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族不仅资财丰饶，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还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能迅速扩大影响，有效地开展各项活动。更重要的是，望族多具有投身地方建设的强劲动力，原因有二：其一是出于责任感和乡土观念；其二是试图通过参与、主导地方事务而施加影响，巩固并提升家族的地位。又由于望族多重视文教，建有藏书楼，收藏大量典籍，文化活动丰富而频繁，族人多具有很高的文化修素和多方面的才华，在某些领域独树一帜，因此，望族不仅积极发起、参加修路、建桥一类的基础建设，赈灾、济贫一类的慈善事业，还往往热衷于地方的文化建设。

第一，灵魂和鬼神崇拜是古代中国人观念世界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祭祀活动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方之表率，望族多乐于主持或参与当地的祭祀活动，试以山阴为例说明之。山阴阳川孙氏从清康熙到道光年间，孙氏先后成立十一个家族祭会，分别于土谷神、土谷神夫人、送子观音、文昌帝、武帝、魁星等神祇的诞辰，在当地的嘉龙庙演戏致祭演戏。孙氏曾专门设有社田五亩，用于嘉龙庙的社神祭祀，后“因赎佃地阙费，借卖”。“乾隆七年议定，本庙正月初五日，庆戏一台，由宗祠公项内支给”。^[53]山阴下方桥的社神祭祀，一直由陈氏的十房轮值，“每以十月为出社之期”。“届期值社者，备船一只，用鼓乐旗伞迎回供奉，每次祭费，照定额向掌事支取”。^[54]山阴白洋五龙庙、兆嘉庙的年规戏分别定在三月初六日与八月二十八日，向由朱氏负责，“限五日之内，不得逾期，以昭诚敬”。^[55]《(山阴)北渡孙氏宗谱》卷二一云：“报赛乃事神之礼，亦风俗所不废者也”。“每于中秋前三日，应祀人等各具牲醴鼓乐，尊长率子弟诣庙祭拜”。“又元旦次一日，应祀人等备牲醴鼓乐于庙，迎境主与龙神，后先演剧于祠，此礼以义起者也”。可知，以上诸族皆将报赛事神视为大事，将有关事项写进家谱，非常重视。而且，他们不仅参加、主持当地的祭祀活动，还承担资费。

除了山阴，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光绪)诸暨县志》卷一七《风俗志》“九月十五日”条载，枫桥杨神庙每岁九月十五至十七日，赛会三日，名曰台阁。自骆氏兄弟先行、中行主持赛会，扮台阁的方式、形式和内容都为之一变，此后便成了定例。案，先行、中行兄弟为骆问礼之子。骆问礼，字子本，号缵亭，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湖广副使等职，筑万一楼藏书，著有《续羊枣集》和《万一楼集》等。《(上虞)驿亭李氏宗谱》卷二“轮值社戏”云：“每年灯节社戏，向支公款。”《(诸暨)钟氏族谱》卷六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房长兆昌撰写的《城隍庙檀越奎公记》载：

迨元宵前二日，叔奎公裔孙与陈郦两姓，悬大灯三座，我姓居中，彼两姓左之、右之，各相辉映，坐庙家待以酒果三席，我席亦设于中。六月廿九日，为城隍神上任之日，演戏一台。备具牲醴，礼神饮福。叔奎公裔孙两房，轮司其事。置有产业，另立簿据。自明迄今，不敢阙如也。自明以来，钟氏为城隍庙专门置有产业，还立有簿据。每到祭期，便准备牲醴，演戏奉神，从不敢怠慢。《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编》卷一七“社庙”载：“咸祥庙分堡八：曰朱广俊、朱敬、朱家诗、沙龚郑、朱元祥、王孟贤、朱陈鲍、蔡观，莫知其所自。……演戏祭神，八堡轮流，周而复始”。祀奉咸祥庙的八堡中，朱氏占了四堡，另有一堡则朱氏与陈鲍二氏共同主持，可见朱氏所起的作用最大。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充分说明了望族在当地的祭祀活动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第二，望族有志于兴资办学。明余姚泗门谢氏是显宦辈出的巨族，状元出身的谢迁曾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其子谢丕探花及第，授编修。正德年间，谢迁父子家居，喜奖掖后进。谢丕在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东山、丛桂两座书院，培养了吕本、邹询、胡安、徐九皋等俊彦；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员外郎顾宪成因故罢归，其弟顾允成、同里高攀龙也离职回乡，相与切磋学问。万历二十五年(1597)，顾氏兄弟建造同人堂与士子们讲习学问，同人堂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氏兄弟又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倡议捐款，重建东林书院，并在东林书院讲学。在讲习之余，间或直陈时弊，品评人物，引起朝野关注。当时海内学者多以东林为楷模，影响极大。高攀龙侄高世泰在书院被毁后又重建部分建筑，并在书院讲学三十余年。《(光绪)浦江县志》卷四载，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浦江有“江南第一家”美誉的郑氏出资重建了东明书院。该书院由郑氏先人郑德璋初创于元末，原为郑氏子孙读书之所，明天顺年间毁于火灾。宋濂、方孝孺曾先后任教、求学于此，宋濂撰有《东明山精舍壁记》。乾隆二十九年(1764)，浦江张氏在县令何子祥的支持下，将其先祖张孟兼和从兄弟拱辰的读书室扩建成白石书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进青山门张谷西和赵升朝剏建青山书院，赵升朝侄敬业撰《青山书院记》，弘扬其事迹。咸丰年间，书院为兵乱所毁。光绪十一年(1885)，张、赵两族后人合力复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书院归赵氏管理，赵荫撰《赵氏重复接收青山书院志》，以纪其事。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赵氏的鼎常、英甫等人还在为维持书院而呕心沥血。^[56]据《(归安)菱湖王氏支谱》“书院”类，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嘉懋从祖帖枚公、从兄星府公与同里卞勋斌设龙湖书院。可见，除了开设供本族子弟读书的家塾、族学，江南望族还创办书院，为同里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三，在撰写、编纂与整理地方文献的活动中，望族是主力军。明清两代，修志之风比较盛行，有私修与官修之分，参与其事的主要是各地热心公益的士绅，多出自望族。明正德年间，吴县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后，致力于地方文献著述，主持纂修《(正德)姑苏志》和《(弘治)震泽编》；明嘉靖年间，吴县杨循吉编成首部吴县志，取名《吴邑志》；明万历年间，嘉定人张应武、无锡秦梁和秦柄等各自纂修本县县志；山阴张天复、张元忭父子相继纂修了《山阴志》和《绍兴府志》《会稽县志》；湖州董斯张长期注意搜集乡土掌故、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等，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增补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完成六卷，天启四年(1624)续作，又得同郡闵元衢兄弟相助，编成《吴兴备志》。明崇祯六年(1633)，张采应知州刘士斗召请，纂修《太仓州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宝应乔载繇等主持重修本县县志；清道光年间，无锡秦梁氏后人秦瀛增修《无锡金匮县志》，延请“吴江张君士元、元和顾君曾襄编纂之役，书未成，而两君散去，余以一人汇而辑之。从弟大光与司参校，凡数易稿而后成”。光绪年间，秦瀛之子秦缃业主持重修该志，秦氏参与其事的还有秦赓彤、秦臻、秦宝玑等，当地蒋、杨、秦、顾、华、邹、薛等望族也均有一个甚至多个成员参与编纂，有的还捐助资金。秦缃业本人亲力亲为，付出最多。^[57]

不少望族子弟致力于记录地方风土人情，或是编选当地古今文士的诗文总集，展现地方文学创作成果。如，明末长洲文震孟写《姑苏名贤小纪》；明末昆山张大复有《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天启年间，松江府何三畏有《云间志略》；明清之际吴江潘柽章编选《松陵文献》，为当地文士立传；清代平湖沈季友、胡昌基编辑的《檇李诗系》及续集，共收集从古至清近四千嘉兴诗人作品；清初鄞县胡文学编《甬上耆旧诗》，收宁波一带自越国文种到明季诸家诗三千余首，作者四百三十余人；上元朱绪曾历时三十年汇辑南京一带周秦至清代一千余人的诗作，编成《金陵诗征》九十二卷；乾隆年间，如皋汪之珩搜选当地古今诗人的作品，编成《东皋诗存》四十八卷、《东皋诗余》四卷。冒氏的冒念祖、冒训、冒椿、冒国柱、冒重华等，江氏的江大锐、江大键等，胡氏的胡之本、胡之祁等，一批望族子弟参与了该籍的编订和校阅。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充分说明以下两点：(1)在地域文化的建构中，望族身体力行，做出了比较重大的贡献；(2)通过主导或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望族表现了对地域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尊重。

第四，望族努力从事的家学往往是当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文学方面，在常熟，虞山诗派的骨干是钱氏家族的钱谦益、钱谦贞、钱曾、钱锦城、钱陆灿与冯氏家族的冯舒与冯班兄弟等，留下了《初学集》《有学集》《交芦集》《判春集》《调运斋诗文随刻》《空居集》《钝吟集》和《钝吟诗文稿》诸集；在松江，云间派为明末清初重要的文学流派，诗、文、词兼备，陈子龙是核心，宋征舆及其兄弟宋存标、宋征璧和子侄宋思玉等也都是重要人物，著有《林屋文稿》《林屋诗稿》《抱真堂诗稿》《三秋词》《秋士香词》和《棣华集》等；在太仓，清康熙年间涌现十位诗人，吴伟业颇为称许，辑《太仓十子诗选》。这十位诗人中，王昊、王曜升兄弟出自琅玡王氏，是王世懋的曾孙，而王揆、王撰、王抃和王摅等人出自太原王氏，是王锡爵的曾孙。明代嘉隆年间，王世贞与李攀龙同倡文学复古运动，成为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在李攀龙去世后执掌文坛二十年。万历年间，他从南京刑部尚书一职致仕后，居太仓弇园，八方文士来访，都不同程度受到他的影响，他成为当地文化界的一张名片。在他之后，吴伟业崛起于明末诗坛，开创娄东诗派，在当时名闻遐迩，与虞山派、云间诗派鼎足而三，声名卓著。“太仓十子”继承明王世贞“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视为娄东诗派的骨干；在长洲，文氏一门鹡鸰联翩，艺文兼擅，文徵明、文彭、文嘉、文肇祉、文元发、文震孟和文震亨等皆名重一时，留下《甫田集》《博士诗》《和州诗》《香草诗选》《仪老园记》《金门录》和《文生小草》等；在海宁，查继佐、查慎行、查嗣琛及其兄弟子侄组成了遐迩闻名的两个查氏诗人群。清同治年间，查氏历时6年收集、整理明成化以来十五代人的诗歌作品，编成《海昌查氏诗钞》，共辑录240多位族人的3500多首诗作。清初诗坛，较有影响的海宁诗派便以查氏诸诗人为中坚；在宜兴，阳羡词派为清初词的中兴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岱和陈维岳四兄弟便是词派的重要力量，留下了《迦陵词》《湖海楼诗集》《朱陈村词》《亦山草堂词》《石阊词》和《红盐词》等；在阳羡词派后，张惠言和他的亲族们，如张琦、张成孙、张曜孙，及其外甥董士锡和士锡子董毅等，共同参与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的开创；在吴县，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袁褧及其兄表、弟褒与袠及从弟衮、裘诗文与书画兼擅，时称“袁氏六俊”，其后裔袁尊尼、袁献可、袁梦苏、袁梦鲤、袁于令、袁堪、袁坊等亦骈萼联珠，享一时之才名，著有《金声玉振集》《田舍集》《胥台集》《江南春集》《袁礼部集》《剑啸阁传奇》等；在吴江，“擅诗文者固多，而莫盛于叶氏”。^[58]叶氏培养了包括叶绍袁、叶绍颙和叶燮在内的数十位诗人，为人瞩目。与叶氏世代联姻的沈氏也是风流奕叶，代有著述，沈璟、沈瓒、沈自晋和沈自征是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沈、叶两家都涌现了一批女诗人，如沈宜修、沈大荣、沈蕙端、沈树荣、叶小纨、叶小鸾等。叶氏和沈氏曾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有李真瑜的《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的《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和叶静平的《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等。上文述及明清太仓的两个王氏家族及吴氏家族，常熟钱氏和冯氏，吴江叶氏和沈氏，常州张氏，海宁查氏，宜兴陈氏等，都以诗文或词曲为家学，对当地、当时文学的影响都比较显著。

在书画方面，长洲的沈氏与文氏，太仓的琅玡王氏和太原王氏，华亭的孙氏、沈氏、张氏、顾氏、董氏和莫氏，上海的陆氏，嘉定的李氏，常州的恽氏等，都以书画为家学，培养了沈周、文徵明、文彭、文嘉、文震亨、王鉴、王时敏与王原祁祖孙、孙克弘、沈度、张弼、顾正谊、董其昌、莫是龙、李流芳等名重一时的书画家，分别为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四王画派和常州画派的开创者和巨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家族往往书画与诗文兼擅，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华，长洲文氏、太仓二王都是典型的代表。

学术方面，望族在经史、金石、方舆、文献和小学等方面也多有建树。在绍兴余姚，孙家境孙氏累世研究《易》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明代孙氏16名进士中，13人以《易》经金榜题名；孙燧的门人以《易》经进士及第的多达10人。凭借《易》学考取举人的孙氏子弟更是数量可观；黄宗羲、宗炎和宗会三兄弟及宗羲子百家在经、史等方面都成就卓著，黄宗羲还开创了浙东学派；邵曾可、邵贞显、邵廷采祖孙三人都是文献学家；在宁波鄞县，万氏是浙东学派的重镇，祖孙三代十余人在文学、经学和史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祖父万泰于明崇祯九年(1636)举乡试，擅诗，通史，和黄宗羲过从甚密，有《续骚堂集》《寒松斋集》等。泰生八子，为万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和斯同，人称“万氏八龙”。季子万斯同成就最高，曾师从黄宗羲，著有《明史》《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和《儒林宗派》等；万斯大和万斯祯都是经学家，万斯大也曾师从黄宗羲，并创办讲经会。万斯大之子万经和万斯年之子万言亦能继承祖上之学，万经通《礼记》，与万言合著《明鉴举要》。万言与修《明史》，有《崇祯长编》等著作；在嘉定，乾隆时期涌现了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嘉定九钱”，钱大昕胞弟钱大昭，钱大昭的三个儿子钱东垣、钱铎、钱侗，族子钱塘、钱坫等精研经史、金石与小学，俱有造诣；在吴县，自明末至清乾隆年间，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和惠栋祖孙四代研习经学，尤精于《易》《诗》《春秋》《左传》等，名动海内；在高邮，王安国、念孙、引之祖孙三代都精通音韵、训诂之学，都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可见，江南望族是支撑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五，不少望族借助丰富的藏书从事文献的校勘与出版。望族的刻书包括私刻和坊刻，坊刻是一种商业活动，而私人刻书则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典籍化身千万，流传于世。清乾嘉年间常熟的藏书家和出版家张海鹏道出了多数私人刻书家的心声，他指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59]很显然，晚清张之洞“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刻书理念与之一脉相承。^[60]可见，私家刻书的核心在于传承文化，嘉惠后学。

据江澄波《江苏刻书》，明代仅松江府曾从事私刻的就有53家，苏州、常州和江宁三府更多，不少家族父子、兄弟、祖孙等多人参与其事，乐此不疲，影响较大的出版世家有常熟的毛氏、长洲的顾氏，吴县的袁氏与黄氏，宁波的范氏，无锡的华氏、安氏、邹氏、秦氏，常州的庄氏和杨氏，宜兴的陈氏和储氏，长兴的臧氏，归安的茅氏，乌程的凌氏与闵氏等。王桂平在《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中通过搜索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地各大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统计出清代江南藏书家所刻典籍两三千种，再加上明代的私家刻书和明清两代望族从事坊刻的刻书数目，其总数是非常惊人的。这些刻书家刊刻了一批罕见的珍本古籍，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精心选择和刊刻的稀缺典籍就至少30种以上，可谓是价值连城；他们还刊行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如杭州胡文焕编辑、刊刻了《格致丛书》《百家名书》《胡氏粹编》和《群音类选》等；常熟汲古阁的毛晋或亲力亲为，或延请名士校勘，历时四十年，先后刊印《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和《津逮秘书》等；原籍歙县，先迁杭州，后定居桐乡乌镇的鲍廷博、士恭父子于清乾嘉间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包括30集，208种典籍；另外，丛书比较大型的还有常熟顾湘的《小石山房丛书》、张海鹏的《借月山房汇钞》、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丛书》；镇洋毕沅的《经训堂丛书》；武进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仁和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葛元煦的《啸园丛书》；海宁吴骞的《拜经楼丛书》；镇海张寿荣《花雨楼丛钞》；长洲蒋凤藻的《铁华馆丛书》与《心矩斋丛书》、顾沅的《赐砚堂丛书》、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常州盛宣怀的《常州先哲遗书》；武进董康的《诵芬室丛刊》等。这些典籍一般校勘精细，装帧精美，质量比较高。常熟毛晋刊刻的《乐府诗集》、长洲顾嗣立编撰刊刻的《昌黎先生诗集注》《温飞卿集笺注》和《秀野草堂诗集》等；吴江朱鹤龄自己辑注并刊行的《杜工部集辑注》和《李义山诗集笺注》等；常熟归起先刻印的《震川先生集》、徐奋鹏《诗经解注》和陆化熙《诗通》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总之，望族致力于典籍的整理和刊刻，对文化的流播和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见，在地域文化活动中，望族往往最为活跃、丰富，有创造力，而且站在前列，成为一方的表率。对于望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垂范作用，前人已有明确的认识。吴伟业在《顾母施太恭人七十序》所云：“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61]张海珊《聚民论》亦云：“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62]可见，“故家大族实有与国相维持者，系风俗世道之隆污，所不可不重也”。^[63]罗时进教授曾指出明清江南是相当典型的“文化型社会”，在他看来，“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为普遍表现、以图书为人文支点、以兴学为基础力量、以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南方文明的极致形态，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64]据上文的阐述看来，罗时进教授的观点是可以信服的。而这个文化型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望族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以宗法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社会生产、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江南望族的兴盛。数量繁多的江南望族既是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既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保护、弘扬文化的自觉意识，又具备创造、传承文化的雄厚实力，而且积极致力于家族与地域的文化建设，培育出丰厚的文化。这种文化仍然以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为底色，汇政治、伦理、宗教等因素于一体，重农，重文，重人伦，重群体，重教化，重礼仪，重和合，强调道德，尤其是忠孝节义，崇拜权力，家族本位、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业文化及其催生的城市文化都获得长足的进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赋予江南望族文化更丰富、绚丽的色彩。轻商、尚俭、御欲的传统观念日渐淡化，个体意识复苏并不断滋长，对货、利、声、色、情等的正常欲望得到较大程度的理解和肯定，生命个体的主体性比前代有明显的加强等。这种广纳百川的多元文化具有相当强大的生产力，是高雅艺术赖以发展、繁荣的土壤。

【注释】

[1]清雍正四年(1726)，朝廷开始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施行族正制，实现了族权与政权的直接结合，因为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故不予讨论。

[2]参考江澄波等：《江苏刻书》之《明代刻书》和《清代刻书》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参考苏简亚主编：《苏州文化概论——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第十八章《苏州的刻书和藏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

[4]〔明〕茅坤：《茅鹿门文集》卷二《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明万历刻本。

[5]〔清〕汤斌：《汤子遗书》卷九《严禁奢靡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安顿穷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页。

[7]严迪昌《“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一文中分析了吴中士人“市隐”心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和望族文化的关系，时有创见，笔者颇受启发。不过，吴中士人“市隐”心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中分析的隐逸传统和明初朱元璋的严酷统治之外，晚明的个性解放、禅学兴盛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见《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

[8]〔明〕王鳌：《震泽先生集》卷二二《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吴公神道碑》，《王鳌集》，吴建华点校，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联合出版，第310页。

[9]〔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10]〔清〕钱谦益：同上书，丁集上，第399页。

[11]〔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一“周祚”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1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1页。

[13]〔清〕钱谦益：同上书，丁集下，第581页。

[14]同上，第584页。

[15]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1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7]〔清〕陈同、谈则、钱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8]《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1998年版，第293页。

[19]陈去病：《笠泽词征》卷二二，国学保存会1914年铅印本。

[20]〔明〕沈自南：《鞠通乐府·序》，〔明〕沈自晋：《沈自晋集》卷二，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9页。

[21]〔明〕沈自晋：《沈自晋集》卷四，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8页。

[22]〔明〕沈自晋：《沈氏家谱·传记》“冽泉公传”条，《沈自晋集》卷四，张树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页。

[23]〔清〕战效曾：《(乾隆)海宁州志》卷一二“查开”条，清乾隆修道光重刊本。

[24]薛凤昌：《邃汉斋文存》卷三《吴江叶氏诗录·序》，稿本。

[25]〔清〕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〇《胡秉虔传》，〔清〕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第四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576页。(www.daowen.com)

[26]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27]〔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六《传经堂记》，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28]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页。

[29]〔明〕李鹗翀编：《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卷末缪荃孙《李如一传》，《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

[30]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2页。

[31]同上，卷六，第344页。

[32]〔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说文解字补义十二卷”，清光绪十三年(1887)吴县灵芬阁集字版校印本。

[33]〔清〕孙衣言：《玉海楼藏书记》，《逊学斋文钞》续钞卷三，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增修本。

[3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35]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第二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

[36]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十一章《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北京)1980年第1版，第131页。

[38]〔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二，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

[39]〔清〕裴大中等：《(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七，清光绪七年(1881)刊本。

[40]秦松龄，字汉石，又字次椒，号留仙，又号对岩，晚号苍岘山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

[41]〔清〕张潮：《虞初新志》卷四，上海书店1986年版。

[42]李玉栓：《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的诗社》，《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

[43]伍光辉：《龙膺参与晚明结社活动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44]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第二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

[45]冒广生(鹤亭)：《云郎小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958页。

[46]〔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4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上，“屠仪部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

[48]《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49]徐世昌：《将吏法言》卷五，民国八年(1919)静远堂排印本。

[50]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三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70页。

[51]《辞源》“乡饮耆宾”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95页。

[5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4页。

[53]〔清〕孙循诚增修：《(山阴)阳川孙氏宗谱》卷二七《社庙录》、卷二六《祠墓录》，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54]陈星衍：《(山阴)下方桥陈氏宗谱》卷一八《典礼》，民国十五年(1926)木活字本。

[55]〔清〕朱增等纂：《(山阴)白洋朱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木活字本。

[56]赵□纂修：《武进青山门赵氏支谱》卷六，民国十七年(1928)刻本。

[57]〔清〕裴大中等：《(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首秦缃业序、秦瀛序，光绪七年(1881)刻本。

[58]〔明〕叶绍袁原编，冀勤辑校：《午梦堂集》沈德潜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94页。

[59]〔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四《朝仪大夫张君行状》，清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60]〔清〕张之洞：《劝刻书说》，《书目问答》二“别录”，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版，第78页。

[61]〔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三八，李学颖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

[62]〔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五八，清光绪十二年(1886)思补楼重校本。

[63]〔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华亭蔡氏新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64]罗时进：《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