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题材和内容而言，剧作家比较关注家庭伦理与家族历史，或宣扬历史上父子、兄弟的品德志节与文治武功，寄寓对功名富贵的向往。王烋《阴德记》“记窦谏议积德累行，五子骈第，身都诸福，而卒列名丹台”。^[26]案，窦禹钧，又名窦燕山，五代后晋人，官至谏议大夫，享寿八十二岁；生有五子，先后都考中进士，长子窦仪官至尚书，次子窦俨位至翰林学士，第三子窦偁官参知政事，第四子窦侃任起居郎，幼子窦僖位左补阙；八个孙子也都很贵显，真可谓满门皆衣紫腰黄，羡煞世人。当时侍郎冯道赠诗一首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桩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上虞谢谠的《四喜记》叙北宋宋郊、宋祁兄弟显贵事；余姚叶宪祖据无名氏传奇《麟凤记》改为《玉麟记》，演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事迹；会稽金怀玉《三槐记》将“王景叔父子功业，搬演殆尽，而能贯串有条，一洗诸作庸陋之习”。^[27]案，王景叔，名王佑，为北宋真宗宰相王旦(字子明)之父。休宁汪廷讷《三祝记》写“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训俗”。^[28]案，范文正，即范仲淹。他的《种玉记》则敷演汉代霍仲孺(字休文)与卫少儿夫妇和二子霍去病、霍光江悲欢离合的故事；江宁陆士璘(字华甫)著传奇《双凤齐鸣记》，叙“赵范、赵葵兄弟，镇楚州有威名”。^[29]案，赵棠，湖南衡阳人，本为儒生，后从军，与子赵方、孙赵范与赵葵、曾孙赵淮等四代人都是抗金名将，赵范，字武仲，号中庵；赵葵，字南仲，号信庵，一号庸斋。兄弟俩从小跟随父亲征战，成年后都带兵御敌，屡立战功。沈棹的《双麟记》、许三阶《节侠记》、王元寿《题燕记》和陈世宝的《八德记》等，都是同类作品。

或借孝子、贤妇的故事，表达对子孝妻贤的赞许与向往。嘉定沈龄(字寿卿)的《龙泉记》叙“节、义、忠、孝之事，不可无傅。沈君手笔，绝肖丘文庄之《五伦记》”。^[30]沈璟的《十孝记》敷演古代十个孝子的故事，宣扬孝道；他的《奇节记》演“正史中忠孝事，宜传”。^[31]长洲张凤翼的《祝发记》，全称《徐孝克孝义祝发记》，搬演南北朝时徐孝克卖妻养母，自己祝发出家，后在佛僧的帮助下阖家团圆的故事。张同谷著传奇《纯孝记》，叙“董黯孝行甚富，今已为神矣”。^[32]同类的作品还有高濂的《节孝记》、顾大典的《风教篇》、史槃的《忠孝记》、陈二白的《双官诰》(又名《忠孝牌》《忠孝节义》)和《彩衣欢》、范希哲的《满床笏》(又名《十醋记》)、朱云从的《儿孙福》和《齐眉案》、王穉登的《全德记》等。

即使是搬演才子佳人或忠臣义士的事迹，也往往离不开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表现。如，上虞朱期将《宗约》写入《玉丸记》传奇；宜兴吴炳的《绿牡丹》中沈重与沈婉娥的父女关系、车静芳与车本高的兄妹关系，高濂《玉簪记》中潘必成与观主的姑侄关系，孟称舜《娇红记》中申纯与王通判的甥舅关系、与娇娘的表兄妹关系，沈璟《义侠记》中武大郎与武松的兄弟关系等，都相当重要。它们不仅促使舞台冲突更为尖锐、激烈，推动情节的发展，还有助于表现作品的思想主旨，因而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www.daowen.com)

由上可知，江南望族的戏曲创作多是家族行为，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群体性、传承性、娱乐性与实践性。他们投身创作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也不是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因为长辈的嘱托和建议，其强制性也是有限的。而且，亲族参与的热情较高，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和鼓励。而家伶的搬演不仅大大地增强了娱乐性，也建构了实验的平台。总之，望族的戏曲创作资源比较丰厚，环境比较宽松、愉悦，对促进创作风气的兴盛颇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