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演出始于何时，何地，暂无考。明嘉靖、万历年间，松江府流行大办婚礼，曾培育出顾名儒、名世等名宦的顾氏非常不满，制定家规时特意严加禁止。《(上海)顾氏家乘》卷四《宗规》“节俭当崇”条云：“卖田嫁女，厚赂聘媳，铺张发引，开厨设供，倡优杂沓，击鲜散帛，浪用绫纱。又加招请贵宾，宴新婿，与搬戏许愿，预修祈福，力实不支。设法应用，不知挖肉做疮，所损日甚。此皆恶俗，可悯可悲。”可知，最迟在明嘉靖年间，设宴、唱曲、搬戏已经成为婚礼的重要内容。《祁忠敏公日记》之《自鉴录》载，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二日，山阴祁氏办婚事，“吴云甫令郎入赘豸佳”，祁氏搬戏，演《香囊记》。清顺治九年(1652)，太仓王时敏第五子王抃完婚，“岳翁尊舅来送，开筵张乐，所不待言”。^[34]《(康熙)钱塘县志》卷七“婚礼”条云：“是夕，用优俳司乐，庖人掌礼，谓之‘归房’。”清范述祖《杭俗遗风》“婚姻类”之“三朝”条云：“晚间又有逊席之礼……下面如演戏者，出堂扮演送子，男女加冠、魁星等戏。堂名亦出堂送子，有麒麟送子一座，吹打送入新房。”同前“餪房”条云：“亲友剧分餪房，杭城此风大盛，或一洋，或二洋，备办筵席，以及声色之技，东家皆不与闻。”同前“回郎”条云：“晚间逊席，上戏、送子、放赏等，一切仪文与三朝同。”《(乾隆)乌程县志》“礼仪民俗”之“婚礼”条云：“结花烛时，有相者率众乐工于洞房外或花筵唱曲，此大不雅。”^[35]《(民国)双林镇志》“礼仪民俗”之“婚礼”条云：“新婚三日之内，有闹房之习。亲友醵金公贺，或鼓乐侑酒，或唱戏餪房，借索果为名，喧笑扰攘，殊不成事。近时此风稍息矣。”^[36]《(宁波)姚南丁山方氏宗谱》卷末《家礼志略》按语曰：“《礼记·效特性》云：‘昏礼不贺，人之序也。’又曰：‘昏礼不乐，比阴之义也。’”“今举世用之，不以为怪。”可见，婚礼演出是江南普遍存在的现象。至于戏码，除了上文提到的《送子》《男女加冠》《魁星》等例戏，据顾笃璜《昆剧史补论》附录三，还有《琵琶记》的《请郎》《花烛》等。一般从《请郎》《花烛》开始，到《打金榜》结束。《打金榜》，又称老旦团圆，相当于现在的谢幕。

上述“此皆恶俗”“此大不雅”和“殊不成事”等评价反映了正统士大夫对婚礼演出的不满与反对，其理由主要有两点：(1)饮宴演出，铺张浪费；(2)“冠昏丧祭未尽合礼，俳优演剧耽乐废时，在司化者抑扬之耳”。^[37]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包括男子成年礼中的各种仪式演剧都“耽乐废时”，也不合儒家之礼的崇俭原则，地方官员应该着手整治、禁止。应该肯定的是，正统士大夫的主张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婚礼演出在明清两代一直比较流行。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1)演剧与婚礼配合，能有效地增强宣告的作用，扩大知晓的范围，使新郎、新娘更加顺利地完成身份的转换，其夫妻关系更充分地得到社会的承认；(2)婚礼为大礼、吉礼，追求热闹的场面、欢快的气氛。婚礼之所以有“闹房”之习，原因主要就在于此。宴请宾客、鼓乐侑酒、搬戏唱曲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3)通过唱曲、演剧许愿、祈福，表达对新婚夫妇的祝福；(4)为族人创造相聚、交谈的机会，起到睦族敦宗的作用。《(宁波)姚南丁山方氏宗谱》卷末《家礼志略》曾为婚礼演剧辩护，其文曰：“裴嘉昏会用乐，薛方士非之，观此络绎相贺及伶觞演剧等事，岂不大悖乎礼?然婚为吉礼，世俗相沿，不啻千载，以此为聚族聊情之一端。较之乡风，开灵演戏，亲友欢燕，全无感戚，或则彼善于此欤?”作者认为，婚礼原为吉礼，以演出而“聚族聊情”，与“亲友欢燕，全无感戚”的葬丧演出相比，或许好一些。可见，婚礼演出以娱乐为主，兼具仪式性，具有多方面的民俗功能。(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