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古以来重视生辰，以各种方式庆祝。在宁波鄞县，明万历年间屠氏十世祖屠本畯七十大寿前特意撰写《汉陂公七十辞祝寿文》，拒绝子孙为他做寿。文中云：“良辰美景，朗月清风，宾不必轩冕，幽人韵士可与论心；筵不必肥醲，山菜园蔬，尽堪适口；歌不必优伶，鸟语蛩吟，皆足助笑”。案，屠本畯，字豳叟，一字田叔，号汉陂，为屠隆族孙，曾任辰州知府。可见，在当时，请贵宾，设盛宴，唱清曲，演大戏，都是祝寿的惯例。在上海，潘氏和张氏家族等都非常重视长辈的寿诞。《玉华堂日记》屡次记载赴四叔潘恕、好友秦凤楼宅拜寿观剧。四月十四日为潘允端诞辰，每年此日，潘宅必演戏致庆，有时长达数日。万历十四年(1586)诞辰，潘允端有病在身，犹“约常相处诸友促坐串戏”，十五、十六两日由吴门梨园演剧；万历十七年(1589)潘允端六十四岁生日，其长子特意请假回家，从十三日开始设席为寿，“竭水陆之珍，极声容之盛”，“两班戏子各献伎”，热闹非凡；万历十九年(1591)潘允端年满六十六岁，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其第三子、五子轮流设席，吴门戏子和潘氏“大小二班做戏”，连演五天。^[22]《云间张氏族谱》所收张集《筠斋府君行述》载，张淇，字尔瞻，侍奉母亲甚周到，“遇诞日，必张乐设饮，舞彩娱之”。在秀水，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二十四日，李日华为父亲庆祝八十大寿，在家中大摆宴席，“举女优刘月兰衍《蓝关记》……三鼓罢去”。^[23]在山阴，八月十九日为祁彪佳母亲寿诞，崇祯八年(1635)、十一年(1638)、十二年(1639)，“兄弟拜祝……午后演戏”，所演剧目分别是《鹊桥记》《龙珠记》和《孝悌记》等。^[24]在太仓，清顺治十八年(1661)，王时敏七十大寿，其子“于正月中旬豫庆，召申府中班到家，张乐数日。第一本演《万里圆》。时人黄孝子事，见者快心悦目，真千古绝调也”。康熙十年(1671)正月，逢王时敏八十大寿，吴三桂女婿王永宁祝亲率家乐来演剧祝寿，里中颇为轰动。^[25]在武进，诗人赵翼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二十二日八十大寿，其子演剧三天，为父暖寿。^[26]清范述祖《杭俗遗风》“寿诞类”之“生日”条云：“惟予祖母沈宜人，享寿九十有一。自八十岁做正生日后，每年逢寿诞之辰，传戏一班，邀接至亲，不请泛友。”诸如此类的记载很常见，说明在当时儿女为父母祝寿的惯例就是请贵宾，设盛宴，唱清曲，演大戏。

望族晚辈生辰的演剧活动也不少见。据《玉华堂日记》，明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潘允端第三子因诞辰设宴，请本地梨园演剧。山阴乾嘉时人胡延璠《生辰自戒说》云：“人以母难之日为庆，举世皆然。富贵之家以自周岁为始，至十龄以上，殆无虚岁，莫不聚会亲朋，觥筹交错，伶人歌舞，举室若狂，所费多寡不同，而宰羊屠矢，杀鸡烹鲜，其孽则一。”可见，生辰演戏为庆，举世皆然，富贵之家尤为隆重，就是小辈，也是从周岁开始即大宴宾客，张乐搬戏。

夫妇之间，丈夫为了表示对妻子的尊重，也在其生日设宴款客。《玉华堂日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二十五日，潘允端妻室生辰，“上席，大小戏子做戏，三更散”。《快雪堂日记》卷一三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二十八日，“沈二官为内人生日设戏款客”，“吕三班作戏，演《麒麟记》”。《祁忠敏公日记》之《居林适笔》载，崇祯九年(1636)二月十八日，彪佳二兄凤佳为妻子庆祝生日，搬演《鸳鸯棒记》；清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二十六日，太仓王抃妻室五十大寿，“因大儿病发，移在十一月，承诸兄弟来称祝，恰好眉儿生。家宴之日，大人命演《戴花刘》”。^[27]《浮生六记》中，沈复母亲过生日，父亲设宴搬戏，演出《惨别》《刺梁》《后索》等折子。

在某些地区，还有为先人庆祝阴寿的风俗。在绍兴，“若遇祖父母已亡，每遇大诞，悬像设供，侑以伶优，族中拜谒，谓之‘阴寿’，亦如生礼”。^[28]在宁波，每逢先人阴寿，“亲朋庆贺，演戏称觞”。^[29]《(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卷一三《祠规》云“生辰”条载，“时，改讳辰为降生之辰。虽家礼原无此条，后人增之，亦事死如生之义，不可废也”。但若设宴演戏，则是违背了儒家之礼。而且，诞辰仪式，只到父母，若为远祖庆祝生日，“则悖礼甚矣”。不过，他们又认为，如果是为去世的祖父母庆祝阴寿，则合乎情理，应当被允许。实际上，万氏也是这么做的。在如皋，也有阴寿演剧的风俗，《全清词》雍乾卷第五册有如皋范贞仪《沁园春·庶姑冥寿，戚里命优演剧，示诸叔》。与上述诞辰演戏相比，阴寿之庆具有较为浓厚的仪式性。演出时，子孙要悬挂先祖遗像，陈列祭品等。(www.daowen.com)

对于寿诞演出，山阴乾嘉时人胡延璠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其《生辰自戒说》对小辈生辰亦张乐搬戏的做法颇为不满，予以严厉批评。不过，他认为“若年至六十，花甲已周，去日苦多，来日苦少。当斯时也，如果儿女成行，子孙绕膝，在幼辈既欲效舞彩之娱，亲朋亦得聚白首之乐。由是谢天地，告祖宗，即以祭享之余，分甘宴客。若七十、八十，则其为庆也固宜，但不可恣杀牲禽以重吾罪”。^[30]在作者看来，年至花甲，尤其是七八十岁，在“谢天地，告祖宗”后“分甘宴客”是理所应当的，既能给子孙孝亲的机会，也能和亲朋欢会，享受天伦之乐。《(乾隆)昌化县志》“礼仪民俗”云：“寿自五旬、六旬以上方受贺，亲友各具羊酒、盒礼及折仪之类往祝，酒筵则佐以优唱。”^[31]据此，胡延璠的看法带有普遍性。

家族中添男丁，满月时也要庆贺演出。《玉华堂日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二十四日，“午，三儿妾陆氏生一子……串《西厢记》”。张荣《空明子集》卷一〇有《兆熊弥月，南映侄携席设乐至舍，称贺赋谢》，卷一七有《赋谢南映侄弥月称庆》。案，南映，名棠，号吟樵，松江府娄县人，清康熙年间兵部左侍郎张集子，张荣从子，张照从兄，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官至桂林府知府，有《清草堂诗钞》等。《庑堂集》卷三七《张吟樵招饮，出家伶观剧》，知张棠畜有家乐。张荣孙满月，其侄张棠携酒席和家乐，亲自送到府上贺喜，张荣连赋两首诗致谢，可见亲人之间情意殷切，关系和谐。《歧路灯》第七十七回，谭绍闻妻巫氏产下一子，其友盛希侨欲送戏致贺，谭家亦“定于次月十五日演戏称觞”。虽然《歧路灯》反映的是河南的民情风俗，但江南一带亦是如此。有时，就连过继也要设乐。明崇祯九年(1636)十月三日，祁彪佳外舅家继嗣，举酌延族，演《白兔记》。^[32]

寿诞和添丁演出都是非常喜庆的文化活动，前者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向亲人表示敬意，既能增进亲人之间的感情，又弘扬了孝道；而后者则表达了后继有人的喜悦和人丁兴旺的期望，因此，它们受到的责难比较少。至于庆寿和添丁演出的剧目，上述有《白兔记》《蓝关记》《鹊桥记》《龙珠记》《孝悌记》《万里圆》《冰山记》《麒麟记》《鸳鸯棒记》《戴花刘》等。上虞王懋昭在《演戏庆寿说》中指出“演戏庆祝，优人必扮八仙与王母，为之拜焉跪焉，以明肃恭而邀赏”。他认为此举亵渎了神灵，特意编写《三星圆》传奇，用于祝寿。^[33]《玉华堂日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十四日，“戏子扮八仙，及苏大班三四人做戏”。四月十四日恰好为潘允端生辰；《清稗类钞》“戏剧类”《演〈八仙上寿〉》云：“顺康间，某亲贵出守常州，声势烜赫，僚属备极严惮。一日，以寿演剧……时方演《八仙上寿》。”知王懋昭所言不虚。可见，八仙戏与以王母故事为题材的戏也常演出。这些戏或以神仙故事为题材，反映了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如《蓝关记》《鹊桥记》和《龙珠记》等；或有吉祥的故事情节，如《麒麟记》。该剧以孔子为主人公，演阙里孔叔粱与妻子祷祭尼丘求子，先有麒麟呈瑞，继而五老降庭，遂诞下孔丘；或表现儿女对父母的孝行，如《白兔记》《孝悌记》和《万里圆》等，《万里圆》是李玉的作品，以黄向坚《寻亲纪程》《滇还日记》和归庄《黄孝子传》为蓝本，敷演明清鼎革之际苏州人黄向坚历尽艰险，赴云南寻父，终于一家团圆的故事。这些戏都很适合在寿诞演出，能寄托儿女孝顺，福寿延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