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江南望族的昆曲演出活动名目繁多，包括演剧和清唱等形式，大致可分为祭祀演出、“四礼”演出、禁约演出、交际演出和其他演出等五类。第一类是祭祖和酬神仪式中的演出，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仪式性；第二类是诞寿、冠礼、婚礼和葬礼四大人生仪礼中的演出，仪式性较强，但宗教意味较为淡薄；第三类是宣布家族禁令和惩罚违规行为时的演出，目的主要是申告和规训；第四类主要是以戏会友，演出于各种社交场合；第五类包括吉庆演出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娱演出。前者以申庆为目的，在庆祝亲族入泮、中试、得官、升职、还乡、赴任、归宁时演出，往往还要接待宾客，有时也举行较为简单的仪式，如向祖宗报告、祈祷等。

在交际、吉庆、休闲等活动中从事的剧种有北杂剧、海盐腔、弋阳腔、昆曲、秦腔和皮黄戏等，但以昆曲为首。对此，学界已有定论。至于祭祀、“四礼”和禁约等演出，居首的也同样是昆曲。山西蒲县柏山东岳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用垂永久》碑云：“土戏亵神，谋献苏腔。”^[1]“苏腔”，指昆曲。连山西的士民都认为土戏不够资格敬神，更不用说在昆曲的大本营。《(武进)段庄钱氏族谱》卷一二《坟墓志》立于光绪三年(1877)的“禁约”载，“禁锄劚刍草，攀折树木”，“禁纵放牛羊，践伤坟树”，“犯者不论异姓本姓，俱罚六苏唱戏”。“苏唱戏”，即昆曲。《余姚孙境宗谱》卷四《宗事记》云：“清明、冬至两祭演戏改议，不拘昆调或用乱弹”。但“用乱弹班者，不给戏钱，即将十千戏钱现缴归公，付殷实家出息，以备公用；其有虽系昆调，而陋劣不堪及初习小班，公议给费外，余钱仍贮公家”。在晚清、民国，昆曲已经衰落，段氏仍选择昆曲，孙氏原则上允许演出乱弹戏，却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知祭祀演出应以昆曲为主。另，《(光绪)诸暨县志》卷一七《风俗志》云：“(正月)瑰宝古玩，灯海灯山，昆曲越腔，则以汤村为最”。《(民国)定海县志》“民间文艺”云：“邑中无戏班，皆来自甬郡。……戏班有昆班、徽班、绍兴班、台州班之别。”^[2]《(民国)遂安县志》“民间文艺”云：“演剧，多在乡村祠庙间，戏班有本地班、兰溪班、昆腔班、徽班。”^[3]这两部县志分别编纂于民国十三年(1924)与四年(1915)，可见，直到民国早期，昆班在浙江各地仍然较为活跃。总之，昆曲是江南望族从事戏曲活动的首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