，以卒斯业。”[9]长康，即沈自晋；留侯，即沈自南。沈自继、沈自南，皆沈自晋从弟。冯梦龙嘱托沈氏重修曲谱，理由有二：(1)此时距沈璟《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问世已有半个世纪，昆曲又有新的发展，新剧辈出，需要行家里手予以整理和总结；(2)曲学乃沈璟开创的家学，沈氏后人，沈自晋、沈自南、沈自继有责任继承先业。为了增强沈氏的信心，冯梦龙还以一个行家和长者的身份表示将大力襄助。实际上，冯梦龙已经在编订《墨憨斋曲谱》，可能因为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故而寄希望于沈氏一族。沈自继显然被打动了，致信沈自晋，竭力鼓励。于是，沈自晋毅然承担修谱的重任，开始“搜罗雅什，咨访骚坛”，力争“采华挹秀，片羽不遗”。[10]时值松江府著名曲作家范文若的两位公子游历苏州，沈自晋亲到旅店拜访，“以倾盖交，得出其尊人遗稿相示。……乃悉简诸稿，得曲样新奇者，誊及百余阕，珍重而归”。[11]不久，清兵攻破南京后，继续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在逃难途中，沈氏依然坚持修谱。沈自继“冒锋镝走书家君(自晋)，以促令卒业”；沈自晋“乃挟此而夙兴夜寐，于茆店孤舟，啼风号雨之下，秃笔枯拈，残芸碎点，盖两阅寒暑而始告成”。[12]此时，沈自晋收到了外甥顾来屏的口信。顾来屏“曾入郡，访冯子犹先生令嗣赞明，出其先人易箦时手书致嘱，将所辑《墨憨词谱》未完之稿，及他词若干”，以助沈自晋完成修谱大业。[13]可见，冯梦龙一直念念不忘修谱之事，实现了当日的承诺。
沈自晋组织34位沈氏族人参与《南词新谱》的校阅，祖父辈8人：沈自继(字君善)、沈自友(字君张)、沈自鋋(字文将)、沈自南(字留侯)、沈自东(字君山)、沈自籍(字君嗣)、沈自晓(字天膑)、沈肇开(字令贻)；父辈21人：沈永贺(字符吉)、沈永法(字民式)、沈永隆(字佐治)、沈永扬(字匪轻)、沈永启(字方思)、沈永令(字一指)、沈永馨(字建芳)、沈永卿(字鸿章)、沈永龄(字寿臣)、沈永荪(字左轮)、沈丁昌(字子言)、沈永端(字云襄)、沈永捷(字迅如)、沈永群(字涣吉)、沈永禋(字克将)、沈绣裳(字长文)、沈永仁(字方其)、沈永乔(字友声)、沈永先(字襄言)、沈永勰(字群和)、沈永当(字任者)；孙辈4人：沈世楙(字旃美)、沈辛楙(字龙媒)、沈宪楙(字西豹)、沈欣楙(字兰荣)。沈自晋的外甥陈犹聃、顾其晖和梅翀云，外甥兼女婿梅正妍、顾来屏等也参与了校阅。
沈自晋还邀请了一大批江南各地的社会名流参与曲谱的编阅，如冯赞明是冯梦龙之子；祁鸿孙、祁理孙和祁班孙等是从兄弟，出自山阴祁氏。祁氏有祁麟佳、祁彪佳、祁骏佳、祁豸佳等曲家，昆曲活动频繁，祁鸿孙兄弟从小接受熏染，爱好、精通昆曲；宋存标、宋征舆、宋征璧、宋思玉是从兄弟、叔侄等关系，来自松江府华亭肖塘宋氏。宋氏一门多谙晓音律，好曲成癖，以填曲、听歌为乐；叶奕苞、叶时章、叶绍袁、叶世倌、叶世佺和叶舒胤来自吴中以诗文和词曲著称的叶氏。叶奕苞、叶时章属昆山支，有《经锄堂乐府》传世；叶绍袁、叶世倌、叶世佺和叶舒胤等属吴江汾湖分支。该分支和沈氏为姻亲关系，曾培养了撰写《鸳鸯梦》的女曲家叶小纨。这些名流或为《南词新谱》写序，或提供范曲，或参加校阅，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曲谱的影响。
《南词新谱》共新增了270多支新曲，比原谱多了1/3。这些新曲主要是冯梦龙、范文若、汤显祖、袁于令、王骥德和沈氏子弟的曲作，多为集曲和犯调，丰富了南曲的曲调。该谱还改换了24支讹误较多的例曲，增删、修改了部分说明性的标注和文字，并对原谱中的某些错误、缺漏予以纠正与补充。[14]这部曲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三《隐逸》“沈自晋”条，肯定它“较原本益精详”，为词曲家提供了遵守声律的依据，“至今词曲家通行之”。应该说，这一评价有拔高之嫌，但在清代，该谱流传较广，其成果多被官修《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吸收、采纳却是可以确定的。可见，该谱的确为昆曲格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了较大的贡献。
沈自晋能够带领族人完成这部重要的曲谱，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沈氏家学孕育了一批精通曲律、擅长散曲和剧本创作的人才，这是编订曲谱必须具备的条件；(2)传承、弘扬家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沈自晋与他的族人们排除一切困难，坚持到最后；(3)借用了明清之际江南一大批名流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南词新谱》的编订集中了沈氏四代人的智慧、才华和心血，也融入了祁氏、叶氏和宋氏等江南望族的力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家族性，可以说是家族文化的产物。
除了上述曲韵书和曲谱的编订，影响昆曲格律体系的还有声律理论。吴江两沈氏、徐氏，会稽的王氏，余姚的孙氏和吕氏都提出了颇有影响力的见解和主张，笔者将在本章第二节探讨。
综上所述，可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昆曲格律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精细入微、极为复杂的工程，因而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吴江沈氏四代前后相继，用力甚勤，且最为全面。南北曲、用韵、板眼、正衬、四声、阴阳、清浊、字法、句法、方言等，事无巨细，一应俱全，已自成体系。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既创作传奇和杂剧，发表理论主张，也编订曲韵书和曲谱，为曲家和伶人提供可供依循的范本。凭借沈氏庞大稠密的交际圈，及其在曲学领域的影响力，沈氏对昆曲音律体系形成、发展与完善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秀水与沈氏有姻亲关系的卜二南家族、吴江的沈宠绥家族和徐大椿家族、余姚的吕天成家族和孙如法家族、乌程的凌濛初家族等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二，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年间，昆曲艺术一步步走向鼎盛，以望族文士为主体的曲学家功不可没。清康熙以后，乾隆末期和同光时期，仍然有不少人致力于曲韵书和曲谱的编订。由此可见，在苏州等地，昆曲艺术仍拥有一大批爱好者，其主体仍然是出身望族的文士。为了延续昆曲艺术的生命，他们不断投入热情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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