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喜好昆曲成为一种时尚，听曲观剧是江南士绅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因此，在望族的日常生活中，自娱性质的昆曲演出极其频繁。

望族日常娱乐中的昆曲演出有时是为了娱亲。《海盐张氏族谱》所收徐元正《主政皜亭张公传》云：“公性至孝，事母陈恭人，晨馐夕膳，侑以丝竹。”《己畦诗集》卷八《宴集张皜亭懋德堂观家优演剧，仍叠前韵》，知张氏畜家乐，在席间理丝竹者，当为所畜之伶人。《祁忠敏公日记》中奉母演戏的记录达十余次，如《居林适笔》载，崇祯九年(1636)十一月二十八，“家中演戏奉老母”。《自鉴录》载，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初七，“演戏奉老母，观《望湖亭记》”。《感慕录》载，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二十日，“诸兄弟设戏奉老母，予共观《幽闺记》”。另外，还演出了《水浒记》《荷花荡记》《万寿记》《摩尼珠记》《荆钗记》等剧目。《尤悔庵太史年谱》卷上载，清顺治十三年(1656)，“先君雅好声伎，予为教梨园子弟十人，资以装饰，代斑斓之舞”。畜伶、张乐是为了娱亲，颇合孝道，为畜养家乐与演出昆曲找到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有时是为了娱老。《海虞钱氏家乘》载，钱岱“中年归田，气力壮甚，斥其精神才术从事于田园声伎，以耗壮心，遣余年。宠姬郑氏美而慧……征歌教舞，以娱汝瞻于老，二八□□，履棋错杂，优人管弦，铿锵极乐”。赵翼《瓯北集》卷四六有《有劝余蓄声伎娱老者，戏答》，可见，年迈者去日苦多，应畜声伎演戏为乐，这是人们比较普遍的看法。

有时是祖孙、父子、子侄、兄弟、翁婿的聚会。《输寥馆集》卷五《明仪部郎青芝董公行状》云：“时大王父浔阳公饰声乐自娱，梨园子弟演《三元记》剧，以鼓吹导状元至，适公侍宴，浔阳公携之膝前，命曰：‘喧天鼓乐状元来。’公应声曰：‘蓦地诏书丞相起。’时才六七龄耳，浔阳公大奇之。”案，浔阳公，乃指董份。董份，字用均，号浔阳山人，又号泌园，乌程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公即指董嗣成，字伯念，号青芝，董份孙，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官至礼部员外郎。父祖看戏，子孙承欢膝下，这是家庭生活中一个寻常而温馨的场景，而子孙们对昆曲的爱好和素养便渐渐培养起来了。《玉华堂日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初二，“三儿请二儿，凤楼梨园，夜分散”；次日，“四儿请三儿，顾家梨园”。万历十六年(1588)正月初十一日，“诸儿饮，串戏”；三月初十日，“二儿设席□予，门下诸君与三四儿同坐……家中小厮与瞿氏老梨园合做，黄昏散”。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一有《徐家巧娘能弹批把度新曲，顾时有不平之意……》和《赠清之歌姬彩鸾》，徐溶为范允临内弟，两家皆畜女乐，常常聚会，度曲为乐；乌程董汉策《齐天乐·丙辰春日在鲁瞻侄斋头观剧，继又在云襄侄斋看牡丹，用史邦卿韵》；汪汝谦《春星堂集》卷二《秋日过汝开侄山居，听周元仲弹琴，余出歌儿佐酒》；万树《宝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小序云：“后先生(吴炳)起刺吉安，随以宪贰视学豫章，未几遭闯变，归觐建康。时，先生婿晋陵邹孝廉武韩亦携家伎来，两部合奏，堂上极欢，先生赋遂初焉。”“堂上极欢”道出了张乐的作用，昆曲使得长辈与晚辈之间其乐陶陶，亲密无间。扬州程庭《念奴娇·六月十五夜集家叔父之园亭，听刘蒋诸生弦管》云：“我颇能听还善顾，唱到销魂休误。”案，程庭，字且硕，号若庵，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侄孙，业盐，亦好诗文，常与文士相唱和。总的说来，家庭聚会时昆曲演出有助于营造融洽、欢快的氛围，促进亲人间的沟通和交流。

有时，是因为主人觉得寂寥愁闷。华亭施绍莘【南中吕·好事近】《除夕》套云：“令小童歌自制新词一两章，觉枯寂之气，一时遣去。”《同人集》卷三冒襄《水绘庵修禊记》云：“时，日已将暝，乃开寒碧堂，爰命歌儿演《紫玉钗》《牡丹亭》数剧，差复谐畅。”欣赏了数出昆曲，冒襄方觉舒心惬意。徐观政，字宪南，号湘浦，又号抱瓮子，清乾嘉时如皋人，嗜好昆曲，“梦魂常在氍毹间”，“一日无此，则嗒然如丧其偶”。^[66]欣赏了一二曲子，数折昆曲，方觉舒心惬意，否则就觉得寂寞难耐，可见水磨调陶情怡性的功效。

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只要兴趣所在，兴致所至。《甬上屠氏宗谱》卷三六《逸事》载，屠隆“每置酒燃烛，独坐斋中，填乐府十数阕，命善歌者王子长定点拍唱之”。据梧子《笔梦叙》载，秋时，钱岱“或小辋川，或四照轩。遇枫叶落，则登挹翠亭，列酒肴，命侍妾每清歌一曲，进酒一觞。至夜张灯亭上，弦管迭奏”。邹迪光《石语斋集》卷七有《天均堂就水而敞于其中，命侍儿度曲，稍觉凉爽，得诗六首》。因为是私人性质的演出，比较随意，地点、时间、演出形式、曲目与剧目等，主要遵从主人的意愿。(www.daowen.com)

自娱演出多在厅堂进行，有搬戏和清唱等形式，承应演出的多是自家畜养的家乐，而女乐一般不用于宴客。《笔梦叙》云：“侍御宴外宾演剧多用男班，而女乐但用之家宴及花朝月夕而已”。“张乐时，僮仆非承应，不得混入戏房中。……其僮姚保者，窃从百顺堂罘罳隙窥之，有言于侍御，即杖而逐之”。《露书》卷七云：“李宗衍束家伎，不令人见。”《午梦堂集》下册《天寥年谱·别记》载，吴江沈自友畜有女乐，“必曲房深室，仆辈俱扃外厢，寂若无人，红妆方出”。观者其三兄弟外，唯叶绍袁与俞安期两人，叶绍袁、俞安期和沈家都有姻亲关系。可见，尽管明清之际江南望族畜乐成风，但如果是女乐，多用于自娱，外客少有机会寓目。宴请外客一般用优童，或招请职业戏班前来应承。

望族文士并不仅仅是欣赏者，兴致勃发时，也会度曲、串戏。上海潘氏多爱戏成癖，潘恕、其侄子允哲和允端及允端的次子云龙皆畜乐，允端及其子、继室、姬妾都有表演才能，时常同台串戏。《玉华堂日记》载，明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初二日，“予与四儿做戏二本，抵暮散”；同年四月十三日，“阿桂来，留，合家人做戏”。案，阿桂是位歌姬，多次到潘家串戏。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月初三日，“晚，内人请二姬做戏，一更已”；初五日，“三小孩童请余内室扮戏，黄昏散”。^[67]无锡包氏一门老小都是戏迷，邹弢《三借庐赘谭》卷八《优癖》云：“崇祯时，包耕农上舍，与南阳王厈交莫逆，俱有优癖。一家濡染，妇女皆好之。一日，家人共演《西厢记》。子妇及女分扮张生、红娘、莺莺等人，令季女率婢仆扮孙飞虎，己则僧衣短裩，作惠明状。正登场演乐，其友某翁……忽来辞行，妇女皆惊避去。包不及更衣，僧服相见。翁愕然曰：‘君胡为者?’道其故，相与捧腹。”出于对昆曲的喜好，望族文士及其亲族常常躬践排场，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其子孙受到熏染，往往养成了对昆曲的爱好和度曲、演剧的才能。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培养了大量人才，为昆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其他场合相比，自娱演出的剧目也更丰富。据本章附录，最常见的主要有四类：其一，旨在宣扬忠孝节义的教化之作，如《琵琶记》《荆钗记》《牧羊记》《双忠记》《五伦全备记》《精忠记》《寻亲记》《黄孝子》《孝悌记》《义侠记》和《清忠谱》等；其二，言情之作，如《南西厢记》《幽闺记》《紫钗记》《玉簪记》《牡丹亭》《一种情》《红梨花记》《疗妒羹》《望湖亭》《燕子笺》《占花魁》《西楼记》等；其三，寄寓建功立业、发迹变泰等愿望的剧作，多据南戏改编，如《金印记》和《风雨渔樵记》等；其四，神仙道化剧，如《邯郸记》和《南柯记》等。对于爱情戏的兴盛，明万历年间会稽陶奭龄曾深为不满，力主《西厢记》《玉簪记》“诸淫媟之戏，亟宜放绝”。^[68]山阴刘宗周和桂林陈宏谋分别在《人谱类记》“记警观戏剧第四一”和《五种遗规》“训俗遗规”卷二中引用他的评论：“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此与昔人使妇女裸逐何异?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时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陶奭龄和刘宗周都是浙江人，前者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后者在顺治初以身殉国；陈宏谋虽出生于桂林，但于清雍乾年间历任职浙江道御史、扬州知府、江南驿盐道、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比较了解江南的民情风俗。可见，虽有正统人士一再呼吁摈弃，但爱情戏却一直广受欢迎，常演不衰。

从上可知，江南望族的演出活动名目繁多，有的已经成为定规，有的相沿成习，有的则取决于组织者的个人意志，带有相当浓厚的仪式性、民俗性和娱乐性，兼具娱神、自娱、款宾、告示和教化等多种文化功能，体现了礼乐传统。望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主持、组织、参与昆曲演出，对明清演剧风气的盛行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演出市场的拓展、昆曲创作的繁荣、班社的建设、人才和观众的培养等。从这一点来说，江南望族是昆曲艺术非常重要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