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望族的主体是官僚和士绅，他们有权有势，财力雄厚，名望高，文化底蕴深厚，人脉资源丰富，具有足够的行动力和号召力，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与学术等领域都占据优势地位。

望族科举得第者众多，有的正在朝为官，势力如日中天，他们的祖辈、父母和妻子也得到朝廷的封赠，地位尊荣；有的因侍养双亲、丁忧守制或老病等原因回乡家居，但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申少师时行》云：“少师七十，福清叶少师为文称寿，以为天之幸人。”申时行致仕十余年后，同为内阁重臣的叶向高特意撰文祝贺，颇为敬重。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载，崇祯初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钱龙锡罢归后，“地方官长尊礼如故，相国之体，犹未全失也”。据梧子《笔梦叙》云：“(钱岱)集顺堂右为山满楼，侍御门人为浙盐司，遣干仆建此楼，为老师寿。其纪纲之仆，身极短，粥粥若无能，而指挥工匠，三月而成。其高数仞，深广称是。后盐司来谒侍御，设宴此楼。适优人装兀术战败时跳跌状，撼摊席上高果。盐司赧甚，恐老师之不足于中也，立命更造。”钱岱四十四岁时疏请终养，优游林下数十年。从唯恐不够周到的态度来看，离职后的钱岱仍然在门生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缙绅田园之盛”云：“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官员致仕后，其门生、手下仍尽心尽力为其打理产业，说明其尊荣地位并没有受损。身处江湖之远，仍炙手可热，一呼百应，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编织的关系网络依然存在，其亲戚、同年、同僚或门生还在当政，占有各种社会资源。有的虽有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等功名，但因为各种原因尚未出仕，他们也处于社会中上层，颇受时人与官府的尊重。清世宗颁行的《州县事宜》云：“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绅士与州县，既不若与农工商贾势分悬殊，不敢往来；而州县与绅士，亦不若院、道、司、府体统尊严，不轻晋接。”^[49]可见，士绅与州县地方官的地位几乎是接近的。

这些官僚和士绅使得他们的家族也颇受朝廷的关注和优待。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各六次南巡，曾巡视扬州、镇江、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海宁等地，所到之处，都召见当地名流，赐予官职、御书匾额、金银、笔墨和貂裘等。在常州，曾八次召试庄氏子弟，钦取录用，赐以功名，授以官职，恩赏内缎荷包。在苏州，曾召见尤侗、顾嗣立、翁叔元、缪曰藻、顾汧、王原祁、慕琛和徐树谷等人，誉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赏赐彭孙遹、尤侗和盛苻升御书匾额，还赞尤侗为老名士。在扬州宝应县，曾召见乔莱，并欣赏他家伶演出《耆英会》，当场赏赐主演管六郎银项圈一只，乔莱家乐因此荣膺“赐金班”的美名。乔莱后人视之为无上的荣耀，乔载繇于道光十年(1830)作《题词》诗云：“新词谱出绕梁音，消得君王便赐金”。自注云：“圣祖南巡，公以家伶供奉，蒙赐银项圈一，因名其部曰‘赐金班’。”乔氏后人倍感荣幸和得意的心理跃然纸上。^[50]

和朝廷相比，地方政府给予望族的优待更多，两者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他们拥有赋税优免权和司法特权等，涉案时可由他人代理，如若犯案，须革去功名方可拘捕提审等；新任地方官下车伊始，一般都要备上礼物，造访当地望族。各节庆、婚诞、丧事，甚至在平时，地方官也常常亲自，或派使者登门问候、致贺或吊唁。《虞阳说苑》乙编《虞书》云：“陈庄靖公瓒，喜串戏。致政归，一日，正素服角带串《十朋祭江》，而按台来拜，即往出迎。按台为公门人，疑公或有期功之戚，恐失礼，遍访无之。后知其故，为之一笑。”案，按台，指的是按察使，主管省级刑狱、科考、治安方面的官员，清代俗称臬台或臬司。陈瓒，字廷祼，号雨亭，常熟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按察使登门造访时小心谨慎，细心观察，唯恐有所闪失，恐怕不仅仅因为陈瓒是他的恩师。陈瓒从刑部左侍郎一职致仕，其社会关系广泛，仍掌握着各种资源，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永嘉英桥里王氏为官宦世家，王澈由举人官至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其弟王激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其子王叔果和叔杲、孙王光蕴于嘉靖年间相继登进士，皆在朝为官。《王叔果集》卷一五《家传》云：“府君以齿德尊，屏迹乡里。部使者、监司诸大夫先后造访，声焰熏灼，而府君谦谦辞谢，如无位人。”屏迹僻壤仍有官员殷勤问候，主要是因为其子孙的官位和权势。(www.daowen.com)

除了礼节性的拜访，官员还在各类地方事务中给予望族诸多的照顾和礼遇。如，明嘉靖、隆庆以后，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肆兼并土地的官僚地主就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纵容和支持。曾任内阁首辅大臣的徐阶及其家人在松江府占有良田六万亩，明隆庆三年(1569)，海瑞任应天巡抚，到松江查勘，强令徐氏退田还民，不久即遭到弹劾，被罢官，赋闲十六年。当时，徐阶已致仕还乡，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再如，明清推行乡饮宾制度。乡饮宾始自先秦，是乡礼的一种，旨在申明朝廷法令，推行地方教化，和睦乡里，“每岁由各州县遴访年高有声望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礼部)，称为乡饮耆宾”。^[51]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各州县衙门在当地学宫内大办酒宴。地方最高长官率僚属提前到门外迎候，对乡饮耆宾行三揖三让礼，迎入学宫，再行拜礼后方入座。司仪举酒致辞，长官轮番敬酒。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执事者的态度始终非常恭敬。可以说，乡饮宾酒礼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举行的表彰方式。地方官推荐的乡饮宾不少来自望族，能选上乡饮耆宾成为一种难得的荣耀。

在特权社会，伴随权势与财富的往往是话语权。作为一方举足轻重的力量，望族大多热衷于参与或干预地方政务，通过积极发起、主持或协助地方公益善举、文化教育和地方公共工程，发挥地方官无法起到的作用，从而与各级官府和地方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巩固并提升本家族的地位。首先，明代基层社会推行保甲乡约制度，家庭、邻里互相连属，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同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担任甲长、保长和约正的，往往是望族中有势力和威望的士绅，因此，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地方事务中，望族往往都能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士绅多能热心建言，并受到地方官的礼遇、尊重。据梧子《笔梦叙》云：“时郡丞杨借防江名，驿骚乡里，道经彭城宅，欲暂避雨。吏役见一老翁仓卒在场收麦，以苍头呼之。俄而肃冠带出迎，则前收麦者。语郡丞曰：‘明府此来何为?’曰：‘盐盗出入，特亲稽察耳’。翁厉声曰：‘盗于何有?此地实宁静，何为数来，使数十里小民不胜扰?’郡丞惭焉，即为返旆，并勖汛卒戒勿生事。”文中的老翁，即钱岱之父钱龙桥。他以乡绅的身份指责郡丞滋事扰民，有理有据，郡丞感到惭愧，马上改正。明崇祯年间，太仓“二张”，即复社领袖张溥和张采，因为博学多才，志行高洁，抱负远大而受到知州刘士斗的推崇。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明崇祯六年(1633)秋，太仓风灾严重，米价上涨，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百姓生计艰难。知州刘士斗与张溥、张采共谋救荒之策。张采提出军储说，欲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刘士斗深以为然，申文上司。明崇祯十四年(1641)，太仓发生旱灾和蝗灾，张采请于州四门设粥厂，救人无数；又立乡约与保甲法，维护一方之平安。时任知州钱肃乐很倚重他，对他言听计从。《锡金识小录》卷七《稽逸四》载有助赈名单，记录了明代灾荒之年，无锡官府组织当地望族赈灾，无锡的三巨室邹氏、钱氏和华氏都助米捐银资，贡献不小。类似的例子不计其数，说明了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阐述清代地方政府的特点时就十分强调士绅的作用，他说：“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52]士绅阶层是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地方政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庞大的士绅阶层背后，是数量巨大的望族。通过士绅阶层，望族和地方政府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合作互利的关系，在当地影响巨大。