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演剧，又称为“葬戏”，源自“作乐娱尸”的风俗。由于原始宗教中灵魂不灭的观念和慎终追远的传统，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很注重丧葬仪式。又由于歌舞娱神之风的影响，丧葬仪式较早出现歌舞和乐曲，《诗经》《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已有相关记载，其功用主要是娱乐亡灵。汉以来，尤其是唐、宋、元三代，丧葬仪式受到佛家丧仪、道家思想和社火演出的影响，歌舞娱尸在不少地区已颇为流行。^[38]明初，南京、苏州等地沿袭元俗。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二载，洪武元年(1368)，“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犹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殽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非所以为治”。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四、黄光昇《昭代典则》卷五、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四、张廷玉《明史》卷六〇《士庶人丧礼》等文献亦有类似的记载。《(吴江)平江盛氏家乘初稿》卷二二《寓翁公遗嘱》曰：“嘱诸子孙，倘我瞑目，随即具敛”。“亲族、邻友吊奠，纸烛食馔，作乐娱尸之类，皆不可受。诸子孙必以祖父遗命，决不敢违哀辞告免，谅亲族邻友不汝责也”。“或有宗族之长，来主丧事，擅用僧道，不恤破产，侈大其事，则凌窘孤幼也；或出嫁之女，延僧拜忏，夸张意气，名曰‘荐七’；或亲朋鼓乐，钹社食桌，香花沿途呈递，名曰‘上香’；或里人鸠合邻近，买肴沽酒，夜就柩前群坐喧酌，名曰‘伴夜’；或用丧船，宰羊置酒，邀宾欢呼，此俱系苏风之不可革者。”案，寓翁公去世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据此，当时的丧礼多延请僧道做法事，设宴款客，并“作乐娱尸”，有荐七、上香、伴夜等名目。这里的“作乐”可能包括歌舞和演戏。到成化年间，苏州、松江与京畿富豪之家操办丧事时，多“张乐娱尸，搬戏”。^[39]这里的“张乐”包括演戏是确定无疑的。正德元年(1506)，尚书张升、都御史张敷华因“京城军民之家，丧事甚违制，初丧扮戏唱词”，出殡“兼用鼓乐，戏舞导送及墓”而上奏朝廷，出榜申禁。①据此可知，丧葬演剧之风最迟形成于成化、弘治的数十年间，此后蔓延至大江南北。现整理明清江南各地丧葬演出的情况，如表3-4所示。

表3-4　明清江浙丧葬演出情况一览表

①《武宗实录》卷一四，《明实录》第33册，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版，第422页。
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③同上，第485页。
④同上，第516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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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年版，第564页。

由表3-4可知，最晚自明成化以来，在苏州、常州、松江、扬州、杭州、绍兴和嘉兴诸府，丧葬演出之风颇流行。丧葬仪式中守灵、出殡、头七、七七、百日等环节多伴有戏曲演出，有“闹灵”“闹丧”“暖丧”等名目。从上引周旋《畏庵周先生文集》卷一〇《疏稿》《(康熙)钱塘县志》卷七“丧礼”条、《宝山县再续志》“礼仪民俗”和《海宁外志》等文献来看，豪门富室是丧葬演出很重要的一翼，在较大程度上引领并推动风气的形成和流布。

至于演出剧目，相关资料载录甚少，除了上文提及的《惊变》《埋玉》，还有《目连救母》。田仲一成先生曾指出：“在江南的富裕宗族、家族里，每逢葬送死者和追荐功德的礼仪，都不仅有由僧侣道士等礼仪专家扮演的业余目连戏，而且还招请专业演员来举行演剧，祈求对应于死者的祖先和神灵的加护，安慰死者的灵魂。”^[40]

上文曾述及，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曾出榜文禁止丧葬演出；嘉靖七年(1528)，监察御史刘谦亨再次奏禁丧葬之家“聚优伶为戏”；^[41]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下令“禁居丧演戏饮博”；^[42]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朝廷再次下令禁止“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43]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初二日，皇帝颁布上谕，要求各省总督与巡抚着力禁止丧葬演出之风。其文曰：“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其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于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从来事亲之道，生事死葬，皆必以礼。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者，均为非孝。是知各循其分，乃能各尽其孝，而初不在以奢靡相尚也。况当哀痛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理不合，抑亦于情，何忍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月，江苏巡抚陈宏谋订立风俗条约，要求官府大力惩治，“出殡演剧，立即拏究”。^[44]可见，自丧葬演出之风形成以来，始终伴着朝廷与官府的谴责和禁止。从上述《(乾隆)直隶通州志》“礼仪民俗”所引的《泰州志》来看，禁令在某些地区，或者某些时期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显著。直到民国，各地丧葬演出之风仍然很兴盛。

朝廷与官府下令禁止，原因有三：(1)不合儒家礼乐观念。儒家强调孝道，认为丧葬应表现出丧亲者的悲恸、哀伤。如果饮酒、观剧，“渐而破涕为欢”，则“全无哀礼”；甚而连妇女也抛头露面，参与其事，于礼、于情皆不合。(2)大办丧事，破坏了“宁俭”的原则。丧葬所需资费，多由其家承担，亲友醵资的只是少数，不少家庭因此背负沉重的包袱。由于其家乏于资财，亡者年久不能成葬的情况时有发生。(3)在正统士大夫看来，演戏多宣淫导欲，诲淫诲盗之作，不利世道人心。可见，朝廷和官府禁戏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礼法和道德，节约开支。正统士大夫的看法和态度与朝廷、官府相当一致，如，《(会稽)屏峰山孙氏宗谱》卷一《十禁》特意要求族人“禁丧事奢侈”，不可“作淫乐以闹丧”。《姚江景嘉桥鲁氏宗谱》卷一《家礼志略》“丧礼”条也批评丧葬演戏为“恶习”，要求“吾族世世宜痛戒之”。

由上可知，主流社会对丧葬演出的看法与态度基本是否定、反对的，朝廷与官府也一再借助权力予以禁止，但风气依然颇兴盛，原因何在?首先，丧葬仪式历史悠久，从秀水县出现方相氏的风俗来看，受到了傩仪的影响，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基础，宗教性较强。丧家大多延请僧道超度死者，唱曲、演戏则是“祈求对应于死者的祖先和神灵的加护，安慰死者的灵魂”^[45]；其次，丧葬仪式比较特殊，除了悲悼、送别、埋葬去世的亲人，还要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族、姻戚、故旧、邻里等，而且仪式过程较长，气氛悲伤、沉闷。饮宴和演出既招待了前来吊唁的亲友，表示谢意，也使他们不至于太过无聊、压抑；再次，人们操办丧事，大多讲究热闹。延请僧道，设宴演出，都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有效地壮大场面。似乎不如此，其子孙便不够孝敬，因此，在有些地区，“执亲之丧，不作佛事，不用俳优”，反被“乡里怪之，目为俭亲”。^[46]而大办丧事，“作大功德竞演戏”，“破费计百又计千”之辈则“人多称其孝，戚友称其贤”；^[47]最后，豪家富室操办丧事，多设宴演出，非常热闹、体面。出于攀比的心理，其亲友、邻里也多以奢靡相尚，使得演出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见，丧葬演出既有较强的仪式和民俗功能，又有交际作用，承载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故而一旦形成风气，便很难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