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乐演剧的主要形式有清歌、舞蹈、奏乐和演戏等数种,演戏又分演折子和全本两种。演出的场合主要是礼宾、家宴和出行等;演出的地点有厅堂、亭榭、池馆、船舫等。对此,陆萼庭先生的《昆剧演出史稿》和刘水云教授的《明清家乐研究》已作详细的介述,笔者不再重复,欲补充以下四点:
1.家乐的演出场所有一定的随意性,非常多样化。据《玉华堂日记》,潘氏家伶多次在书房串戏。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二十二日,“书房小坐,串戏,黄昏已”。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三十日,“书房小坐,串戏数出”。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初六日,“书房小坐,串完《金丸》,汤四官串《荆钗》二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初七日,“书房同诸孙小坐,串戏,抵暮已”。崇祯二年(1629),张岱率家乐北上为父亲祝寿,船至镇江金山寺,张岱一时兴起,率家伶登山入寺,在大殿中敲响锣鼓,唱了一夜戏。在南通任职的盩厔人陈司马曾“设剧于竹林之外”,款待朋友[43]。至于清唱,场所更不受限制。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一四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十六日,“同诸姬欢聚看月,至南二桥,铺毡桥上奏歌。万籁俱寂,真有飞仙之乐”。同月二十二日,“早迎五歌姬到舟,三儿俱至湖庄拜寿”。“姚叔度来,挈伯道旧童碧彩同白苎唱曲,离师日久,已损旧调,益令家姬纵横于断桥”。可见,只要主人兴致所至,无论是室内还是野外,水边还是山中,随处都可成为家伶呈技献艺的舞台。
2.家乐的演出方式丰富多样。上文曾提及吴门徐溶、无锡顾又玄和邹迪光三家歌妓接连数夜同台角胜,吴炳与其婿邹武韩两部家部合奏。刘振麟、周骧《东山外纪》卷二载,李明睿“邀先生(查继佐)胜会维扬”,李氏家乐中姿技独绝的生角与查继佐家乐中年方十五的旦脚柔些“登场与共,声容不可以上下,观者数万”。[44]这是家乐之间的合作。《玉华堂日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初十,“家中小厮与瞿氏老梨园合做,黄昏散”。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初八,“苏州大子弟六人同小厮做戏”。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十四日,“戏子扮八仙,及苏大班三四人做戏”。这是家乐与职业戏班之间的竞技与联合。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严助庙》载,张岱曾让家伶马小卿与南教坊王岑、串客杨四、徐孟雅配戏,“剧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杨四扮火工窦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马小卿十二岁扮咬脐,串《磨房》《撇池》《送子》《出猎》四出。科诨曲白,妙入筋髓,又复叫绝”。张岱还曾邀著名净角串客彭天锡曾到他家串戏五六十场。这是家乐与职业艺人、串客之间的交流。可见,明清时期,家乐主人采取多种方式组织演出,家乐的活动非常繁盛、活跃,家伶们经常得到锻炼、交流和提高的机会也不少。
3.作为一种人情往来,畜乐者常常出借家乐或主动送戏他宅。《玉华堂日记》的有关记载很多,潘允端的好友秦嘉楫、顾会海、陈明所等,潘允端的四叔、长兄、次子等都有家乐,常常互相借用。潘允端的家乐最好,县令亦曾多次相借。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初六日,“小厮往(乔)纯所家做戏”;二十二日,“赵燕石请两儿,唤戏子去”。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二十一日,“晚,郭公借小厮供唱”。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初二日,“日晡,许公唤戏子与去,促席坐,黄昏散”。至于送戏,最有名的记录是《王巢松年谱》“辛亥四十四岁”所记,康熙十年(1671)八月中,王时敏八十诞辰,吴三桂女婿“王长安祝大人寿,携小优来演剧,里中颇为倾动”。类似的例子较为常见,说明家乐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交际作用。
4.畜乐者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事,乐此不疲。或与伶人联袂登台演出。叶绍袁《甲行日注》卷三“十一月初五”条引杨维斗语云:“郡中某家有三妹,皆能吹箫度曲,杂优童中,奏梨园伎,客皆得观之。声容交映,荡人心目,季者尤更异出。”冯云鹏《红雪词》甲集卷一《黄金缕·题绿猗园二十四景》中的《驻红夜月》云:“红豆词人亲按拍,后堂丝竹娱通夕。”或组织并调度、监督演出。沈德符《顾曲杂言》载:“一日遇屠(隆)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挥四顾……自鸣得意。”王思任《春灯谜·序》云:“(《春灯谜》)文笋斗缝,巧轴转关,石破天来,峰穷境出。拟事既以赡贴,集唐若出前缘。为予监优两夕,千人万人俱大欢喜。”[45]阮大铖令家乐演出《春灯谜》,招待王思任,自己担任舞台监督,连续演出两晚。金埴《巾箱说》云:
时督造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致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寅在南京大会南北名士,让剧作者坐上席,每演一出,主人即和作者按本雠对,体现了对作者和剧本的尊重。或编写剧本,并听从意见,不断修改,精益求精。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论史》载,康熙间,“养优班者极多,每班约二十余人,曲多自谱,谱成则演之。主人以为不工,或座客指疵,均修改再演”。或对演出提出种种要求。邹迪光《调象庵集稿》卷三〇《西湖游记》云:“余命童子衍新剧,至二鼓罢去,居人游客驾小舟聚观,以数十计。每奏一技,赞叹四起,欢声如沸。余家歌调实求工于雅,一切金银假面、诨语俚语都所不用。”不带假面,追求化装的清雅;不使用诙谐、俚俗的语言,刻意制造喜剧效果,其舞台效果便表现为典雅。《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描述了贾府家乐在春节的一次演出:
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从游廊角门出来。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因不及抬箱,估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贾母,只垂手站着。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们唱什么?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有名玩戏家的班子,虽是小孩们,却比大班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弄得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须用箫合笙笛,别的一概不用。”
文官笑道:“这也是的,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贾母笑道:“正是这话了。”李婶薛姨妈喜的都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他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顽意儿,又不出去做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道:“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疏异罢了。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依。”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都鸦雀无闻,薛姨妈因笑道:“实在亏他,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贾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和的。这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贾母便命个媳妇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一套《灯月圆》。媳妇领命而去。
这是主人兴致突发时组织的一次演出,观众都是贵族女性。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来不及抬戏箱,就根据贾母的爱好包了几件彩衣。演出之前,贾母对家伶提出了要求:其一,“咱们清淡些好”;其二,客人们都是听过好戏的,“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怎样才能与他人争胜呢?“弄得个新鲜样儿”,点旦脚芳官唱《牡丹亭》中的《寻梦》,用箫管笙笛伴奏。又点净脚葵官唱《南西厢》中的《惠明下书》,叫葵官不抹花脸。且不说这些是否为新花样,但主人希望家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精湛的技艺,胜过他人,得到赞誉的心理由此展露无遗。这一心理向家伶施加了压力,促使她们提足精神,全神贯注,充分发挥演艺水平。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心理不仅表现于演出,还贯穿于家乐的组建与训练中,对家乐的表演是很有影响的。
可见,家乐演出与商业演出不同,不追求经济利益,其剧目、场所、形式、方式、场合、观众、风格等都主要取决于畜乐者,而左右主人做出决定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充分发挥家乐自娱和交际等功用。而且,家乐并不是幽闭于深宅大院,只为一家一主浅吟低唱,而是常常走向大千世界,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和场所历经无数次的磨炼。这对于家伶切磋技艺,提高演艺水平是非常有好处的。还应该指出的是,不少家伶因为各种原因转搭职业戏班,如长洲勿斋徐汧二株园的王紫稼,宝应乔莱的家伶管六郎,申时行家乐的张三、小管、金君佐和周铁墩,范景文的家伶秋水,张岱的家伶马小卿、陆子云等;也有一批家乐因故转为职业戏班,如清顺康年间,苏州申时行的家乐分设大班、中班和小班,其中,中班常常进行商演。康熙年间,年逾古稀的冒襄因为恶霸巧取豪夺,家产所剩无几,遂令其优童“供人剧饮,岁可得一二百金,谋食款客”。[46]雍乾年间,太仓太原王氏的家乐改为吉芳班,驻扎在太仓西火神庙。这些昆伶和昆班在当时颇享盛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少畜乐者才能全面,乐于参与家乐的艺术活动。他们并不满足于观赏、品评演出,还身兼教习、编剧和导演数职,亲自挑选伶人,传授技艺,撰写和讲解剧本,组织和调度演出,有的甚至还和家伶同台献艺。这一过程中,他们享受到极大的乐趣,昆曲艺术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全面提升才能,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塑造出洒脱不羁、多才多艺的个人形象。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与缺憾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失衡的内心渐渐趋于平静。不少畜乐者沉迷于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秉持歌舞、声色并重,以清曲为正宗,强调格律与舞台规范,重视剧本等原则,[47]促使昆曲艺术形成并不断强化典雅、优美、精致和细腻的特点。总之,江南望族不仅是昆曲艺术的消费者,也是积极的创造者。
【注释】
[1]参见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第一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4页。
[2]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第二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3]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27、157~160页。
[4]同上,第214页。
[5]〔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一八《陆给谏贞山公碑略》,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
[6]〔明〕萧士玮:《萧斋日记》,清光绪刻本。
[7]〔清〕王宝仁:《西庐先生年谱》“康熙二年(1663)癸卯七十二岁”条,附刻于清光绪八年(1882)元和顾氏刻本《过云楼书画记》。
[8]〔清〕赵翼:《瓯北集》卷四六,清嘉庆十七年(1812)湛贻堂刻本。
[9]〔清〕徐懋曙:《且朴斋诗稿》(不分卷)“七言绝句”,光绪己亥重刊本。
[10]周永年,字安期,吴江人,吏部尚书周之曾孙,少负才名,诗文倚待立就,有《邓尉圣恩寺志》和《怀响斋词》等。
[1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〇一《明故承事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静庵王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明〕陈继儒:《晚香堂集》卷四《许秘书园记》,明崇祯刻本。
[1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五六有诗《赠幼文。幼文,丁氏逸季侍童也,常置帐中,余从诸客徂伺得之,赏其丰神莹彻,为赋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梅鼎祚:《鹿裘石室诗集》卷七《采芳歌赠屠家小史》,明天启三年(1623)玄白堂刻本。
[15]〔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一一,丁小明点校,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16]〔明〕张岱:《祁止祥癖》,《陶庵梦忆》卷四,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17]丁祖荫:《虞阳说苑》乙编《残簏故事》,初园丁氏校印本。
[18]〔清〕汪之珩:《东皋诗存》卷九冒襄《五君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园刻本。(www.daowen.com)
[19]〔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1页。
[20]〔清〕陶澍:《陶澍全集》奏疏二卷三〇《江督稿》,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5页。
[21]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马学强:《明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22]〔清〕裘君弘:《西江诗话》卷一〇“李明睿”条,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妙贯堂刻本。
[23]〔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〇《前鉴》“优童”,光绪二十二年(1896)活字本。
[24]〔清〕钱谦益:《郑令人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七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9页。
[25]〔清〕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往》卷一,持静斋旧藏足本。
[26]〔清〕尚镕:《持雅堂文集》卷三,载《持雅堂全集》,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27]〔清〕褚人获:《坚瓠集》癸集卷一《周铁墩传》,清康熙刻本。
[28]〔清〕吴曾祺:《旧小说》第四册卷一七,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0页。
[29]〔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五《演习部》“选剧第一·别古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30]〔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五《演习部》“选剧第一·别古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31]〔明〕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下,明末刻本。
[32]〔清〕赵翼:《瓯北集》卷一《青山庄歌》,清嘉庆十七年(1812)湛贻堂刻本。
[33]〔清〕冒襄:《同人集》卷二王挺《祝冒辟疆社盟翁先生双寿序》,清康熙冒氏水绘庵刻本。
[34]〔清〕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往》卷一,持静斋旧藏足本。
[35]《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二,王英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36]〔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万历十八年(1590)九月十八日条,稿本。
[37]〔清〕李渔:《闲情偶寄》卷四《演习部》“授曲第三·解明曲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38]〔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情痴》,汪效倚辑:《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3页。
[39]〔明〕张岱:《阮圆海戏》,《陶庵梦忆》卷八,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4页。
[40]〔明〕张岱:《朱云崃女戏》,同上书,卷二,第13页。
[41]〔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八,明万历刻本。
[42]〔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一三《感故张仆射诸妓》,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43]〔清〕袁树:《红豆村人诗稿》卷三《盩厔陈司马招集张氏园亭观剧,兼呈崇川王刺史》第二首“歌绕竹枝听更韵”句原注,载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44]〔清〕刘振麟、周骧:《东山外纪》卷二,抄本。
[45]蔡毅:《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三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98页。
[46]〔明〕冒襄:《同人集》卷三《附书邵公木世兄见寿诗后》,清康熙冒氏水绘庵刻本。
[47]畜乐者的艺术思想参见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第三章第一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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